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奧斯曼帝國，我們還知道什么？

奧斯曼帝國，一個深刻影響過歷史、如今已不存在的帝國。關于它的敘述和研究當然有很多，但受視角和立場所限，難免帶有偏見。《奧斯曼的大航海時代》《奧斯曼的宦官：從非洲奴隸到權力掮客》《斷裂與延續：從奧斯曼帝國到現代土耳其》這三書的可貴，在于作者都掙脫了單一史觀的束縛，從海洋戰略、政治制度、帝國轉型等多個維度，打破標簽化的歷史建構，鋪展出奧斯曼由盛轉衰、浴火新生的生動圖景。

不止于陸權：面向大海的奧斯曼帝國

世人談及奧斯曼帝國，首先想到的是橫跨歐、亞、非的遼闊版圖。此種認知有其歷史根據，和奧斯曼帝國的崛起過程是高度匹配的。

13世紀末，奧斯曼部族從安納托利亞一隅的小邦國起步，憑借靈活的游牧戰術，蠶食拜占庭在小亞細亞的領地。同時越過達達尼爾海峽，勢力伸向歐洲腹地，并將巴爾干地區收入囊中。1453年，奧斯曼大軍攻克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成為帝國的政治中心。此役宣告綿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國的覆滅，奧斯曼帝國以霸主之姿雄踞歐亞大陸樞紐地帶。此后奧斯曼帝國依舊保持著開疆拓土的勢頭，向東并吞兩河流域，向南控制北非，直至1683年折戟維也納城下，持續300多年的陸上擴張才算畫上句號。

想當年，奧斯曼鐵蹄縱橫捭闔，巴爾干聯軍、馬穆魯克騎兵、西歐重甲騎士皆淪為手下敗將，穆拉德一世、穆罕默德二世等雄主威名遠揚。這給人們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以至于我們習慣性地把奧斯曼視作強盛的陸權國家。相形之下，奧斯曼帝國面向海洋的一面遭到了忽略。歐洲大學學院歷史系主任、教授吉安卡洛·卡薩萊致力于打破這一固有認知，在《奧斯曼的大航海時代》一書中，他依據大量一手文獻，證實奧斯曼人不僅熟悉海洋、利用海洋，還發展出了一整套成熟的海洋戰略。

《奧斯曼的大航海時代》，[美]吉安卡洛·卡薩萊 著，董世康 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

其實攤開地圖便知，奧斯曼不可能和海洋絕緣。在控制巴爾干地區之后，愛琴海事實上成為帝國內海，奧斯曼遂以此為據點向東地中海擴張。這就不可避免地和威尼斯共和國發生沖突。16世紀初至18世紀初的200多年里，奧斯曼和威尼斯為爭奪東地中海霸權反復拉鋸。盡管誰都沒有取得決定性勝利，但奧斯曼畢竟體量龐大，經得起消耗，逐步占據了優勢。

1517年征服埃及，標志著奧斯曼帝國的海洋戰略躍進了一大步——不再局限于地中海，而是通過控扼紅海出入口，攥住了通往印度洋的商貿要道。正是基于此，吉安卡洛·卡薩萊提出了“奧斯曼的大航海時代”的命題。

以往的歷史敘事中，“大航海時代”“地理大發現”幾乎是西班牙、葡萄牙的專屬標簽，伊比利亞半島的遠洋探索占據了絕大部分記述篇幅。吉安卡洛·卡薩萊則跳出既定框架，將視野投向紅海、波斯灣與印度洋沿岸。他以航線變遷、商貿往來為佐證，證明16世紀的奧斯曼帝國是大航海時代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其陸海雙向的同步發展共同構筑起這個大帝國的立國根基。

撥開迷霧：歷史敘事中的另一方

奧斯曼帝國能夠迅速進軍印度洋，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阿拉伯人積攢的雄厚家底。8世紀以來，阿拉伯人以巴格達為樞紐，經營東、西兩條主干航線，從而搭建起貫通亞非的貿易網絡——西線依托紅海，建設亞丁、摩卡等口岸，連通尼羅河航道直抵地中海；東線立足波斯灣，順著阿拉伯海南下抵達印度馬拉巴爾海岸，再經由馬六甲海峽深入南洋各地。

幾百年間，阿拉伯商人于航線沿岸修筑據點、碼頭、倉儲，摸索出了香料、絲綢、瓷器、珠寶等商品的分級轉運規則，季風航行的經驗亦日臻成熟。奧斯曼征服埃及后全盤接管了這套商貿體系，省去了從0到1的開拓成本。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借此滲透進印度洋，而這又引起了另一場大博弈。

我們知道，歐洲人一直想拋開阿拉伯人這個“中間商”，另辟新航路直接從東方攫取財富。15世紀末，葡萄牙船隊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一路往東抵達印度西海岸。此后，葡萄牙人依靠堅船利炮陸續奪取果阿、孟買、馬六甲等重要港口，不斷排擠阿拉伯人，試圖壟斷印度洋貿易。這意味著，當奧斯曼帝國把手伸向印度洋時，勢必和葡萄牙發生沖突。爭奪在所難免。

不過，奧斯曼本土距離印度洋太遠了，海軍又要維持東地中海霸權，這決定了它不可能像葡萄牙那樣傾全國之力把資源和軍事力量投送到這個戰略方向。奧斯曼帝國采取了類似“離岸平衡手”的策略與葡萄牙抗衡。

16世紀30年代，印度古吉拉特蘇丹國接連遭受葡萄牙襲擾，兩次遣使向伊斯坦布爾求援，奧斯曼都派出了遠洋艦隊赴印度近海協同作戰。蘇門答臘北部的亞齊長期受葡萄牙封鎖，1564年，亞齊蘇丹遣使面見蘇萊曼大帝，提出愿意納貢歸附，以換取奧斯曼出兵驅逐葡萄牙人。彼時，蘇萊曼大帝正與歐洲、波斯兩線作戰，無力遠征，但應允輸出火器、教官等。塞利姆二世繼位后正式編組遠洋艦隊，奔赴亞齊阻擊葡萄牙人。

圖源：視覺中國

這些軍事行動的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奧斯曼人擅長地中海式的槳帆船作戰，面對葡萄牙人的風帆戰艦和海上堡壘，占不到便宜。但奧斯曼的目的本來就不是稱霸印度洋，而是通過扶持當地政權牽制葡萄牙的擴張勢頭，為傳統商路贏得空間。就此而言，奧斯曼的戰略是成功的。哪怕日后荷蘭、法國、英國等歐洲列強相繼競逐印度洋，也未能掐斷奧斯曼主導的紅海航路，香料貿易持續運轉，直至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才遭受致命打擊。

同時，奧斯曼帝國通過經營印度洋，開闊了視野，豐富了知識。正是基于開拓印度洋積累的航海技術、地理信息、各地風情等，奧斯曼學者編纂了兩部重量級著作《大海之書》和《大洋之書》。奧斯曼人還繪制了大量地圖，質量不亞于同時期歐洲人制作的地圖。吉安卡洛·卡薩萊據此認為，在獲取和傳播新知識方面，奧斯曼幾乎和歐洲保持同步。

由此觀之，肇始于16世紀的大航海時代絕非歐洲人的獨角戲。從動機看，歐洲人為繞開由阿拉伯人和奧斯曼人先后控制的紅海航路，歷盡艱辛，探索從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一旦進入印度洋，又不可避免地和擴張中的奧斯曼帝國碰撞。正是雙方的相激相蕩，催生了大航海時代。

《奧斯曼的大航海時代》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作者跳出單一視角，補齊了長期缺席的另一方。更難得的是，作者沒有把奧斯曼當作他者來描述，而是從奧斯曼自身出發，勾勒出一幅屬于“奧斯曼宇宙”的大航海時代圖景。

奧斯曼的宦官：帝國治理的精巧工具

上面那幅圖景還能引領我們作進一步思考。縱觀奧斯曼帝國對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經營，不難看出，從蘇丹到帕夏，帝國統治者在相當長的時段里目標清晰、頭腦清醒，能在錯綜復雜的地緣格局中做出理智的判斷。這和奧斯曼帝國留給后世的“歐洲病夫”形象大相徑庭。

加以考辨，“歐洲病夫”這個標簽其實是在西歐國家完成工業化以后貼上去的。19世紀前，歐洲人對奧斯曼帝國的感受要復雜得多，一方面有恐懼和忌憚，一方面又頗為羨慕。待工業革命拉開技術代差，歐洲人的觀感驟然轉向，變成了居高臨下的輕視以及對東方“腐朽帝國”的獵奇。他們開始在歌劇里渲染蘇丹后宮的香艷秘事，在油畫中描繪黑奴宦官的淫靡場景，歷史學家則有意放大王朝晚期的弊病，忽略了帝國對其廣袤疆土卓有成效的治理。

真實的奧斯曼帝國遠非如此不堪。

鼎盛時期，奧斯曼的版圖橫跨歐、亞、非三大洲，囊括巴爾干、阿拉伯世界、北非沿海、小亞細亞和高加索等地區。針對境內族群繁雜、教派林立的狀況，統治者沒有推行強制同化，而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形成一套務實的管控手段，獲得了所謂“奧斯曼治下的和平”。統治者的治理智慧可見一斑。而這，甚至能在隱秘的宦官制度中窺見端倪。

提起宦官，中國人是要皺眉頭的。熟悉中國古代史的都知道，東漢的十常侍、晚唐的北司專權、明朝的王振與魏忠賢，朝堂動蕩常由宦官誘發，史家對此深惡痛絕，落筆時不免大加貶斥。但奧斯曼宦官截然不同。

在《奧斯曼的宦官：從非洲奴隸到權力掮客》一書中，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簡·海瑟薇系統梳理了奧斯曼宦官群體的起源、職能與變遷，指出奧斯曼宦官是輔佐蘇丹處理政務、維系各方勢力平衡的重要基石。

《奧斯曼的宦官》，[美]簡·海瑟薇 著，張英杰 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簡·海瑟薇將奧斯曼宦官分為白宦官與黑宦官兩大類，前者源自“德夫希爾梅”血稅制度。帝國政府會定期前往巴爾干、高加索的基督教村鎮，挑選8至18歲男童，送往伊斯坦布爾進行宗教和軍政培訓，部分人會被凈身，進入外廷任職。他們手握行政、外交、監察職權，佼佼者甚至能升遷到大維齊爾（宰相）的高位。蘇萊曼大帝倚重的索庫魯帕夏，就是白宦官出身。

黑宦官則經由北非、東非的奴隸貿易流入帝國，籍貫以努比亞、埃塞俄比亞居多。他們被安置到后宮，打理皇室子弟的教養與后宮內務。黑宦官還執掌麥加、麥地那兩大圣地的宗教捐贈地產，統籌遍布西亞、北非的清真寺。首席黑宦官甚至有權面奏蘇丹，參與儲君人選的討論。

一主外朝政務，一主內廷宮闈，依托此“二元宦制”，蘇丹得以牽制突厥世襲貴族、烏萊瑪教士、新軍將領三大強勢集團，避免任何一方獨大威脅到皇權。帝國前期的穩定，很大程度上靠此維系。而奧斯曼宦官的不同來源，也折射出帝國內部多元化的特點，并且表明階層流動不是徹底鎖閉的。

當然，作者沒有一味美化這套依附皇權而生的制度。帝國中后期，數代蘇丹疏于朝政，太后插手國事，部分黑宦官聯合外戚結黨牟利，白宦官也深陷派系傾軋。精巧的輔政體系腐化衰敗，成為帝國朽壞的重要原因。

斷裂與延續：從奧斯曼到土耳其的重生

對外，經營印度洋，和葡萄牙等歐洲列強共同塑造了大航海時代；對內，依托精巧的治理體系，使內政穩定。奧斯曼帝國的確不簡單。

但問題也接踵而來。既然奧斯曼依托海洋貿易收獲巨額利潤，為何這筆財富沒能轉化為本國邁向近代化的動力？它又何以陷入漫長的衰敗期，最終走向解體？從帝國廢墟上誕生的土耳其，和奧斯曼帝國又是什么關系？

《斷裂與延續：從奧斯曼帝國到現代土耳其》回答了這些追問。本書作者哈米特·博扎斯蘭是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主任，擁有歷史學與政治學雙博士學位，聚焦中東歷史與政治社會學，在土耳其及庫爾德研究領域享有盛譽。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庫爾德裔法籍學者，博扎斯蘭既不是土耳其民族主義敘事的繼承者，也不接受西方中心史觀。這種“局外人兼局內人”的雙重身份，使他能跳出二元對立，以更中立、復雜的視角審視奧斯曼歷史。

《斷裂與延續》，[法]哈米特·博扎斯蘭 著，董涵宇 李建勇 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博扎斯蘭將帝國的衰亡置于長達六個世紀的宏觀脈絡中加以剖析，認為問題是多個層面的。從經濟結構看，奧斯曼從紅海、印度洋貿易賺取的海量收益，大多歸集到蘇丹王室、宗教上層與官僚權貴手中。國家財稅根基與農牧業綁定，既缺少保護民間工商業的律法，也沒有私有財產的制度保障。這導致民間資本積累嚴重不足，始終未能催生出類似歐洲的股份公司與資本市場。博扎斯蘭犀利地指出，當歐洲商人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買賣股票時，奧斯曼的商人還在向蘇丹的官員繳納各種保護費。

沉重的地緣與治理負擔進一步拖拽了帝國的腳步。奧斯曼既要管控巴爾干、阿拉伯、北非形形色色的族群與教派，又要肩負運維宗教圣地的義務。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思潮席卷中東與巴爾干，屬地獨立運動此起彼伏，奧斯曼帝國四處鎮壓，疲于奔命。與此同時，歐洲列強從不同方向蠶食其領土，尤其是沙俄的持續入侵，讓奧斯曼帝國難以抵擋。

內外交困之下，奧斯曼帝國啟動了坦齊馬特改革，試圖以開明專制和現代化舉措挽回頹勢。蘇丹頒布憲法，設立議會，改革司法，革新軍隊，不可謂不努力。但這些改革始終是統治階層自上而下的應急修補，而非社會自發的結構性變革，未能動搖帝國根深蒂固的治理模式。他們只是用舊工具在修補一幢地基正在沉降的大廈，終究治標不治本。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摧毀了這個茍延殘喘的龐然大物，凱末爾領導民族獨立戰爭，在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國。在凱末爾的領導下，土耳其大刀闊斧地推行世俗化改革，蘇丹與哈里發制度被廢除，改用拉丁字母，從政治體制到意識形態都和奧斯曼有所切割，這是顯而易見的斷裂。

然而博扎斯蘭提醒我們，斷裂之下猶有延續。地緣上，土耳其雖然放棄了大片帝國疆土，但依舊扼守連接歐亞的黑海海峽，并在敘利亞、伊拉克和高加索保留影響力。在民間層面，帝國時代的生活習俗至今留有印記。奧斯曼時期形成的中心與邊緣、正統與異端的權力關系，也仍舊塑造著現代土耳其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態。這便是“斷裂與延續”的深層內涵。

原標題：《關于奧斯曼帝國，我們還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