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39年3月初，羅榮桓和陳光率領115師師部和主力一部進入山東。羅榮桓很快發現，山東的局勢遠比他想象中復雜。
羅榮桓
當時山東縱隊已發展到數萬人，這是一支由全省各地起義武裝整合而成的隊伍，土生土長，熟悉地形，跟地方黨血肉相連，卻缺乏正規化訓練和統一的指揮。115師和山東縱隊都聽命于延安，但在山東地面上，誰統誰、怎么統、聽誰的命令打仗，從一開始就是一筆糊涂賬。
1939年4月13日，八路軍總部決定成立八路軍第一縱隊，徐向前為司令員，朱瑞為政治委員，統一指揮山東的部隊。同年秋，朱瑞接替郭洪濤出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并任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在組織序列上，朱瑞是山東黨政軍的最高負責人。
但問題在于：朱瑞是留蘇回來的政治工作專家、炮兵科班出身，長于理論和作報告，卻不曾統率過大兵團作戰；而真正打過硬仗、帶過主力野戰軍的羅榮桓，在分局領導排名中卻不在最高位。山東地區的軍事指揮權與政治領導權，就這樣錯開了。
朱瑞
1940年夏，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籌備“七大”。徐向前在山東的時候，還能憑借威望和經驗統一領導山東地區的部隊，但他走了以后，羅榮桓和朱瑞之間的矛盾馬上顯現了出來。
1940年9月至10月，115師在費縣桃峪村召開高級干部會議，山東分局的領導同志也出席了。會議主題是檢討115師入魯以來的工作，羅榮桓在會上主動檢討了115師師部存在的問題：紀律松弛、某些干部作風粗暴、對根據地政權建設的配合不夠緊密……
朱瑞卻在會上抓住115師部分干部槍殺俘虜的“南大頂事件”不放，對115師的紀律狀況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還說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評語：“工作除衛生外無甚進步，如要進步需要前面有人拽后面有人推。”
朱瑞
在朱瑞的主導下，會議形成了“倒羅”的氣氛。10月13日，八路軍總部也致電115師，對師領導提出嚴厲批評，一時間，羅榮桓的處境非常困難。
面對批評，羅榮桓決心自己承擔責任，10月14日，他致電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承認115師領導“無能已極為嚴重”，建議徐向前和朱瑞兼任115師的師長和政委，陳光任副師長，蕭華任政治部主任，自己則去學習或者到其他地區作部分工作。以嚴謹謹慎著稱的羅榮桓提出這樣的請求，說明他當時的工作確實遇到了嚴重困難。
同日，朱瑞在發給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電報中嚴厲地批評了115師，認為115師在整軍、建設根據地工作上處處落后松懈，還要求“陳、羅最好給予休養”。
黨中央面對山東領導班子的矛盾，及時地鼓勵了羅榮桓和陳光。10月18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發電給羅榮桓、陳光、蕭華，稱115師的總路線是正確的，鼓勵他們安心工作，目前羅榮桓不能離開山東。同日，八路軍總部也發來電報，聲明以前批評115師的電報作廢。
羅榮桓和家人
雖然有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耐心調解，但是山東根據地的統一領導問題解決起來還是難度很大。1942年2月4日，毛澤東給正要從華中返延安、途經山東的劉少奇發電：
朱、羅相互不滿，發生爭論為時已久，中央未予解決。朱的毛病在浮。你經山東時請加考察，予以解決。
4月10日，劉少奇到達沂蒙山區，他先后和朱瑞談了3天的話，接著又同羅榮桓、陳光談了一天一夜，然后同山東縱隊政委黎玉談了一天。劉少奇在了解了山東的情況后，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報告主要批評了朱瑞：
山東分局主要負責同志應對在執行中央政策、發動群眾、減租減息和鋤奸政策等方面負有領導不力的責任。
毛澤東和朱瑞
在劉少奇的耐心勸說下，山東班子的團結問題有了改善。1942年5月，朱瑞、陳光、羅榮桓、黎玉聯名致電中央做檢查，此后朱瑞逐漸退出軍事指揮一線。1943年3月，中央軍委正式任命羅榮桓為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15師代師長兼政委，他集山東地區黨政軍領導權于一身的一元化領導終于落定。同年9月，朱瑞奉調返回延安，后來籌建了延安炮兵學校——那才是他真正發揮專長的地方。
羅榮桓全面主持山東抗日根據地工作之后，扭轉了一度被動的抗戰局面，在以他為首的山東分局領導下，山東抗日根據地成為我們黨的一個完整的、重要的戰略基地。對羅榮桓在山東工作7年間的功績，毛澤東在1962年曾有過評價：“山東只換上一個羅榮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東的棋下活了，全國的棋也就活了。”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