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想幻滅后，年輕人如何生活？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本文首發于虎嗅年輕內容公眾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里，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在這個讀書已經成為小眾愛好的時代，任何一本能在社交平臺上成為流量寵兒的書，都多少有點說法。

對于中國來說，2026年社交平臺上最醒目的一本書，大概就是《POPEYE》50周年特刊了。

盡管很多人沒有日語閱讀能力，但仍然熱衷于購入一本。

原因當然包括精致的排版、圖片與裝幀，它甚至可以成為書架和茶幾上的一件陳設。但更重要的是，這本創刊于1976年的雜志，用半個世紀持續回答著同一個問題：

年輕人究竟可以怎樣生活？

青年文化是什么？

在我的理解里，青年文化是每一代年輕人用價值觀、審美、行為方式，來區分主流生活方式的工具，讓他們聲張我是誰的行為。

從某種角度而言，它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每一種意識形態，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一種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著裝。

在POPEYE誕生之前，日本的青年文化是怎樣的呢，時尚是一條明確的線索。

戰敗后的貧困日本，把美國當成了繁榮與文明的指標，所以青年文化選擇以常青藤為代表的美式著裝風格，并由此延伸出一整套生活方式。

雖然這種從美國常青藤學生混搭化變而來的風格，今天看上去平淡無奇，但在上世紀50年代卻是日本年輕人最叛逆的事，甚至是一種救贖。

因為在那時，日本主流社會要求學生遵循制服文化，西服是大人的著裝，羊毛制成的制服就是年輕人被允許的唯一的衣服。

根據在那時成長的日本人回憶，一般這種校服外套一年四季始終如一，每個季度才洗一次，久而久之大家身上都有股酸臭味。

當年輕人穿上了社會規定之外的服裝，主流社會便感到了冒犯。這種今天看來再正常不過的行為，成了被抨擊的不檢點行為：

“戰前年輕人對我們的國家體制有所貢獻，但戰后二十年的年輕人一事無成，他們身型高大，內心怯懦無比，這一點可以從他們著裝上看出來，他們的打扮就像電影里的配角，驕傲的主角不會穿這些的。你們就是認為女性天生喜歡時尚，你們只是想把妹，常青藤風格根本算不上時尚?！?——1966年《周刊現代》，石津謙介：一個將導致國家毀滅的設計師

這種聲音在當時不是孤例，甚至警察在日常巡邏中都會把不穿制服的學生視作流氓。這種文化沖突的底色，就是日本軍國時期的老一代思維與戰后民主年輕人思維的對撞。

雖然在短暫的過程中主流文化通過執法與輿論控制住了這種風潮，但最終取代這種浪潮的不是權力，而是新陳代謝。

石津謙介被譽為日本男裝之父。他創立的VAN Jacket和參與創辦的《MEN'S CLUB》，將美國Ivy League風格與生活方式引入日本，深刻影響了戰后日本青年文化。

1978年VAN破產倒閉《POPEYE》推出了特刊，在開篇，他們這樣寫到：“我們最早認識美國，是通過可口可樂和VAN，它通過服裝讓我們知道了美國學生的生活方式、通過廣告讓我們知道了美國的學生運動?，F在，是時候向他們道謝了?！?/p>

根據事后統計，這集特刊是他創刊以來銷量最高的一期。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會有自己的美學，日本學生運動作為一場20世紀末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參與的群體必然需要新的制服來凝聚視覺共識。

參與反文化運動的美國人著裝給他們帶來了啟發，牛仔褲+帆布鞋的公式成了展現年輕力量的新著裝，當這種穿搭結構成為一群人的共識，那么批判也就隨之開始。

常青藤風格沒有改變，但它所處的政治語境改變了。五十年代，它反抗的是日本舊式制服秩序；但到了60年代，隨著美國在日本的風評下降，常青藤作為一種美國精英著裝，被學生團體視為腐朽美帝國主義的符號，被系統性唾棄。

隨著美日安保糾紛和美國發動越戰，讓其形象在日本一落千丈，NHK的宏觀系列民調顯示了這個趨勢，1964年回答喜歡美國的受訪者有49%，但到了1968年這個數字便下降到了31%，

普及常青藤風格的《Men's Club》編輯黑須敏之的回憶很能說明問題：“我穿常青藤的時候，它是反建制的著裝，可常青藤風格的典范美國走偏了，我太失望了?！?/p>

當然，唾棄的原因除了政治觀念的理由，也有很多出于階級固化的嫉妒。

在當時，昂貴的常青藤風格是屬于中產及以上階級家庭孩子的著裝，但牛仔褲、帆布鞋的組合就要廉價許多。寺山修司的劇作《丟掉書本上街去》里的橋段，就展現了這種曖昧的情緒：

“我們討厭那些富裕家庭里受寵的孩子，他們把VAN的外套扔在跑車副駕，口袋里塞著石津謙介的《男性風格實用指南》?！?/strong>

在小說里寺山修司對當時的常青藤生活方式的揶揄更多，比如：我的書桌正攤開著一本暢銷書，石津謙介所寫的《男性風格實用指南》，上面有從我頭上搔落的頭皮屑。

對于在戰后凋敝環境中長大的日本年輕人來說，他們的青春由一系列學生運動組成，從安保斗爭到全共斗再到反體制，革命和反抗是冷戰熔爐中全球一整個世代年輕人的流行文化。

但隨著1969年機動隊攻入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結束學生對校園持續數月的占領；1970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自動續約；以及1972年赤軍虐殺同伴事件，使得學生運動在公眾輿論中逐漸與暴力、極端主義聯系在一起，學生改變日本社會的政治理想逐漸走向破產，徹底終焉。

“...受到淺間山莊事件以及無差別炸彈恐怖襲擊，讓學生運動徹底變成了一件不是普通人會去做的事情。從此之后，在年輕人就變成了參與政治很土，只要活得有趣就好了的時代。” 日本漫畫家山本直樹這樣回憶。

隨著社會日益平和，曾在學生運動中對戰的穿搭也握手言和，牛仔褲不再天然意味著反叛，常青藤也不再只是美帝國主義精英的制服。

那些曾經被年輕人用來劃分陣營、表明立場的衣服，逐漸被消費社會吸收，變成人人都可以穿著的溫和基本款。

與此同時，日本戰后的高度經濟增長期也走到了盡頭。

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持續擴張的繁榮神話開始動搖，年輕人面對的問題不再是應該站在哪一種政治立場上，而是在一個失去明確方向的社會里，究竟應該怎樣生活。

在年輕人理想幻滅的時刻，一本名叫《寶島》的雜志，試圖成為學運時代之后年輕人的文化基地，畢竟流行雜志作為前互聯網時代青年文化的發生地，總會影響年輕人的所思所想，反映著他們內心的向往。

他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是日本學生運動潮之后最重要的一本刊物，創刊號以美國反文化運動為主題，選擇精神類藥物爭端、搖滾樂、公民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反越戰運動現象為選題，借此對后政治季節的人生價值進行回應。

這種反叛未滿，擺爛過半的議題設置狀態，既不純粹享樂，又放不下架子。當《寶島》仍然試圖從美國反文化中尋找政治答案的時候，越來越多年輕人真正關心的，已經不是如何改變社會，而是如何生活。

于是很快一種新的青年文化提案被擺上了臺面，他就是木滑良久主編的《POPEYE》。

如果說《寶島》這類青年雜志仍然相信，生活必須建立在某種政治理想之上，那么《POPEYE》則不試圖教導年輕人應該相信什么，而是告訴他們應該去哪里、穿什么、聽什么、喝什么，以及怎樣把日子過得更舒服一點。

在他們看來生活本身，就是意義。

在創刊號上，《POPEYE》有意識地與《寶島》形成區別：

“POPEYE最煩講道理了，總之把那些艱深的話題放在一邊吧?！?“據說，如今的日本在各種意義上都處于一種漂流狀態。究竟應該做些什么，又該朝哪個方向前進，目前看來，可以確定的是，誰也沒有得到任何明確的線索?！?“創刊號首先推出的是加利福尼亞特輯。我們從美國西海岸截取了一片區域，不把它當作外國或某種抽象對象，而只是作為人類生活的場所加以觀察。 結果，在那里，既沒有所謂反體制，也沒有所謂冷漠犬儒，那里存在的，是一種真正健康而具體的生活。 我們希望把這本新雜志，以健康才是一切人類生活的原點為核心，培育成一本全新的、充滿樂趣的生活方式雜志。”

在創刊號的第98頁《POPEYE》編輯部這樣揶揄了那些試圖給迷惘青春找點意義的刊物。

那么他給的提案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去政治化，僅僅通過介紹各種有趣的城市生活，思考怎么讓都市人過得更快樂。

在創刊號上，他們詳盡地介紹了幾種時髦運動，滑翔翼、滑板、慢跑以及一份名為《重新理解美國大學：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校園報告》。

為什么選擇加州呢？因為在當時的人看來，以常青藤為代表的東海岸風格代表著精英與資本，但西海岸的生活方式則是一種真正有活力的，尚未被挖掘的東西。

在POPEYE之前，日本有個3S理論，意思是男性愛看的雜志必須有：性 - SEX、西裝 - SUIT和社會主義 - SOCIALISM。

如果按照那個路子，在那個年代的大多數編輯部，會報道美國加州嬉皮士文化興盛，陰謀論、毒品、紋身文化橫行...再把靈性、政治與青年文化進行組合探討。

但POPEYE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一條單純無害的路線，只記錄和報道那些陽光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他想做的就是不停尋找足夠有活力的生活范本，并把他們組合成圖鑒。

雖然這份雜志創刊的銷量并不驚艷，16萬冊只售出了一半，但卻給富裕階層的日本年輕人留下了超級深刻的印象，也帶來令人意外的消費熱潮。

一個最有趣的證據是，《POPEYE》創刊后不久，一位名叫托馬亞的撰稿人曾憤怒地寫信給編輯部：

“....來到洛杉磯的日本年輕人，全都蜂擁到創刊號《UCLA專題》里介紹過的學生會館...他們拿著雜志瘋狂搶購，多到連臉都看不見，S號和M號竟然全部賣光了...現在待在學生會館里的，全都是這樣的日本游客。而且更令人吃驚的是，學生會館里竟然還有會說日語的店員，連買東西都可以直接用日語。只顧著買東西的話，是看不到真正的洛杉磯的。希望大家能進行更有意義的旅行……”

被POPEYE推薦的UCLA商品

就這樣，隨著POPEYE提出的健康生活方式（也可以說是由此延伸出的享樂主義）填補了學生運動瓦解后的空缺，成為青年群體的消費趨勢，美國在日本再次變得酷了起來，而這一次，它不再與政治有關，而是琳瑯滿目的商品、有趣的生活方式本身。

NHK的民調顯示：1974年，喜歡美國的日本年輕人僅有18%，但到了1976年這個數字便上漲到了27%，1980年甚至直接暴跳到了39%。

這對于經歷過學生運動的人來說，實在是過于頹喪，他們開始懷疑POPEYE是美國中情局資助的雜志，甚至成為了當時極為流行的陰謀論。

《POPEYE》之所以能夠迅速成為日本青年文化的標志，不只是因為它介紹的慢跑、沖浪、滑板、露營和美國西海岸生活足夠新鮮，更因為它恰好出現在日本社會價值坐標發生轉換的時刻。

在1955-1970年的政治季節中，人們生活在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物資不斷豐盈但仍然匱乏的時代，革命這樣的宏大敘事統攝了個體生存的意義。

學生運動退潮之后，革命理想迅速失去吸引力。1973年的石油危機又結束了高速增長似乎可以無限延續的幻覺。日本雖然很快走出衰退，但危機給社會心理留下了一個重要變化，那就是經濟增長并不必然等于更好的生活，現代化不再只意味著機會，也意味著污染、壓力與失去方向感。

總之，當集體革命理想破滅，城市生活成為一道令人疲憊的難題，戶外運動+關注自己便提供了一種看似簡單、具體而積極的答案，它的理念并不復雜，那就是樂觀地享受具體生活。

POPEYE承接了這種時代情緒，它不再追問年輕人應該推翻什么，不再教育他們人生需要什么宏大意義，只要今天比昨天過得舒服一點，就已經是一種值得追求的人生了。

1970年前后，常被視為日本青年文化由政治運動轉向大眾消費與生活方式的重要分水嶺

到了泡沫經濟時代《POPEYE》的內容與消費更加深度綁定。

比如1988年10月刊，他們就搞了個“即使有點勉強，這也是我想要的！”特刊，在這期內容里，有一則名為《我想要這個，但我沒錢：這種時候，毫不猶豫地用信用卡吧！》的文章，編輯部甚至貼心的為大學生計算出了使用信用卡分期購買勞力士、阿瑪尼之類產品所需的費用。

這種做法放在今天肯定會挨噴，但在那個畢業幾乎就意味著高薪工作的泡沫時代，它反映的恰恰是一種建立在經濟持續增長預期上的樂觀情緒：未來一定會更好，因此今天完全可以提前消費未來的收入。

不過《POPEYE》并沒有始終站在潮流中心。

《POPEYE》的選題變化，也是那個時代青年文化變化的縮影。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他們把商品當作通往新生活的纜繩；那么八十年代，則是把商品本身當成了生活的答案。但到了90年代，泡沫破滅后，這套邏輯也隨之失效。

在泡沫經濟鼎盛時期，日本青年對最好、一流這樣的商品充滿欲望，但當日本進入漫長的經濟衰退期后，人們的價值觀也隨之破裂，單一標準變得更加多元，人們開始追求個性化的價值。

這對雜志市場的一個重大改變在于，雜志開始進化，不停細分填補著新時代的欲望。與此同時，互聯網又逐漸取代紙媒，成為商品資訊和流行信息更迅速的來源。

89年的popeye

在這樣的沖擊下，《POPEYE》迷失了。

他們在時裝、汽車、戀愛、娛樂和成熟男性生活之間反復調整，逐漸失去了創刊時期清晰的性格。這種狀態，讓他的銷量一度從最初的30萬冊，下降到了4萬冊，身陷存續危機。

1999年的popeye設計都變得格外丑陋了

2012年，面對頹勢木下孝浩出任主編，在上任之初，他覺得那時POPEYE面對的主要問題是無聊，沒有任何的文化與生活氣息，就像一本商品畫冊。

于是，他沒有繼續追逐更新的潮流，而是回到1976年，從雜志最初的副標題：Magazine for City Boys出發對內容改革，不再做商品消費信息的二傳手，而是重新成為生活方式的策劃者。

這次改版使《POPEYE》從一本幾乎提供商品信息的雜志，重新變成了一本提供生活坐標的雜志，這使得銷量隨之倍增，并形成了日本雜志業少見的V形復蘇。

這次回歸中，使得City Boy不再只是雜志封面上的一句口號，而被重新定義為一種由服裝、文化趣味和城市生活共同構成的青年身份，并逐漸成為東亞最深入人心的生活風格之一。

今天，讀起1976年《POPEYE》創刊號所敘的漂流狀態，你不會感到有任何時代感，因為今天的人們同樣生活在一種漂流之中。

AI不斷重塑工作的意義，平臺算法不斷重塑消費的方式，世界政治與經濟的不確定性持續增加。信息比任何時代都更加豐富，今天年輕人的困惑，不再是信息匱乏而是意義太多，世界渴望的不是似是而非的答案，而是判斷。

《POPEYE》差點消失，是因為它一度忘記了，自己的價值從來不是告訴年輕人市場上有什么，而是告訴他們，什么值得被選擇，以及這些選擇可以組成怎樣的人生。

正因為如此，《POPEYE》五十周年紀念號才沒有把重點放在回顧自己的輝煌，而是在卷首再次回到那個最初的問題：

我們經常會被問到：“所謂 City Boy（城市男孩），到底是什么意思？” 這其實很難用一句話說明。它當然是一種時尚風格，而穿搭也確實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絕不僅僅如此。 真正的City Boy，是那種無論穿什么，都能自然流露出鮮明個性的人；也是那些始終思考自己真正想穿什么的人。 《POPEYE》創刊號里曾寫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你住在城市，離開這座城市一周，就會開始懷念它的空氣?！?這句話至今依然成立。 我們的編輯部位于銀座，我們深愛東京的生活，也樂于探索這座城市豐富多彩的魅力。 歸根結底，City Boy 指的是那些享受城市生活、不斷培養自己的好奇心，并且能夠將真正喜歡的事物巧妙融入日常生活的人。他們擁有屬于自己的選擇體系，也懂得把興趣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這一次，我們把雜志分成了時尚（Fashion）、生活方式（Lifestyle）、**城市指南（Town Guide）三大類別，盡可能收錄我們認為今天的 City Boy 會感興趣的知識與信息。 當然，你并不需要把這里面的所有內容全部吸收，也不必照單全收。你可以像翻字典一樣，根據自己的興趣隨意翻閱；也可以像翻一本舊書一樣，把喜歡的內容折角、做標記、反復回來看。 如果有一天，你覺得其中某些東西很有意思，希望以后還能再讀到；又或者愿意把這本書一直留在書架或書店里，我們都會感到十分榮幸。 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這本雜志能夠陪伴讀者，讓大家比過去五十年更加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活。 祝大家閱讀愉快，也?！禤OPEYE》五十周年快樂。

這或許就是為什么一本介紹散步、咖啡館、書店、電影和衣服的雜志，能夠跨越半個世紀，仍然不斷被年輕人重新發現。

因為無論什么時代的年輕人都會困惑，都會發問我到底要過怎樣的人生？

對待發問《POPEYE》從沒給過一個標準答案，它只是不斷把生活的不同可能擺在讀者面前，并提醒他們：

真正重要的不是標準答案，而是通過無數選擇，辨認出自己真正喜歡的事物，并由此建立屬于自己的生活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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