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有為：“橫槊賦詩”本事源流及其嬗變

小說《三國演義》依托史傳成書，本事是《三國演義》研究的題中之義。

《三國演義匯評匯校本》

以赤壁之戰前后敘事為例，《劉玄德敗走夏口》《諸葛亮智激孫權》《周瑜定計破曹操》《周公瑾赤壁鏖兵》等回的情節都可在裴注《三國志》和《資治通鑒》中尋得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膾炙人口的“橫槊賦詩”故事卻不見于諸家史傳。學者多認為《曹孟德橫槊賦詩》一回取材自蘇軾《前赤壁賦》的“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對于這一典故的完整源流卻申說未詳，乃至習焉不察地將“橫槊賦詩”作為曹操這一人物形象應然的題中之義。

然而上溯到東坡并不能自然解決“橫槊賦詩”的起源問題，這為本文的探討留下了充分的論證空間，“橫槊賦詩”故事的形成、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時期，下試析之。

一、六朝時代——“允文允武”的具象表達

一般而言，“橫槊賦詩”可以拆解為“橫槊”與“賦詩”兩個事象，二者之間呈現為并列關系，因此在溯源時有分置與合并兩種可能的取徑，即作為“橫槊”“賦詩”各自出現的場合以及整合成“橫槊賦詩”出現的時機。兩個事象的核心分別是名詞“槊”和“詩”。

須得注意的是，在中古文獻的話語傳統中，二者指涉范圍相差較大。“槊”是一種鮮見的特定兵刃，多出現于陣前交戰，南朝劉善明自謂缺乏“橫槊搴旗之能”[1]586，實際上便是不擅軍陣的表示；“詩”的解釋口徑則極為寬泛，既能視作先秦三百首之《詩》，亦可以看成常見的文學體裁，乃至具體的某一詩作，因此在溯源時，“橫槊”須緊，“賦詩”宜松。

在六朝時代探尋“橫槊賦詩”的典故，首先應當考察的是魏晉時期的史籍。

先看“橫槊”。《三國志·武帝紀》及裴注中有多處關于曹操使用武器的記載。裴松之注曹操殺呂伯奢一節引《魏晉世語》，稱其“手劍夜殺八人而去”[2]5；孫盛《異同雜語》有曹操“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的傳聞[2]3；《曹瞞傳》載曹操因幸姬未按時叫醒自己，“棒殺之”[2]55。

由魏晉史籍可見，曹操常用的主要是步兵武器而非槊這種馬戰兵刃。再看“賦詩”。

《三國志集解》

《三國志·武帝紀》中有曹操“用詩”的記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發布求言令，引用《大雅·抑》中“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一句，謂之“君臣懇懇之求也”[2]28；王沈《魏書》中亦稱曹操“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2]54。

所謂“登高必賦”，語出《漢書·藝文志》，實際上是一種贊賞才能的模式化套語，例如張超舉薦袁遺，即謂之“登高能賦”[2]7。

除了史籍的有關記錄，文學選本、別集中也收入了曹操的詩歌。總之，魏晉時期，曹操“賦詩”的記錄較為充分和完備，“橫槊”一事則缺乏文獻佐證。

就目前存世的文獻來看，曹操“橫槊”的說法最早出自南朝時人垣榮祖，《南齊書》載：

榮祖少學騎馬及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于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1]589

垣榮祖活躍于劉宋、蕭齊兩朝，所處時代與曹魏相距二百余年，故此不宜將其話語徑直作為曹操“橫槊”的出處。

《南齊書》

垣榮祖以曹操、曹丕父子二人“上馬橫槊，下馬談論”為不負一生的立身典范，認為那些重文輕武者無能自保，不啻犬羊，體現了其文武兼備的追求。

將曹操視作允文允武的標桿，并非垣榮祖的獨創，早在曹魏時期已有類似的先例。

曹操生前作《讓縣自明本志令》，自述其早年“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3]；曹丕于《典論·自敘》中回憶乃父，稱“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4]，勾勒出一個好文統帥的典型形象；曹植《武王誄》不僅寫“我王赫怒，戎車列陳”，還謂曹操“既總庶政，兼覽儒林”[5]。

相較于曹操的自我表達，曹丕、曹植二人的評價更進一步，代表了曹魏時代對曹操的基本看法，即文武兼備、儒法并施。在曹操獲取尊位之后，時人對其武功的言說已經不再局限于尋常的單兵作戰及普通的騎射弋獵，而是進一步升格為軍旅戰陣之能。

《魏書》云：

是以創造大業，文武并施，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2]54

王沈在曹丕、曹植評價的基礎之上加以粉飾和夸大，使得曹操才兼文武的形象烙入史籍，同文獻中的眾多知識資源一道供后人取用。

例如東晉成帝朝的名士袁瑰上書申請建立國學時即稱曹操“身親介胄，務在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詠”[6]363。與“橫槊”相類，曹操“投戈”之事不見于裴注《三國志》，然亦有典可稽。史載光武帝平隴、蜀后，鮮言軍旅，樂于講論經理。

《東觀漢記》述樊準語，謂光武帝“投戈講學，息馬論道”[7]。袁瑰提出曹操“息鞍”“投戈”，實際上是移植了光武“投戈”“息馬”的典故。

《東觀漢記》

在東晉的時代語境中，文臣將相隔二百年的異代君王形象進行融合，化作新生故事。太元九年（384），尚書謝石合用劉秀、曹操事云：“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修學”[6]364，通過互文的方式在曹操與“投戈”“息馬”典故之間確立了穩固聯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晉時期對曹操“投戈”“息馬”的言說中，允文允武只是客觀存在的潛臺詞，言者主觀上意欲彰明的僅止于曹操“崇文”的一面，及至垣榮祖眼中，方復現其文武兼修的本意。

“橫槊”“賦詩”分置表述的直接文字源頭至此已大略探得。“賦詩”較早，見于王沈《魏書》，“橫槊”則出自垣榮祖對曹操父子的評價。須要注意的是兩個事象在這一時段的作用是形象建構而非情節敘述。

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系由小說《魏武故事》中析出，裴松之注《三國志·武帝紀》建安十五年（210）“冬，作銅雀臺”一句，引《故事》“十二月己亥令”，即為此文。然而魏晉文獻卻從未明確揭示出曹操曾于何時何地創作詩章。

《曹操集》，中華書局2012年版。

現存曹操詩歌多錄自《宋書·樂志》，體裁皆為樂府。樂府古題大大削弱了考證其具體創作背景的可能，致使后人在為曹操詩歌系年時亦只能勉力為之。

明乎此，則知這一時期的“賦詩”并非指涉曹操生平微觀具體的某一事件，而是宏觀意義上曹操形象建構的一環。

與“賦詩”同理，魏晉史籍中不見曹操“橫槊”的直接記載，“橫槊”之事應當視作一種不完全虛構。自漢魏以來，曹操武功的內涵被不斷地擴充、改寫，從自述的騎射弋獵到子嗣追憶的戎馬軍旅，其武功形象也由擅長單兵作戰的游俠逐漸定型為揮斥方遒的統帥。

唐宋以前曹操的道德尚未受到后世那般嚴厲的指責，僅憑事功便可成為六朝文武群僚艷羨的對象。在袁瑰、垣榮祖等人援引的過程中，曹操的形象又發生了具體的變異——戈、槊這樣的軍陣長兵器替換了曹操的掌中劍，成為其武德的象征。

二、唐宋元時期——“橫槊賦詩”的泛化、轉型與傳播

曹操才兼文武的形象經由六朝人物的塑造、強化逐漸穩固。唐人亦有頌其文武兼備者，開元二年（714），張說為相州刺史，是年秋作《鄴都引》，稱曹操“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8]935。

張說汲取了六朝以來曹操形象的內涵，又賦予其新的表征：白日是領軍攻堅的統帥，夜中則是鄴下的文壇主人。相較于個人化的“橫槊”“投戈”和“吟詠”“披覽”，《鄴都引》更為突出地塑造了曹操在文、武兩個層面的領袖地位。

《張說集校注》

時人張鼎《鄴城引》篇首贊賞“魏武爭雄六龍戰”，篇末沿襲了《魏書》成說，敘曹操“文章猶入管弦新”[8]2112。兩詩整體謀篇相似，都寫都城、漳河、明月等景致，但在曹操形象塑造的具體手法上存在差異：《鄴都引》創造性地構建出全新場景；《鄴城引》則化用成典，體現出唐人對六朝的接受與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首次出現了完整的“橫槊賦詩”典故。元稹為杜甫所作墓志序云：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于古。[9]

元稹認為建安年間兵燹不止，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和“橫槊賦詩”，其詩歌大多作于部伍之中，特殊的創作氛圍造就了其抑揚怨哀悲離之作。

此處“橫槊賦詩”的表述是一種偏正結構，“橫槊”實際上是“賦詩”的狀語，元稹表意的重點在于“賦詩”。盡管內涵有所偏移，但元稹通過對六朝以來曹操形象建構之話語資源的再次加工，鑄成了“橫槊賦詩”這一標準的表述形式。

郵票《橫槊賦詩》

“橫槊賦詩”的表述由元稹首創，經元稹、杜甫二人的文集流傳。宋代文人對杜甫表現出濃厚興趣，該典故遂依附杜集而廣泛傳播，成為當時文士創作與議論的常見素材。

人們常用“橫槊賦詩”建立起與曹操及建安詩歌的聯系，如陳巖肖評價曹操、曹丕“橫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10]，蘇轍次韻李豸“遙想據鞍橫槊處，新詩一一建安風”[11]，李廌則刻意悖反典故，稱“據鞍何必須橫槊，自有新詩似建安”[12]13633。

不僅如此，宋代的詩文創作往往援引“橫槊賦詩”以佐證某人才兼文武。蘇軾送“儒俠”曹輔赴閩漕，謂之“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詩成橫槊里，楯墨何曾干”[13]，結合曹操“橫槊賦詩”和荀濟楯上磨墨作檄的典故，說明曹輔詩才不凡；李廌作《邊城四時曲》送盛瑋至西北邊地任官，勉以“公孫卿材名將種，橫槊賦詩海濤涌”[12]13602，稱贊其文才武略。

南宋以后軍事時局極為敏感，這亦促成文武雙全成為當時文人向往的人生范式，周紫芝以《臨江仙》送光州曾使君，其下片云：“鐵馬紅旗寒日暮，使君猶寄邊城。只愁飛詔下青冥。不應霜塞晚，橫槊看詩成。”[14]889

光州地處淮西，本屬中原腹地，周紫芝謂之“邊城”，表明當時邊疆的界定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暗合白居易“今日邊防在鳳翔”之意。

再如王千秋仕宦不顯，長期沉淪下僚，于浙西趙可大生日創制《水調歌頭》，塑造出了一個“披錦泛江客，橫槊賦詩人”的形象：其人文武兼修，胸懷掃凈胡塵的壯志，深以蹉跎幕府、折腰執版為憾[14]1473。

《陸游全集校注》

陸游平生亦有多首詩歌述及“橫槊賦詩”，《秋晚登城北門》寫自己登樓遠望，追憶軍中往事，慨嘆“橫槊賦詩非復昔，夢魂猶繞古梁州”[15]696；《歲暮感懷》與《贈成封州》皆于一聯之中同時使用陳元康覆氈草書和曹操橫槊賦詩的典故，體現了放翁之詩造語雷同的弊端；《夜讀岑嘉州詩集》激賞岑參詩歌風格豪偉，筆力直追李杜，其中“至今蠹簡傳，多昔橫槊賦”一語將曹操的典故移植到岑參身上，表達了對邊塞詩人文武兼修的高度肯定[15]332。

此外，“橫槊賦詩”在宋代還出現了一種重要轉型。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元豐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作《赤壁賦》云：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16]5-6

東坡賦中運用了曹操“橫槊賦詩”的典故，但其用典手法與前人存在本質差異。

六朝時期的“橫槊賦詩”或零或散，其目的皆為形象建構而非事件敘述，缺乏時間、地點的標識，所賦之詩究竟為何，亦不得而知，唐人元稹“鞍馬間為文，橫槊賦詩”的表述，亦未變更這一現象。

蘇軾書前赤壁賦(臺北故宮藏)

《赤壁賦》在前人的基礎之上，作出巨大突破，為這一典故補全了情節要素。首先是確定所賦內容。

曹操詩歌受《詩經》影響頗深，《短歌行》即直用《小雅·鹿鳴》四句，蘇軾在月圓之夜“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由是《詩經》成為穿越歲月連接曹操與蘇軾的紐帶。

蘇軾特意擇取“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一句，使得《短歌行》成為橫槊賦詩這一情節的理想構件。

其次是確立了所賦時機。赤壁之戰中意氣風發的周瑜戰勝了風頭無兩的梟雄曹操，自此以后，赤壁、周郎、曹操緊密關聯在一起，提起其中一個，便能聯想到其他兩者。

蘇軾泛舟黃州赤壁，因誦《詩》而聯想到孟德《短歌行》，又由《短歌行》中曹操的慷慨姿態追思至其赤壁戰前勢力之盛，最終將“橫槊賦詩”的時間節點集中于“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之時，并通過“舳艫千里，旌旗蔽空”的夸張描寫，連綴“釃酒臨江”這一宴飲的經典環節，完成了這一典故的情節化。

情節化的“橫槊賦詩”具有相當的合理性，由此得以借蘇軾的聲名迅速傳播。

林正大作詞檃括《赤壁賦》，下片有“因念釃酒臨江，賦詩橫槊，好在今安適”之句[14]2447；汪德邵采擷東坡遺意，建“無盡藏樓”，張孝祥《水調歌頭》詠之曰：“一吊周郎羽扇，尚想曹公橫槊，興廢兩悠悠。此意無盡藏，分付水東流”[14]1687；岳珂《赤壁》詩云“坡仙訪古特寓意，橫槊雄姿誰與吊。故將異地眩疑辭，政恐因訛啟譏誚”[12]35339，指出黃州赤壁與三國古戰場不同，蘇軾將二者混同是有意為之，這暗示了岳珂確信曹操“橫槊賦詩”發生于赤壁之戰。

白庚延繪曹操

元代“橫槊賦詩”被廣泛應用于各類文字場合。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四稱李益“鞍馬間為文，橫槊賦詩，故多抑揚激厲悲離之作”[17]，襲用了元稹所作的杜甫墓志來塑造傳主形象；曹文晦有感于時局動蕩，和劉伯溫詩云“為言橫槊賦詩士，不是投戈講藝時”[18]，逆用晉人陳語，指出天下未定，文武全才仍當以靖亂為念，不宜沉溺詩藝。

此外，曹操橫槊賦詩于赤壁戰前的說法不僅為漢族士人沿用，還影響到了少數民族文人，元末阿魯威作散曲懷古：

問人間誰是英雄？有釃酒臨江，橫槊曹公。紫蓋黃旗，多應借得，赤壁東風。更驚起南陽臥龍，便成名八陣圖中。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東。[19]

除了散曲的轉寫，這一情節甚至被以雜劇形式搬演，無名氏《蘇子瞻醉寫赤壁賦》第三折寫佛印、黃庭堅與東坡同游赤壁，遂成名篇《赤壁賦》，雖然“橫槊賦詩”并非故事的主線，但雜劇這一俗文學形式無疑促進了情節化之“橫槊賦詩”在民間的深入流播。

《曹操故事的文本流變及其文化意蘊》，李萬營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25年11月版。

三、《三國演義》中的“橫槊賦詩”

《三國志演義》標志著曹操“橫槊賦詩”典故演變的最終定型。自六朝以來綿延近千年的曹操“橫槊賦詩”典故出史入文，又在詩、詞、文、曲中反復游弋，最終在小說中轉化為大眾傳播的經典情節，實現了文化符號的終極定型。

茲將《三國志演義》第九十五回相關原文節錄于下：

時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晴明，平風靜浪，操令置酒設樂：“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長江一帶，如橫素練。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衛皆錦衣繡襖，荷戈執戟，何止數百人。命文武百官，各依階位而坐。

操指南屏山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覷烏林，四顧空闊，心中暗喜……

于是曹操大笑不止。忽聞群鴉之聲，望南飛鳴而去，操問曰：“此鴉緣何夜鳴？”左右答曰：“鴉見月明，將謂曉矣，故離樹而鳴也。”操又笑不止。此時酒酣，教取槊立于船頭之上，取酒奠于江中，滿飲三爵，橫槊與諸將曰：“吾持此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真乃大丈夫之志也！況對此景，甚有慷慨。吾當作歌，汝等和之。”即古詩也，故以聲歌之……

歌罷，眾和之。忽見座間一人進曰：“大軍相當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也，姓劉，名馥，字元穎……馥曰：“丞相何故出此不利之言乎？”操曰：“何為不利？”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此大不利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敗吾興也！”手起一槊，刺死劉馥。遂罷宴。次日酒醒，悔恨不已。[20]370-371

相較于此前的敘事，《三國演義》中的“橫槊賦詩”展現出了新的特點。

《三國志通俗演義》

首先是具體時間的確定。《三國演義》圍繞赤壁之戰敷演了十余回，并在激戰中穿插蔣干盜書、龐統夜讀等情節，使得赤壁之戰的整體敘事節奏波折起伏。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盜書”“夜讀”情節在時間上的含混不清，作者把“橫槊賦詩”這一故事明確定在“建安十三年（208）十一月十五日”。

《赤壁賦》中，蘇軾將“橫槊賦詩”與赤壁之戰連接，并未提及具體年月。蘇軾以后，多數人接受了曹操于赤壁之戰前“橫槊賦詩”的說法，因此《三國演義》的系年應當是延續了史籍群的記載。

一般來說，小說的時間設定通常較為粗略，若強行套入干支紀日更容易出現訛誤，如小說第九十七回《七星壇諸葛祭風》中孔明為周瑜借風，稱“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乃風息”，按《通鑒》載，建安十三年十月為癸未朔，沈伯俊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推算，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并非甲子日，而系壬申日，十一月二十二日亦非丙寅日，當作甲戌日。[20]375

所以《三國演義》寫夏侯惇欲領兵南征曰“時建安十三年（208）夏六月”[20]307，寫諸葛亮火燒新野時劉琦寄書玄德，信末曰“建安十三年月日書”[20]315。

但“橫槊賦詩”的精準時間設定卻并無明顯漏洞，反而在相當程度上提高了“曹孟德橫槊賦詩”這一事件的信度。

史載建安十三年十月有日食天象，十二月兩軍已于赤壁交戰，唯十一月敘事留有空白，兼之《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被蘇軾定性為曹操橫槊所賦之詩，則十一月十五日月圓之夜自然而然成為小說家的佳選。

其次是環境描寫的添補。

小說此處消泯蘇軾赤壁之游和曹操赤壁之戰的時空差異，將東坡關于曹操“橫槊賦詩”的跨世想象演繹成孟德赤壁戰前的實境。文中對于自然環境的描述，如“天氣晴明，平風靜浪”云云，大抵沿襲蘇軾《赤壁賦》前半段的景物書寫。

作者主要增補了曹操“橫槊賦詩”時的公共空間敘事。史載曹操收荊州之眾，得“蒙沖斗艦乃以千數”[21]。蘇軾將之描述為“舳艫千里，旌旗蔽空”，呈現出的仍然是一種宏觀的軍事印象。

東坡有意探討的是變與不變的哲學命題，其稱贊曹操軍事的強盛，目的是為后續思考人類之渺小張本。小說敘事則意不在此。

《國之梟雄：曹操傳》

基于歷史敘事的立場，曹操率領的水師被描繪成盛大的朝會現場，作者著意寫出大船之上的左右侍衛和文武百官，將對于歲月而言略顯“渺小”的曹操投入另一種具體的社會場域：侍衛的華貴衣著和百官的有序落座，相較于舳艫和旌旗，動態地增強了小說敘事的現場感。

不惟如是，藉由這樣的氛圍烘托，讀者能夠更清晰地感受到曹操作為“一世之雄”，軍事實力和政治地位皆已臻于鼎盛。人際環境的填充賦予了小說更為精確的敘事精度，曹操由是從文人赤壁遙想的虛幻記憶變成具體權力場域中的核心角色。

再次是故事情節的改寫。

小說中“橫槊賦詩”發生的時間和環境刻畫皆有所本且較為合理，但在后續情節上作者卻進行了與史實不符的明顯捏造，最終形成了小說書寫與此前一應敘事的根本差異。

核心改寫發生于曹操和揚州刺史劉馥之間。劉馥，小說中稱之“起自合肥，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深溝高壘，結甲利兵，積盈倉之粟，作草苫數千枚，貯魚膏數百斛，為守戰之具”[20]371，文字基本襲用了《三國志》中的劉馥傳記。

《曹操評傳》

史載其卒于建安十三年（208），從上下文來看，彼時劉馥正處合肥守御城池，并未跟隨曹操出征江東。然而在小說第九十五回末處，能吏劉馥指出“月明星稀”四句不祥，敗壞曹操賦詩之興，被孟德一槊刺死。

《短歌行》詩中透露出強烈的求賢愿望，“久事曹公，多立功績”[20]371的劉馥卻橫死于曹操槊下，這一轉折構成了強烈的反諷，也標志著“橫槊賦詩”話語功能的轉變。

“橫槊賦詩”這一典故自生成之初，便多用于表述曹操的才兼文武，屬于一種積極的正面評價。自中晚唐以來，對于曹操的道德評價日益苛刻，仍然沒有湮沒這一敘事傳統，例如蘇軾為孔融作贊，序中謂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16]601，給予了嚴厲的批評，《赤壁賦》中卻仍然寫曹操“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

然而受到宋元以后“擁劉反曹”意識形態的影響，當這一典故嵌入明清小說敘事時，“詩”中抒發的個人情性與實際行為嚴重悖離，“槊”亦由曹操武德的象征變成了奪人性命的兇器，其意涵與千載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語。

劉勇強指出，對于短篇小說而言，本事關乎整體構思，而對于章回小說而言，本事僅具有局部的意義[22]。

盡管如此，“橫槊賦詩”作為赤壁之戰整體結構中的一處閑筆，卻在《三國志演義》中占據獨立一回，內容上自成一體。

從曹操置酒張樂到刺死劉馥，“橫槊賦詩”有如一幕短劇在讀者眼前漸次呈現。劉馥解“詩”觸怒曹操，從而橫死“槊”下的悲劇情節，使得這一典故的情感傾向發生了顛覆性變化。

“橫槊賦詩”由表現魏武文武雙全的構件，變作曹操虛偽和殘暴的寫照，最終成為整部小說“擁劉反曹”意識形態的注腳。

《曹操集校注》

四、文史互動：“橫槊賦詩”的嬗變過程

《三國演義》是一部敷陳東漢末年三國故事的歷史演義小說，個中情節與歷史記載的虛實關系是讀者間長久不衰的經典話題。然而有關的議論意見卻往往因評論者的身份地位與時代背景的不同而相互矛盾。

例如明人謝肇淛即以為《三國演義》《宣和遺事》等書俚俗無味，“事太實則近腐”。站在藝術創作的立場上，謝氏進一步指出小說三昧在于虛實參半，“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23]。

清代的章學誠則認為是著取材博贍，引用了一些正史所無的稗記內容，不可盡數斥以無稽之談，謂之“七分實事，三分虛構”。

這一看法長期以來被研究者廣泛引用。然而考諸原文，可知實齋此番論述，實際上是以史學學者的立場和身份對《三國演義》提出批評，其指出《列國志》《說唐》多紀實事，《西游記》《金瓶梅》全然虛構，這兩類演義之書皆無傷大雅，唯《三國演義》“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使得歷史與文學敘事間的虛實分野淆亂難辨，以致“桃園等事，學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24]。

《章學誠集》

謝、章二人的看法在學術史上都有一定的影響，索其大略，前者認為《三國演義》記事多有所本，名為小說，殆同史傳；后者則更為強調《三國演義》虛構情節對歷史故事的污染。

小說敘事究竟是“七實三虛”還是“三實七虛”，這是歷來讀者爭論不休的問題，英語世界的學人羅慕士（Moss Roberts）甚至提出“小說中有四分之三的內容是具有歷史性的，有很強的史實依據”[25]。

章實齋起先提出的比例未必出于精確的考量，后人在此基礎上的討論也往往停留于尋求本事的皮相。

事實上，我們固然能為小說中的許多情節找到本事和出典，然而這些溯源的結果卻未必盡皆可以導向歷史的“真實”。

以“橫槊賦詩”為例，這一典故在蘇軾《赤壁賦》中得以情節化，又被《三國演義》的作者改編成小說中的知名章節。學者與大眾往往目東坡之文為正統，輔以明清小說的熏染，遂將“橫槊賦詩”徑直當作曹操的標簽任意取用。

盡管近年來有學者注意到元稹《杜甫墓志》和垣榮祖“上馬橫槊”之說，卻始終未能更進一步，揭出這些寫定時地遠離歷史現場的文獻從何而來。

這些問題的產生，本質上是由于論者簡化了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關系，認為歷史為文學提供了變動不居的素材，卻忽視了文學與歷史互動的復雜進程。

回溯至漢魏時代，后代史書修撰的重要參考文獻——起居注和實錄在這一時期還未形成機制，曹操的歷史形象首先由其本人及二子的文章建立。

《論曹操》

基于立場，三曹的文學創作不免存在一定的虛夸。然而這些文字自創作之初就帶有很強的宣傳意圖，為了在社會場域流播，作者亦不會杜撰出太過牽強的言說。作為現實的歷史被形諸文辭，遂開啟此后文史互動的一系列轉寫。

時人的文學敘事作為構筑曹操形象的一手資料，后世史官在書寫曹操時自然有所取用。但由體裁而言，這些文章皆非傳統意義上的史傳，史官在吸納的過程中必然要進行一定程度的改寫，歷史現實經過文學作品的中介流入史書，此后文與史兩條路線并行不悖地持續發展。

史書中的曹操，逐漸糅合政治話語進入新的場域，強化人們的歷史記憶的同時擴充出多樣態的話語資源。與此同時，詠史題材的各類文體持續涌現，而詩家詞客們遙想的古人，實則是前代文學想象虛構出的歷史影像。

后世文人面對各個時代的相似話語，習焉不察地確定了曹操“橫槊賦詩”的歷史面目，并持續創作為這一形象添加文學的次生層，文學與歷史的分野由是變得愈發模糊。

《曹操詩賦編年箋證》

值得注意的是，“橫槊賦詩”在詩文詞曲之中偏移的幅度始終較小。無論詩詞抑或文賦，大多以書寫情志為旨歸，因此在化用“橫槊賦詩”時盡皆將之表現作積極意義，主要取用其中蘊含的允文允武之意。

質言之，曹操在詩文場域中主要表現為詩人、豪雄的面貌。而小說作為一種敘事文體，虛構性更強，受抒情傳統的影響有限。

拋開漢魏風骨的詩學意味，在“擁劉反曹”意識形態高漲的近世，曹操無疑被視作歷史上的奸雄角色，因此《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形而上地拆解了“橫槊賦詩”的話語要素并加以重塑，敘事的基調從頌揚稱贊轉而為抨擊批判。情節的創造性轉化與彼時人們對于曹操奸臣的歷史想象相互印證，加強了“橫槊賦詩”的信度，也使之產生新的歷史意蘊。

結 語

對“橫槊賦詩”出典的詳細考察，揭示了歷史演義小說創作過程中的一些問題。演義小說依托歷史而成，過去的研究往往著眼于考證本事有無，然而由于中國古代文史之間的復雜關系，史實與虛構有時難解難分，這也致使了部分本事具有極強的隱蔽性，所以在研究本事時既須有形而下的字面功夫，也要有形而上的聯系視野。

此外，傳統的本事研究強調由史入文的單向流動，忽視文章與史籍互動的可能，事實上，部分敘事性文章也會成為修史者納入考量的重要史源，文學一方面從史籍中汲取本事和故實，一方面又強化了史籍記載的信度。

《臉譜下的真實：曹操、諸葛亮的是是非非》

文章與史籍，與其強調某一方對另一方的滲透和影響，毋寧說二者之間是一種不居的互動關系，時代更迭之下，伴隨這種互動的是文體的轉換、情節的再生和敘述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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