重大歷史題材電視劇《江海潮生》看片會舉辦：如何讓一代實業家張謇走出歷史課本

7月16日上午，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大放映廳，重大歷史題材電視劇《江海潮生》召開看片會。

這個籌備多年的項目，早先叫過《大生》，后來改為《張謇》，臨近播出時定名《江海潮生》。三個名字，分別指向一座工廠、一個人和一個時代。劇名越改越大，也把這部劇真正的難題暴露了出來：張謇的經歷足夠宏闊，但他在大眾文化中的知名度，遠沒有他的歷史分量那么高。要讓觀眾走進那段江海激蕩的歷史，得先讓他們愿意認識這個名字。

這部由王偉民執導、張強編劇，何冰、楊立新等主演的重大歷史題材劇，前后籌備創作約七年，2024年又在橫店、湖州、無錫、南通四地拍攝百日。按看片會現場披露，劇集擬于7月21日與全國觀眾見面。

沒有到場的何冰，在視頻中說，一年多前接到這個角色時，第一反應是“驚訝”——他竟然不知道，一百多年前的南通有過這樣一個人。這句近乎自曝“孤陋寡聞”，卻比許多評價都更準確地說出了《江海潮生》的創作起點。

在南通，張謇仍是活在地方日常中的人物。主創說，出租車司機能隨口講出他的故事，高考前還有學生到他的紀念地獻花；離開南通，他卻常常只剩下歷史課本邊緣的一個名字。長期研究張謇的張新科也回憶，34年前他在德國電視上第一次看到相關紀錄片時，起初還以為講的是出使西域的張騫。

于是，《江海潮生》面對的并不只是“如何拍好一位先賢”。它還得填補一段斷裂的公眾記憶。

拍張謇，麻煩在于他“什么都是”

張謇的履歷，看上去像把幾個人的人生疊在了一個人身上。

1894年，41歲的張謇考中狀元，走到傳統讀書人能夠抵達的最高處。緊接著，甲午戰敗、國勢傾頹，他放棄原本順理成章的仕途，回鄉籌辦大生紗廠。此后，他又把事業伸向墾牧、航運、金融、水利、教育、醫療、慈善和城市建設。實業家、教育家、政治活動家、慈善家、城市規劃者，任何一個身份單獨拿出來都足以拍一部傳記。

材料太多，評價又太高，反而容易把人物壓扁。每一個標簽都成立，疊在一起便可能只剩下一尊沒有縫隙的塑像。觀眾知道他會成功，知道每一次選擇最終都會被證明正確，戲也就失去了最要緊的東西：猶疑、代價和失敗的可能。

導演王偉民把張謇概括為三個層面：士人、企業家、愛國者。劇集第一集從1894年切入，先寫中狀元，再寫辦團練。一個讀書人試圖以舊有方式救時局，碰壁之后才轉向實業。這個轉折的分量，遠比今天流行的“中年轉行”“狀元創業”要重。

在“仕農工商”的秩序里，狀元棄仕從商，并非換一份工作，而是主動離開最受尊崇的位置，進入長期被士大夫輕視的行業。他也不是突然有了商業興趣。真正改變他的，是一個殘酷判斷：靠奏章、清議乃至一支臨時拉起的團練，都不足以改變國家的貧弱；救亡必須落實到機器、資本、技術、人才和制度上。

如果只把這段經歷講成“大器晚成的創業傳奇”，張謇反而被講小了。他的價值不在于證明“四十歲以后也能逆襲”，而在于一個接受了完整傳統教育的人，如何在舊秩序的最高處看見舊辦法的限度，又怎樣逼著自己學習一套陌生的新規則。

這也解釋了《江海潮生》為何磨了七年，劇本數易其稿。張謇身處清末民初的政治漩渦，同維新派、立憲派、革命黨和北洋政權都有復雜交集。他不是一條直線走到底的人物，他的政治選擇有轉折，事業也有盛衰。對重大歷史題材而言，考據只是第一道門檻。更難的是，既不犧牲歷史人物的復雜性，又要讓一部面向大眾播出的電視劇保持清晰、穩定的敘事。

“怎么賺錢、怎么花錢”

看片會上，導演王偉民說，衡量一位企業家，不僅要看他怎么賺錢，也要看他怎么花錢。這大概是理解張謇最簡潔的一把鑰匙。

“實業救國”很容易被寫成掛在墻上的四個字，賺錢和花錢卻天然帶著戲劇沖突。辦紗廠要籌股、購置機器、尋找原料、組織工人，還要在官股、商股和經營自主權之間周旋。工廠盈利后，股東當然要求合理回報；張謇則把自己的工資與部分紅利持續投入學校、道路、醫院、博物苑和慈善機構。理想不再停留在演說里，而是落進一筆筆賬目：錢從哪里來，應該投向哪里，誰愿意承擔風險，誰又會為公共事業買單。

大生紗廠采用股份制，沈敬夫等商人出資相助。楊立新飾演的沈敬夫，因此不只是陪襯式的“知己”，他代表著張謇必須面對的現實世界——沒有資本、伙伴和利益協調，再宏大的抱負也啟動不了。反過來，當張謇推動的實業、教育與公益體系越鋪越大，維系它的資金壓力和經營風險也隨之上升。張謇后期遭遇的事業危機，恰好說明個人意志再強，也無法獨自抵消市場波動、金融困境和時代失序。

這部分若能拍實，《江海潮生》就不會只是成功者回望來路的故事。籌資怎樣受挫，股東為何爭執，機器如何開起來，學校的經費又從哪里來，這些具體困難比“民族企業家的擔當”更能讓觀眾理解擔當究竟意味著什么。它從來不是一個輕松的道德姿態，而是拿真金白銀、個人聲望和后半生去承擔結果。

家庭線同樣重要。丁柳元飾演張謇的原配夫人徐端。關于徐端的公開史料不算豐富，丁柳元在看片會上提到，徐端去世時，張謇在日記中回望兩人的婚姻：“三十五年貧賤夫妻，無一日安詳。”這句話把宏大歷史撕開了一條很窄的口子。外界看見的是工廠、學校和一座漸次成形的城市，家人經歷的卻是長期奔波、疾病、離別，以及幾乎從未真正安穩的生活。

偉人敘事最容易漏掉的，正是這些成本。張謇建成了什么，史料已經寫得很清楚；電視劇能多做的一步，是讓觀眾看見這些成果如何從一個人的時間、家庭關系和一次次失敗里長出來。

從《張謇》到《江海潮生》

張謇留下的遺產，有一個罕見特點：它不是抽象的。

他創辦或參與創辦的企業、學校和公共文化機構，許多延續至今。1905年創辦的南通博物苑，被公認為中國人獨立創辦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館；圍繞大生紗廠形成的工業遺存，至今仍嵌在南通的城市肌理中。張謇不是在一座已經現代化的城市里辦了幾家企業，他以實業提供財力，以教育培養人才，再把交通、醫療、慈善和公共文化一點點補上，南通由此成為觀察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一塊樣本。

這也是劇名從《大生》、《張謇》改成《江海潮生》的道理。《大生》只落在一座紗廠，《張謇》聚焦一個人，《江海潮生》則試圖把個人放回江海交匯的地域和清末民初的時代潮汐里。長期研究張謇的張新科在看片會上用“興業、興教、興城、興世”概括其一生。只寫辦廠，確實容納不下這個人的全部抱負。

但新劇名也帶來一個現實問題：它有氣象、有文學性，卻沒有直接說出“張謇”。對于本就不熟悉這位人物的全國觀眾，四個字很容易被理解成一部泛地域、泛年代的歷史劇。劇名的野心大于人物現有的認知度，宣傳就得反過來做——先讓人知道張謇是誰，再讓人理解何謂“江海潮生”。

看片會現場反復提到“41歲中狀元”“狀元下海”“第一座公共博物館”等適合短視頻傳播的入口。這些當然好用，卻不能取代人物本身。若宣傳只剩下一組“古人也很卷”的新媒體標簽，觀眾或許記住了一個冷知識，卻未必理解張謇為什么重要。

張謇與今天真正相通的地方，沒有那么花哨。一個人在傳統意義上的成功到來之后，是否愿意離開確定性；企業賺到錢之后，怎樣處理利潤、責任與公共利益；當制度和資源都不完善時，個人能把一座城市推到多遠，又會在哪里撞上邊界。這些問題不需要強行“年輕化”，它們本來就是當代問題。

年輕人不排斥正劇，他們只是不愿被低估

看片會上，有個判斷很準確：今天的年輕觀眾并不天然拒絕歷史正劇，他們甚至會在彈幕里考據史實。真正稀缺的，是一部愿意把歷史過程講清楚，也相信觀眾能理解復雜性的作品。

這給《江海潮生》提出了比“拍得莊重”更高的要求。服化道準確、重大事件無誤，只能證明它通過了歷史常識的考試。人物為什么在那個關口作出那種選擇，他與同路人如何合作又如何沖突，他的判斷哪些被時代證明、哪些又受到局限，這些才決定觀眾會不會繼續看下去。

歷史正劇不必追著熱搜改口音，也不必把每場戲剪成一句等著傳播的金句。它需要做的，是把信息和情感放進具體行動里。觀眾看到張謇為一臺機器奔走、為一筆股款求人、為一所學校同股東爭執，自然會理解“實業救國”；如果人物只是不斷說出正確的話，再厚重的題材也會輕飄。

當然，一場看片會還不能替一部尚未完整播出的電視劇下結論。現場播放的是片花和第一集，雖然部分專家與張謇后人此前看過全片，但作品最終能否成立，仍要看中后段是否保留了人物的挫折、猶疑和局限，能否讓事業從高峰滑向危機時仍保持同樣的敘事耐心。贊譽只能說明創作方向獲得了認可，觀眾追不追得下去，靠的還是每一場戲。

今年是張謇逝世一百周年。《江海潮生》選擇在此時與觀眾見面，當然有紀念意味。但對張謇最好的紀念，不是再給他增加幾個崇高稱號。他已經不缺評價，缺的是被更廣泛、也更完整地看見。

在南通，張謇并未真正離去：工廠的機器還在轉，學校仍在招生，博物苑仍有人進出。電視劇若能讓這種地方記憶進入全國觀眾的公共記憶，至少補上了一個長期的認知缺口；如果它還能讓人重新理解，所謂企業家精神既關乎創造財富，也關乎財富最終流向何處，那么《江海潮生》講的就不只是一百年前的故事。

張謇不需要被重新塑成一尊更高的雕像。他需要從雕像上走下來，帶著他的雄心、算計、遲疑、失敗和不肯停手的那股勁，重新成為一個今天的人愿意認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