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朱某某受賄案：莫讓具結悔過淪為巨額行賄“免責擋箭牌”

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是深化反腐敗斗爭、鏟除權力尋租土壤的剛性要求。基層辦案中出現的降格處置亂象值得高度警惕：吉林省大安市紀委監委查辦朱某某受賄案期間，行賄人史某某多次實施行賄，涉案金額49萬元，已達到行賄罪情節嚴重標準，辦案單位僅以其簽署具結悔過書為由作出非刑罰處置，未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筆者認為，此類處置方式違背中央政策、司法解釋與監察法規，必須及時糾偏規范。

一、對標政策司法解釋，巨額多次行賄絕不可降格處置

(一)中央文件明確從嚴打擊重點行賄行為

《關于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劃定從嚴查處清單，將多次行賄、巨額行賄、民生重點領域行賄、重大商業賄賂等列為打擊重點，明文要求對上述情形堅決追責，嚴禁擅自以“情節較輕”為由不移送司法機關。史某某多次、大額行賄，屬于政策緊盯的重點圍獵主體，從政策層面直接排除單純適用具結悔過處置的空間。

(二)兩高司法解釋清晰劃定定罪量刑紅線

結合《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個人行賄20萬元至100萬元，應當認定為行賄罪“情節嚴重”，對應法定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多次行賄屬于法定從重處罰情節。49萬元涉案金額遠超入罪標準，不存在“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較輕”認定基礎。

具結悔過僅為批評教育手段，認罪悔罪屬于量刑酌定情節，不能單獨作為免除刑事追責依據。

(三)監察法規設置不予移送雙重剛性程序門檻

《監察法實施條例》第二百零七條規定，擬對行賄人責令具結悔過、不移送起訴，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行賄情節較輕;二是經本級監委集體研究、層報上一級監察機關書面審批，完整留存卷宗備查。監察機關無獨立免除刑責權限，不起訴、免予刑事處罰的法定權限專屬檢察院、法院。本案涉案數額、行賄次數均不符合輕罪認定標準，依法不適用具結悔過替代移送起訴。

二、隨意置換涉案身份，埋下案件質量系統性風險

對應當依法追訴的史某某不予移送，直接將行賄犯罪嫌疑人轉化為指控受賄人的污點證人，衍生多重證據隱患：

一是易形成“免追責換取證言”隱性交易，證言自愿性、客觀性先天存疑，庭審質證階段極易被辯護方抗辯排除，造成受賄案件證據鏈斷裂，出現“只查受賄、放過行賄”的辦案失衡;

二是污點證人無需承擔刑事責任，存在刻意夸大受賄情節、隱瞞自身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傾向，證言證明力偏弱，若無資金流水、合同等客觀證據完整補強，難以達到“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標準;

三是片面處置造成追責不完整，無法依法追繳史某某通過行賄獲取的非法利益，難以徹底斬斷權錢交易利益鏈條，背離一體推進“三不腐”目標。

三、堅守全面從嚴導向，嚴防執紀執法尺度寬松化

從嚴懲治巨額、多次行賄，是落實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核心抓手。對涉案49萬元的行賄人僅以一紙悔過書了事，會釋放錯誤負面示范，變相降低了市場主體圍獵公職人員的違法成本，消解了群眾對反腐敗工作的信任，損害了監察機關執法公信力。

對于情節嚴重、法定應當移送起訴的行賄案件，違規以教育措施替代刑事追責，辦案人員存在履職失責、濫用職權風險，此類案件應納入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專項評查，對違規處置責任人依規依紀追責問責。

四、健全全流程管控機制，劃清行賄案件處置剛性邊界

一是對標政策司法解釋劃定處置紅線。嚴格落實《關于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與兩高貪賄解釋(二)要求，建立行賄分級處置清單，對20萬元以上巨額行賄、多次行賄、重點領域行賄主體一律移送司法，認罪悔過僅作為司法量刑參考，不得單獨作為終止案件依據。

二是剛性落實層級審批閉環。凡擬適用具結悔過、不予移送起訴的案件，必須完成集體研討、案件審理室審核、上級監委書面審批全流程，手續不全一律不得作出非刑罰處置，杜絕單人隨意裁量。

三是完善內外監督制約體系。常態化開展行賄案件質量專項評查，依托檢察機關法律監督、12388舉報渠道收集處置不公線索，對違規降格案件嚴肅倒查追責。

四是轉變傳統取證辦案思路。依托銀行流水、書證、物證構建客觀證據鏈，杜絕以豁免刑事責任換取口供;確需行賄人配合調查的，依法移送案件時同步出具從寬處罰建議，由司法機關綜合全案情節裁量，實現取證辦案與雙向追責有機統一。

責令具結悔過是針對輕微行賄行為的柔性教育手段，絕非巨額、多次行賄人員規避刑事追責的“護身符”。大安市監委對史某某多次行賄總計49萬元的違法行為僅作具結悔過、未移送司法一案，暴露出部分基層單位對中央反腐政策、最新司法解釋把握不準、執法尺度把握寬松等突出問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必須牢牢把握受賄行賄一起查工作基調，精準區分教育處置與刑事追責法定邊界，同步從嚴查處受賄、行賄雙方，嚴格規范案件審批流程，持續釋放反腐敗全面從嚴的鮮明信號，不斷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