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走進一個籠子”:以色列收緊對希伯倫的控制。通過接管規劃管轄權、單方面改動宗教場所并設立新的檢查關卡,以色列正在加快吞并希伯倫老城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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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以色列財政部長比撒列·斯莫特里赫出席了新建以色列定居點“多蘭”的落成儀式。該定居點建在希伯倫以南杜拉地區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斯莫特里赫在儀式上借機宣布了一項重大決定:1997年的《希伯倫議定書》已被取消。
這項議定書簽署于《奧斯陸協議》框架下,時間距離一名以色列裔美國定居者在希伯倫易卜拉欣清真寺槍殺29名巴勒斯坦人僅過去3年。議定書實際上將希伯倫一分為二:H1區占全市80%,由以色列軍隊移交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管理;H2區包括老城及周邊社區,仍由以色列軍隊控制。
關鍵在于,即便在H2區,由巴勒斯坦方面運營的希伯倫市政府仍保有有限的民事權力,包括規劃、建筑許可和基礎設施建設。斯莫特里赫的決定實際上取消了這部分權力,剝奪了市政府的規劃管轄權,其中包括對該市宗教圣地的權限,最突出的是易卜拉欣清真寺,并將其完全交由“民政管理局”控制。該機構是負責約旦河西岸被占領土民事政策的以色列軍方單位。
但僅這一舉措,就將對希伯倫產生深遠影響,其中一些后果已經在當地顯現。“過去,只要以色列計劃在希伯倫南部建設項目,我們都會正式收到通知,并有機會提出異議——這一程序通常需要大約2年時間。”希伯倫副市長、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前地方政府部長哈立德·卡瓦斯米說,“但最近,定居者在很短時間內就獲準給宗教學院加蓋一層,而且市政府事先沒有收到任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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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斯米所指的是,以色列官員批準為“沙韋希伯倫經學院”學生服務的一處定居者宿舍項目。該學院位于希伯倫市中心非法的“貝特羅馬諾”定居點內。目前,約有900名定居者居住在這座巴勒斯坦城市里,而這一宿舍項目將在舒哈拉拉街一棟商業建筑上加建2層。舒哈拉拉街是巴勒斯坦人前往希伯倫老城的主要通道。
卡瓦斯米補充說:“內塔尼亞胡和斯莫特里赫實際上正在推動這些地區的事實吞并,因為這些地方已經不再屬于我們的管轄范圍。”拆除現狀安排,對許多巴勒斯坦人來說,以色列接管希伯倫核心區域的規劃和建設事務,引發了他們對易卜拉欣清真寺建筑群未來的擔憂。這里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宗教和歷史地標之一。
2023年6月,在以色列定居者持續20年的推動后,以色列在清真寺啟用了電梯。這一舉動長期遭到巴勒斯坦人反對,而且工程完成時并未獲得希伯倫市政府同意。如今,《希伯倫議定書》的最新變動將使以色列能夠進一步單方面改變這一宗教圣地的結構,甚至無需再作出尋求與巴勒斯坦地方當局協調或批準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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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自這些變動生效以來,以色列當局已經開始在未經巴勒斯坦方面同意的情況下對清真寺進行結構改造,其中包括擴大定居者進入該地的便利程度,并鞏固以色列對這座城市的控制。
據卡瓦斯米介紹,對穆斯林禮拜者的限制也在加劇。“他們不再被允許停留在清真寺庭院里,只能進入指定祈禱區域,士兵還經常檢查他們的身份證件。”他說。自頂棚工程開工以來的3個多星期里,以軍還禁止清真寺宣禮。一名不愿具名、接受《+972雜志》采訪的宗教基金會成員說,軍方聲稱這是施工期間的必要措施。
多名經歷過軍方加強限制的巴勒斯坦人告訴《+972雜志》,禮拜者能否進入清真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門口具體執勤的以色列士兵的情緒,由他們決定每天放多少巴勒斯坦人進入。許多人認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不斷把人擋在門外,最終讓他們連嘗試進入都不愿意了。
“這道門把生活變成了地獄”,就在斯莫特里赫宣布撤銷《希伯倫議定書》的同一天,以軍在希伯倫老城舒哈拉拉街入口處安裝了一道鐵門。這條街分布著數百家商鋪,是居民、訪客和禮拜者前往易卜拉欣清真寺的主要通道之一,從鐵門步行到清真寺大約需要15分鐘。
雖然車輛原本就不能直接開到清真寺,但這道可以由以色列士兵隨意開關的鐵門,也阻斷了汽車進入附近住宅和市場。對許多在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來說,這道門遠不只是交通障礙,而是這座本已因道路封閉和行動限制而傷痕累累的城市里,又一道新的阻隔。僅在易卜拉欣清真寺周邊1平方公里范圍內,以色列就設立了120多個檢查站和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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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在老城及周邊的存在,也導致頻繁的騷擾、暴力和封鎖,進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人的不安全感。每逢猶太節日,以色列士兵都會強迫巴勒斯坦商戶關門歇業、清空街道,然后護送定居者穿過老城小巷。居民說,沿途以色列定居者經常挑釁巴勒斯坦人。
距離新裝鐵門僅2米處,巴德爾·塔米米經營著一家紀念品商店。他告訴《+972雜志》,封門給居民和商戶都帶來了毀滅性后果。“用這道門封住老城,已經把在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們的日子變成了地獄。”他說,“來易卜拉欣清真寺禮拜或來購物的訪客,現在都覺得走進這里就像走進一個籠子。
你也許能進來,但離開時一定會被搜查、羞辱、拖延,甚至被逮捕。來老城的人確實少了很多。”希伯倫是約旦河西岸人口最多的省,約有四分之一的西岸巴勒斯坦人口居住于此,也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商業中心之一。當地工業和農業,尤其是石材和大理石產業,支撐著這座城市的經濟活動;其宗教和歷史意義也帶動了旅游業。
不過,過去3年里,由于行動限制、道路封閉以及商業、工業和旅游活動同步下滑,這座城市的經濟明顯衰退。希伯倫省長哈立德·杜丁近日在一次記者會上說,以軍實際上已用106道鐵門封鎖這座城市,并用土堆阻斷了通往該地區的16條道路。
塔米米說話時,街道上彌漫著一種異樣的寂靜,路上幾乎看不到人。店主們站在店外彼此交談,只有零星幾個顧客出現。對他來說,老城內的汗市場如今已經到了臨界點。“這里曾是老城最重要的市場之一,但如今商業上已經崩潰了:很多店主早上開門,晚上關門,一整天一筆生意都做不成。”他說,“近幾年,外國旅游團已經不來了,現在本地顧客也因為這道門和定居者帶有挑釁性的巡行而不愿過來。”
卡瓦斯米解釋說,向封閉區域內居民提供市政服務也變得越來越困難。“即便是清運廢棄物這樣的日常服務,也需要事先與軍方協調。市政工人經常在檢查站等待士兵核查身份證件,有些人甚至會被完全拒絕進入。電力和供水維修人員也面臨同樣限制。”
塔米米認為,10月襲擊以及隨后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的種族滅絕,讓以色列在希伯倫和整個約旦河西岸進一步剝奪巴勒斯坦人土地和權利時擁有了更大空間。“發生的事情就是,面具掉下來了,真實面目暴露出來了;占領當局盡可能奪取更多土地的欲望和計劃變得非常清楚。”他說,“占領當局已經不在乎為自己的行為辯解了。”
“這是更糟局面的前奏”,64歲的祖萊哈·穆赫塔西卜是一名托兒所負責人和社區活動人士,幾十年來一直住在如今被鐵門封住的老城區一帶。對她來說,這些限制讓日常生活又多了一層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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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已經不能打車到家門口了——只能從鐵門那里步行回家,手里提著買來的東西。”她告訴《+972雜志》,“開齋節期間,我的兄弟們說因為這道門沒法來看我,所以只能我去看他們。”
一些住在老城的家庭被迫在封閉區域外另租住房,尤其是在猶太節日期間。那時閘門關閉,定居者活動和襲擊都會加劇,這樣他們才能接待親屬并參加社交活動。
穆赫塔西卜家的正門直接開向舒哈達街。這條街與舒哈拉拉街平行,曾經是希伯倫主要市場之一,但在1994年被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關閉。《希伯倫議定書》的一項條款曾要求重新向巴勒斯坦車輛開放舒哈達街,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后,以色列連巴勒斯坦行人也禁止通行。
“2002年,以色列士兵把我家的前門焊死,不讓我使用。”她回憶說,“2006年,我拿到過一張穿越舒哈達街的許可證,但只持續了1年。2009年,國際活動人士從我家出發走過那條街后,士兵突襲了我家,毀壞家具,又把門重新焊死。從那以后,它就一直關著。”
從那時起,穆赫塔西卜只能借道鄰居家出入,才能到達舒哈拉拉街。“我還不得不給陽臺裝上金屬圍欄,因為定居者曾試圖爬進我家,還朝屋里扔石頭。”她說。“但騷擾還在繼續。”她接著說,“最近,我在給花澆水時,一名定居者沖我喊:‘要不要我們給你扔香蕉?’我站在自己家里的金屬圍欄后面,他這樣嘲弄我。”
多名巴勒斯坦人告訴《+972雜志》,安裝在舒哈拉拉街盡頭和汗市場入口的這道鐵門,意在對希伯倫老城實施他們所說的“無聲驅逐”。老城居民、活動人士、希伯倫“人權捍衛者”組織創始人之一伊馬德·阿布·沙姆西耶告訴《+972雜志》,他認為這道門“是更糟局面的前奏——它最終會變成像老城其他地方那樣的固定檢查站,比如特爾魯邁達檢查站。
到那時,只有本地居民才能在特定時段進入,而且完全取決于士兵是否允許。”“這正是迫使人們開始考慮離開的原因。”他繼續說,“他們的生計被摧毀,商店沒有顧客。遇到緊急情況時,你叫不到救護車,只能徒步抬著病人走。逮捕、拘留、毆打和羞辱影響著每一個人——女人、男人和孩子都一樣。這些不是臨時措施,而是每天都在發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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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生活在一個封閉、孤立的區域,四周都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和定居者,而且你知道他們的目標是不惜一切代價逼你離開、奪走你的家時,你根本不可能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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