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玉武：刑事庭前會議全球比較||比較法刑辯

莊玉武：刑事庭前會議全球比較||比較法刑辯

摘要

作為現代刑事訴訟制度回應案件爆炸與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的核心機制，庭前會議在分流程序爭議、凈化庭審環境、提高審判效率方面承載著重大的制度寄托。然而，在我國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庭前會議在特定案件中出現了嚴重的工具化與異化傾向，淪為隔絕被告人、分而治之、壓制辯護權以及提前消化非法證據排除申請的行政化控制利器。本文立足于比較法的宏闊視野，深入考察了英美法系（美、英）的“案件管理與辯訴催化”模式與大陸法系（德、臺）的“中間程序與審判凈化”模式，系統解構了庭前會議的理論本源與功能邊界。聚焦于我國司法實務中的痛點，本文對被告人缺席常態化、看守所分異召開的“空間政治學”、隱性訴訟契約對辯護律師的“技術繳械”，以及庭前會議對非法證據排除申請的“絕對失權陷阱”進行了穿透式的法理剖析。研究表明，效率不應以犧牲公正為代價，庭前會議絕非正式庭審的“密室替代品”。要重塑庭前會議的本來面目，必須在我國未來的法治深化改革中確立主持人與裁判者職能隔離、以被告人到場為原則、廢除羈押場所開會以及確立非絕對失權救濟機制的系統化重構路徑。

一、引言：現代刑事訴訟的結構性張力與庭前準備程序的興起

在現代刑事訴訟的宏大敘事中，庭審長期被奉為正義最終彰顯的“高光舞臺”。控辯雙方在莊嚴的法庭上，依托證據裁判原則、直接言詞原則與對抗制構造，展開針鋒相對的舉證、質證與辯論，最終由中立的裁判者作出公正的裁決。這一充滿儀式感與對抗性的“劇場模式”，構成了現代法治國家刑事正當程序（Due Process）的核心圖景。

然而，步入21世紀以來，這一完美的理想主義構造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結構危機。隨著經濟犯罪高智能化、有組織犯罪網絡化以及信息時代電子證據的爆炸式增長，刑事案件的底層事實復雜程度與卷宗體量呈現出幾何級數的增長。如果將所有程序性爭議、管轄權異議、回避申請、證據能力的初步篩查以及龐雜的舉證計劃全盤堆砌至正式庭審之中，必然導致庭審過程曠日持久、頻繁陷入停頓與中斷。這種“鈍重”的訴訟構造不僅極大地虛耗了稀缺的司法資源，更由于訴訟周期的無限拉長，直接損害了被告人獲得及時審判的憲法級權利。

為了化解“審判中心主義的精細化要求”與“司法資源有限性”之間的劇烈張力，全球主要法域在20世紀中后期紛紛開啟了刑事訴訟的“案件管理（Case Management）”運動。作為這場運動的核心制度產物，庭前會議制度（Pre-trial Conference / Preparatory Procedure）應運而生。其制度初衷在于，在正式庭審的“正廳”之外設立一座理性、高效的“前廳”，通過在開庭前將雜亂無章的證據材料、盤根錯節的程序爭議予以梳理、分流與過濾，確保正式庭審能夠集中精力、不間斷地圍繞定罪與量刑這兩大實質核心問題展開。

然而，在我國新一輪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推進過程中，庭前會議在承載“分流減壓”期望的同時，卻在底層實踐中悄然發生了一系列令人揪心的裂變。在部分大案、要案或多被告人復雜案件中，庭前會議的定位偏離了技術性、預備性的程序軌道，而演變為一個充滿行政化威壓與權力隱秘博弈的“暗室”。

• 被告人為何在實踐中被普遍隔絕于這一關鍵程序之外？
• 當事人個別申請參加的，為何會被分而治之地移師看守所分別召開？
• 這一制度究竟是提高審判質量的減震器，還是公檢法機關用以提前搞定律師和被告人的技術繳械利器
• 一經在庭前會議中過關，后續庭審中是否真的構成了非法證據排除權利的絕對喪失

這些問題不僅困擾著一線前沿的刑事辯護律師，更直接拷問著我國刑事訴訟正當程序的價值底線。

為了廓清迷霧，本文不局限于傳統的文本法條堆砌，而是試圖運用比較法學、訴訟社會學與空間政治學的多維視角，橫向對剖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主要國家的庭前準備制度，縱向穿透我國司法實務中的變異怪象，以期還原刑事庭前會議的本來面目，并為我國未來刑訴法的深層理性修改提供系統性的理論支撐。

二、庭前會議的法律譜系：域外法治視閾下的制度本源與比較法考察

從比較法史的角度審視，庭前會議并非某一單一法域的專屬發明，而是不同訴訟傳統在面對“效率與公正”雙重擠壓時，各自演化出的技術路徑。正如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與克茨所言，“不同的法律制度為解決相同的社會現實問題，往往采用了極為相似的方法。”但深植于不同訴訟構造之中的基因，依然賦予了各國庭前準備程序截然不同的面貌。

1.英美法系（美、英）：“案件管理”與“辯訴交易的催化劑”

在奉行極端當事人主義與陪審團審判 traditions 的英美法系中，庭前準備程序的核心驅動力來自于對“審判突襲（Trial by Ambush）”的厭惡以及對高昂陪審團維持成本的控制。

(1)美國法：以《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7.1條為中心

在美國聯邦刑事訴訟體系中，庭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受到了極其精細的規則規制。根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7.1條的規定：

“在起訴書或信息發布后的任何時間，法庭可根據任何一方的動議或自行決定，下令召集一次或多次庭前會議，以考慮能夠促進公正和高效審判的事項。”

在司法實踐中，美國的庭前會議通常呈現出雙軌制特征：

其一，是純粹行政性的狀態會議（Status Conference）。這類會議由地方法官（Magistrate Judge）或主審法官主持，核心任務是檢查控辯雙方的證據開示（Discovery）進度。基于聯邦最高法院在Brady v. Maryland (1963)案中所確立的“布雷迪規則”，控方必須將其掌握的所有有利于被告人的無罪或輕罪證據（Exculpatory Evidence）無條件開示給辯方。狀態會議即是用以強制落實這一憲法級義務的制度抓手。

其二，是實質性的庭前動議聽證會（Pre-trial Motion Hearings）。這是英美庭前程序的“重頭戲”。辯護律師會密集提出各種審前動議，其中最核心的是排除證據動議（Motion to Suppress）和限入動議（Motion in Limine）。例如，基于第四修正案主張警方屬于非法搜查、基于第五修正案主張米蘭達警告存在瑕疵從而要求排除被告人供述。此類聽證會的對抗強度極高，法官會進行事實認定并作出終局性裁決。一旦某份核心證據在庭前動議中被法官裁定排除，控方往往會選擇直接撤銷起訴。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庭前會議在客觀上扮演了辯訴交易（Plea Bargaining）的催化劑。正是在庭前會議中，控辯雙方通過充分亮出底牌，對彼此在正式陪審團審判中的勝訴概率有了極具理性的商業化評估，從而促使超過95%的刑事案件在進入法庭前便以被告人認罪（Plea of Guilty）結案。

(2)英國法：從“庭前審查”到“更好案件管理（BCM）”

英國作為普通法的發源地，其刑事法院（Crown Court）在歷史上長期依賴庭前審查（Pre-trial Review）。進入21世紀后，面對效率低下的指責，英國啟動了強烈的司法改革，于2015年全面推行“更好案件管理”（Better Case Management, BCM）計劃，其核心即是確立辯訴與庭審準備聽證會（Plea and Trial Preparation Hearing, PTPH）。

在PTPH程序中，法官不再扮演消極的聽眾，而是轉化為積極的“案件管理者”。在開庭前，控辯雙方必須共同填寫一份極其詳盡的“PTPH表格”，逐項明確：被告人是否認罪？有哪些事實是不需要舉證的公認事實（Admitted Facts）？需要傳喚哪些證人？庭審預計耗時多久？英國通過這種高度標準化的庭前管理，試圖在案件進入對抗前將其流程鎖死在理性的軌道內。

2.大陸法系（德、臺）：“中間程序”與“審判凈化”機制

與追求控辯對等的英美法系不同，傳統大陸法系奉行職權主義與卷宗移送主義，法官通過在開庭前審閱偵查機關移送的全案卷宗（Dossier），已經對案情有了全局性掌握，因此在歷史上對獨立的庭前會議需求較弱。但隨著現代職權主義向“集中審理”與“庭審中心主義”的修正，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也逐步建立起了獨具特色的庭前準備程序。

(1)德國刑事訴訟法：從“中間程序”到“程序狀態商談”

在德國刑事訴訟法（StPO）的經典三階段構造（調查程序、中間程序、主審判程序）中，中間程序（Zwischenverfahren）構成了法定的庭前篩查機制。

根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99條至第211條的規定，當檢察官提起公訴后，案件并不直接進入庭審，而是由審判庭審查是否應當準許開啟主審判程序。在此階段，審判庭法官需要審查起訴書在法律和事實上面是否具備“足夠的犯罪嫌疑”（Hinreichender Tatverdacht）。

更為關鍵的本土化演進發生在2009年。為了應對實踐中日益普遍的“訴訟契約（Deal）”，德國在《刑事訴訟法》第202a條中正式引入了程序狀態商談（Er?rterung des Verfahrensstandes）制度：

“在提起公訴后，法院在準備主審判程序時，可以為了促進訴訟進程，與案件參與人商談程序的狀態。”

這一機制允許法官、檢察官與辯護人為了落實集中審理原則（Konzentrationsmaxime），在主審判開庭前，就未來的舉證范圍、鑒定人選、甚至在被告人認罪情況下的量刑區間進行理性的制度內商談。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BVerfG）通過一系列判例強調，這種庭前商談絕不能蛻變為法治國原則之外的“暗箱操作”，商談的內容和結果必須在隨后的主審判程序中向全社會公開并記入筆錄。

(2)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嚴苛的“準備程序”

我國臺灣地區在2003年進行了號稱“向當事人主義傾斜”的刑事訴訟重大修正，其中最成功的改動之一即是重塑了“準備程序”（第273條以下）。

臺灣地區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規定，法院得于第一次審判期日前，指派受命法官進行準備程序，處理下列事項：起訴效力所及之范圍與有無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訊問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認罪；命顯露證據；對證據能力（即證據可采性）意見之聽取與裁定；擬定審理計劃等。

臺灣地區的準備程序定位極其純粹，即正式庭審的“凈化器”。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原則上，所有關于證據是否具備合法性、是否屬于傳聞證據而應予排除的爭議，必須在準備程序中處理完畢。一旦受命法官裁定某份證據無證據能力，該證據即被徹底過濾，絕對不允許帶入后續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主審判程序中，從而實現了防止“法官先入為主、思想被污染”的精細化效果。

3.全球主要法域庭前會議制度橫向橫剖

為了更直觀地呈現不同制度模型的底層邏輯，現將上述國家和地區的庭前準備程序提煉對比表格如下：

比較維度

美國（Federal System）

英國（Crown Court）

德國（StPO）

我國臺灣地區（CPC）

中國大陸（CPL）

法定核心名稱

Pre-trial / Status Conference

Plea and Trial Preparation Hearing (PTPH)

Zwischenverfahren / Er?rterung (§202a)

準備程序

庭前會議

程序主持者

地方法官或主審法官

刑事法院巡回法官

審判庭法官（通常為審判長）

受命法官（非合議庭全員）

承辦法官或法官助理

底層核心功能

強制證據開示、裁決違憲證據排除、催化辯訴交易

規范化案件管理、固定公認事實、鎖定庭審時間

審查起訴嫌疑度、落實集中審理、規制程序商談

確定訴訟邊界、實質裁決證據能力、擬定計劃

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管轄、回避、非排等）

公開性原則

涉及實質權利動議的聽證公開；狀態會議通常不公開

原則上公開舉行

商談不公開，但結果必須在主審判中當庭公開

原則上不公開，但可準許旁聽

一律不公開進行

被告人到場權

憲法級在場權，除純法律行政事項外，必須在場

必須在場（用以明確表達是否認罪）

通常無需在場，以律師交涉為主

原則上必須在場（非有法定事由不得缺席）

由法院決定（實務中以普遍缺席為常態）

非排爭議效力

庭前裁決具有終局性效力，不服可獨立上訴或保留

庭前作出約束性裁決，除非有重大情況變更不予推翻

主審判中可隨時提出異議，庭前商談無終局鎖死效力

準備程序一經裁定無證據能力，正式庭審徹底禁用

實踐中演變為“庭前未提或被駁，正式庭審極難再提”

三、終極追問：刑事案件庭前會議的本來目的是什么？

應然定位：庭前會議在本質上是現代刑事訴訟為了應對“審判中心主義”帶來的程序負荷，而設立的一種“技術性、預備性、非實體裁判性”的輔助機制。它是庭審的減震器、過濾器和導航儀，而絕不是正式庭審的“微縮版”，更不能成為剝奪控辯雙方當庭對抗權利的行政收口程序。

依據比較法原理與現代正當程序理論，庭前會議的本來目的應當在“效率”與“公正”的二維矩陣中尋求精密的平衡，其核心價值功能可以凝練為以下三點：

1.訴訟效率之維：落實“集中審理原則”與降低司法沉沒成本

在沒有庭前準備程序的傳統訴訟模式下，刑事審判極易陷入“走走停停”的癱瘓狀態。諸如被告人當庭申請公訴人回避、辯護人當庭提出管轄權異議、或者控辯雙方對數百份完全沒有事實爭議的身份證明、工商登記等書證進行逐一宣讀質證。這不僅導致庭審帶寬被大量無價值的程序碎屑所占滿，更迫使法庭不得不頻繁宣布休庭以處理程序爭議，極大損害了司法的嚴肅性。

庭前會議的效率目的，在于通過“程序性爭議提前出清”與“無爭議事實提前固定”，將所有可能導致庭審中斷的絆腳石在開庭前清掃干凈。通過在庭前會議中明確管轄、回避、出庭證人名單、舉證順序等技術性事項，使得正式庭審一拉開序幕，即可馬不停蹄地、高度集中地圍繞“被告人到底有沒有犯罪（定罪問題）”以及“應當判處多重刑罰（量刑問題）”這一實質核心展開，實現“畢其功于一役”的集中審理。

2.程序公正之維：消除“突襲審判”、保障防御權與強化訴訟平等

在刑事訴訟的天然構造中，控辯雙方的信息與資源是極度不對稱的。國家機器憑借強大的偵查權，壟斷了幾乎全部的證據材料；而辯方在身陷囹圄、資源匱乏的狀態下，往往處于信息黑洞之中。如果容許任何一方在庭審中毫無預兆地拋出致命證據，必然導致另一方因缺乏準備時間而陷入被動，進而將嚴謹的正義尋覓退化為比拼運氣的“博弈突襲”。

庭前會議的公正目的，其核心在于促進深度的證據開示（Pre-trial Disclosure）。通過強制或引導控方在庭前將全案證據（包括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完整、清晰地展現在辯方明處，賦予辯護律師充分、寬裕的時間去核實線索、查閱資料、準備反駁意見。這不僅消除了“突襲審判”的隱患，更是在程序機制上強行拉平控辯雙方的防線，確保辯護權的實質行使，踐行了現代法治所尊崇的“武器平等（Equality of Arms）”原則。

3.我國現行立法與規程下的“理想圖景”

我國在2012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正式確立了庭前會議制度（現為2018年《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2款）。隨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發布了《辦理刑事案件庭前會議規程（試行）》（以下簡稱《庭前會議規程》）。

在我國立法者的藍圖中，庭前會議被嚴格限定為“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的預備性程序。根據《庭前會議規程》的規定，法官在庭前會議中對于管轄、回避、非法證據排除等申請，其核心職能是理清控辯雙方的觀點分歧，歸納爭議焦點，擬定出庭人員名單。對于沒有爭議的程序事項，記錄在案；對于存在重大爭議的實質性問題（如非法證據排除），則帶入正式庭審中去解決。這一設計在文本層面上完美契合了庭前會議作為“前廳”的預備性本意。

四、結構性隔絕：被告人缺席庭前會議的法理檢視與制度迷思

實務痛點：在我國當前的刑事辯護生態中，一個近乎荒誕但卻成為主流的常態是：刑事案件的庭前會議，被告人（當事人）往往被強制留在看守所內，會場里只有法官、檢察官與辯護律師三方圍坐。被告人作為這場涉及自身自由乃至生命的訴訟的“一號主角”，在其命運被深度規制的庭前會議中，卻淪為了缺席的“隱形人”。

1.國際人權公約與域外法治中被告人“出庭權”的憲法級定位

在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14條第3款（d）項中，明確將“出席受審并親自答辯或通過他所挑選的法律援助進行答辯”確立為刑事被告人享有的最低限度的正當程序保障。

比較法實踐表明，被告人的在場權（Right to Be Present）絕對不僅限于最后的正式法庭辯論階段，而是全面貫穿于一切可能對其權利產生實質影響的訴訟節點：

• 美國憲法實踐：基于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的“對質條款（Confrontation Clause）”以及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被告人擁有參加所有實質性審前聽證會的絕對權利。在Kentucky v. Stincer (1987)等關鍵判例中，聯邦最高法院確立了極其嚴苛的標準：只要被告人的在場對于程序的公正性具有實質性的助益（Whenever his presence has a relation, reasonably substantial, to the fulness of his opportunity to defend against the charge），其到場權即不容剝奪。如果法官在審前排非聽證會上背著被告人進行審理，除非被告人有明確、自愿且明知的放棄（Waiver）記錄，否則將直接構成違憲，導致整個判決在上訴中被無條件推翻。
• 臺灣地區實踐：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273條關于準備程序的規定，在實務運作中將“召喚被告到場”作為鐵律。因為準備程序涉及被告人是否認罪的正式陳述、涉及其是否同意放棄對某些書證的質證權利（即同意其具備證據能力）。沒有被告人的親自簽字確認，律師單方面的表態在法律上具有極高的效力瑕疵風險。

2.我國實務中“被告人缺席常態化”的行政化工具主義邏輯

針對此問題，我們需要精確校正對我國現行規范文本的理解。我國《刑事訴訟法》與最高法院的《庭前會議規程》并非完全無視被告人的參與。

《庭前會議規程》第6條明確規定：

“通常情況下，根據案件情況及庭前會議的議事內容由人民法院決定是否需要被告人參加。對于被告人申請參加庭前會議或者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等情形的，應當準許。”

但在底層的司法重力場中，“應當準許”的法定規則在遭遇科層制的行政阻力時，往往被架空為了“原則不準許、到場為例外”。導致這一異化現象的深層制度因果鏈條包括：

(1)警力配給與提押安全成本的行政算計

在我國司法行政體制下，羈押于看守所的被告人出所參加訴訟，需要法院法警隊、看守所管理方乃至武警部隊的多方協調。每一次提押都意味著嚴密的安全防范、警車調度與人力負荷。在辦案經費和警力資源長期緊平衡的壓力下，法院的行政化本能必然是“能省則省”。由于正式開庭無法缺席，法院便將削減行政成本的尖刀對準了不公開進行的庭前會議，以“案件技術性強、被告人到場無實際意義”為由，直接在排期時將其排除在到場名單之外。

(2)訴訟構造中對被告人主體地位的理性矮化

在傳統的強職權主義潛意識中，司法機關往往將刑事被告人視為純粹的被動接受審查客體（Object of Investigation），而非積極的訴訟權利主體。辦案人員往往抱有一種頑固的刻板印象：庭前會議談的都是管轄異議、回避制度、舉證順序等高度深奧的法律專業技術問題，被告人作為非專業人士“反正也聽不懂”，去了非但不能提供建設性意見，反而可能因為情緒激動而大吵大鬧，拖慢訴訟進度，不如將其隔絕在看守所內，由律師“代勞”最為穩妥。

3.被告人結構性隔絕的沉重代價：處分權與專屬權異位的憲法級風險

這種將個人自由與生命命運排除在前的做法，帶來了嚴重的法理漏洞。

首先，混淆了“專屬程序處分權”與“技術性辯護權”的本質界碑。在現代刑事訴訟理論中，有些權利屬于被告人不可讓渡的專屬權利。例如，是否申請法官回避，其核心在于被告人主觀上對裁判者公正性的內心信任度；是否對控方的某份非法證據咬死不放，直接決定了其后續的生死存亡。律師的辯護權雖具獨立性，但其正當性源頭終究來自于被告人的授權委托。當法庭在庭前會議中，背著被告人就這些核心程序權利向律師征詢意見時，實際上是將律師架在了火上烤——如果律師為了配合法官提高效率而同意放棄某項程序異議，等同于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越權處分”了被告人的核心人權。

其次，這直接誘發了律師與被告人之間的深度信賴崩塌。多被告人或黑惡案件的被告人，由于在漫長的羈押期內全程對庭前會議信息一無所知，到了正式開庭時，往往震驚地發現自己許多賴以抗辯的程序武器（如管轄異議、刑訊逼供非排申請）已經在庭前會議中被“處理完畢”。這種信息不對稱會導致被告人產生強烈的被害妄想，懷疑自己的律師被法官“收買”或屈從于威壓，從而在當庭出現激烈拒絕認罪、當庭宣布解聘律師等不可控的亂象，反而徹底葬送了庭前會議本欲追求的效率初衷。

五、空間的政治學：看守所召開會議的權力異化與“分而治之”策略

實務怪象：當部分極具權利意識的被告人，在專業刑事辯護律師的協助下，堅決依據《庭前會議規程》第六條行使法定申請權，強烈要求必須親自參加庭前會議時，司法實務中往往演變出一種極其獨特的中國本土化變通策略——法院拒絕將法庭作為會場，而是將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悉數拉到看守所。在多被告人涉黑涉惡案件中，更是采取“在不同看守所、甚至同一看守所的不同訊問室，分別召開、各自擊破”的隔離模式。

這一現象無法在傳統的法條解釋學中找到依據，必須借助訴訟社會學與空間政治學（Spatial Politics）的顯微鏡，方能洞察其背后隱藏的權力運行機理。

1.司法物理空間的精神隱喻：正當審判場所與專政管束空間的張力

空間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是權力的外在延伸與心理暗示的容器。

標準的法庭（Courtroom）空間布局，是人類法治文明數百年演進的結晶：

• 法官高坐于具有審判臺的視覺高位，傳遞出中立、客觀、不偏不倚的裁判權威；
• 控辯雙方分列兩側，呈等高、對等的水平視線排列，在空間結構上強行賦予辯方與國家公訴人平起平坐的心理暗示；
• 公開的旁聽席則引入了公眾與社會的審視目光，對各方形成強烈的理性約束。

被告人置身其中，雖然受到法警看管，但其作為獨立的“訴訟當事人”的尊嚴與對抗底氣，在法庭這一神圣空間的儀式感中得到了制度化的加持。

然而，看守所（Detention Center）本質上是一個全效控制機構（Total Institution）。這里的每一寸空間設計，從高墻電網、鐵窗鐵柵，到審訊室內的審訊椅、束縛帶，都在反復、高強度地向被告人灌輸其作為“被專政對象”、“在押囚犯”的弱勢身份。

當庭前會議的會場被強行移師至看守所的訊問室內舉行時，整個程序的心理結構發生了根本性逆轉：

• 控辯審三方的平權跨國交涉，在物理上被降格為了一場“在監管場所內部開展的行政談話”；
• 被告人穿著看守所的羈押服，身體被限制在審訊椅上，四周環繞著看守所管教干警的戒備視線，其心理防線在空間威壓下被極度壓縮；
• 在這種壓抑的權力結構中，被告人很難產生對抗的勇氣，往往傾向于作出順從性的表態，從而使庭前會議淪為權力馴服權利的物理道場。

2.多被告人案件中“分異開會”的隱秘動機：粉碎“協同防御”與誘導“囚徒困境”

在集團犯罪、集資詐騙或黑惡勢力等復雜的多被告人案件中，控方最大的挑戰在于辯方可能形成的“協同防御網絡（Cooperative Defense Network）”。律師們通過聯合研判卷宗，各被告人之間通過當庭質證、互相印證，極易揭露出偵查機關在分案訊問、口供比對時人為制造的邏輯斷層與非法取證嫌疑。

法院和檢察院采取在看守所“分別、隔離”召開庭前會議的策略，其核心政治學邏輯即在于物理斬斷辯方的信息紐帶，人為構建經典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在這種被空間刻意割裂的狀態下，辦案人員可以對被告人甲施加選擇性的信息披露：

“甲，你的同案犯乙和丙在他們昨天的看守所庭前會議上，已經明確表示對這筆犯罪事實沒有異議，也主動撤回了非法證據排除申請。如果你還要在這里讓律師死磕、堅持申請非排，你在隨后的正式庭審中就是最頑固的、唯一的對抗者，這將直接導致你徹底喪失認罪認罰從寬的滿格優惠。”

此時，處于空間黑洞中的被告人甲根本無從與乙、丙核實真偽，而其辯護律師由于未能參加其他被告人的會議，也無法提供確定性的沙盤推演。這種信息剝奪與空間隔離的完美結合，可以在極短時間內瓦解被告人的心理防線，迫使其背離律師的專業建議，主動在庭前會議筆錄上簽字妥協。這顯然是對庭前會議制度理性初衷的嚴重功利化扭曲。

3.比較法視閾下對審判空間嚴肅性與辯方實時溝通權的嚴苛控制

在美、英、德等法治成熟度較高的國家，將正式的司法聽證會隨意搬進監獄、看守所等羈押場所分別舉行，是幾乎無法通過憲法正當程序審查的荒謬行為。

在美國，即使由于不可抗力（如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不得不采用遠程視頻庭前會議（Video Teleconferencing），也受到極其嚴苛的規則限制：

首先，必須獲得被告人自愿、明知的書面同意。

其次，也是最核心的防御保障，是必須確保被告人與處于另一地點的辯護律師之間，擁有絕對保密、不被任何第三方竊聽的實時溝通渠道（Privileged and Confident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如果在視頻連線過程中，被告人因為看守所環境壓抑想私下詢問律師“我該不該同意法官的這個舉證建議”，而現場沒有物理隔離的私密電話，或者有管警在旁側聽，整個庭前會議的法律效力將當場宣告違憲歸于無效。

橫向對比之下，我國實踐中那種為了遷就看守所提押的便利，而隨意犧牲司法空間中立性、甚至積極利用空間隔離來實現各個擊破辦案目的的做法，亟待在更高法治位階上予以一刀切式的糾正。

六、利益的博弈場：“搞定”辯方的制度利器，還是對抗的理性緩沖閥？

前沿痛點：在許多一線資深刑事辯護律師的戲謔與控訴中，庭前會議往往被賦予了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污名——它不再是落實庭審中心主義的墊腳石，反而成為了公檢法機關聯手對付“刺頭律師”和“頑固被告人”的“大剪刀”，旨在趕在正式開庭、公眾旁聽、媒體關注之前，關起門來提前在密室里完成對辯護權的“拔牙”與“繳械”。

我們必須剝離情緒化的對抗話語，從制度機理與利益博弈的理性視角，深層剖析為何一個本意精良的制度，在本土實踐中會蛻變為“搞定”辯方的利器。

1. “搞定”機制是如何在非公開空間內精準運作的？

庭前會議之所以極易淪為非正當權力尋租與壓制辯護權的場域，根源于其底層的兩大特性：“密室效應”與“行政化協商的非對等性”。

(1)缺乏監督的“密室效應”對法治邊界的融化

根據我國現行規定，庭前會議一律不公開進行，不設旁聽席，更沒有媒體與公眾的監督。在這樣一個高度封閉、外人無法窺視的場域中，現代法庭所必需的程序面紗和克制儀式往往蕩然無存。

法官在主持會議時，從“居中裁判者”的角色不自覺地向“促成結案的行政協調員”漂移。一些在正式法庭上絕對不敢公開說出的違反中立性的言辭，在庭前會議的封閉環境中開始肆無忌憚地出現。例如：

“張律師，這個案子性質很清楚。你在庭前會議里提了十幾項非法證據排除，還申請了七八個偵查人員出庭。我直截了當告訴你，合議庭是不可能準許的。你如果在開庭時還要堅持這樣搞，帶節奏，不僅會把庭審時間拖入死循環，讓我們大家都下班沒準點，更關鍵的是會徹底惹惱合議庭，最后判下來對你的當事人一點好處都沒有。”

這種夾雜著行政威壓與利益得失的政治表態，在缺乏錄音錄像和公眾監督的暗室里，會對律師形成巨大的精神泥潭。

(2) “以實體利益誘導程序放棄”的隱性對價扭曲

伴隨著2018年我國刑事訴訟法全面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庭前會議的博弈性質發生了劇烈的異化。在認罪認罰從寬的框架下，量刑建議的克減權牢牢掌握在檢察機關手中。

這導致庭前會議往往演變成了一場極其不公平的“隱性交易會”。公訴人與法官會高度默契地聯手向辯方傳遞確鑿的信息：被告人想要拿到最優惠的量刑甚至緩刑，其核心對價不僅包括實體上的“承認犯罪”，更包括程序上的“絕對順從”。你在庭前會議上堅持申請法官回避、堅持要求排非、堅持死磕管轄權，就會被辦案人員直接解讀為“缺乏真誠悔罪態度”，進而以“不配合訴訟進程”為由，威脅撤銷量刑從寬優惠。

在這種直接將程序權利與人身自由斤兩掛鉤的倒逼機制下，絕大多數被告人會陷入精神崩潰，進而反向逼迫其辯護律師放棄專業立場：“律師，求求你別再幫我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了，法官說再鬧下去緩刑就飛了，我簽認罪協議還不行嗎？”至此，辯護權在庭前會議中被精巧地實現了無血繳械。

2.制度本意：作為對抗的“減震器”與“理性安全閥”

然而，如果我們因為其實踐中的扭曲而全盤否定庭前會議，無異于因噎廢食。在健康的法治生態中，庭前會議應當發揮其作為對抗“減震器”（Shock Absorber）與理性緩沖閥的巨大正面功效。

刑事審判由于涉及國家最高懲罰權的實施與個人自由的徹底剝奪，天生具有極高的情緒火藥味。庭前會議的存在，恰恰提供了一個“低成本去情緒化”的技術交涉平臺：

• 在低光環境下解決技術瑣碎：諸如控辯雙方對翻譯人員的資質有異議、發現有幾張重要的案卷復印件字跡模糊需要重新核對、或者辯方要求調取被告人的入所體檢表等。這些問題極為繁瑣，但并不涉及定罪量刑的核心實質。如果放在大庭廣眾之下的正式庭審中去吵，極易引發無謂的口水戰和法庭秩序失控。在庭前會議中，雙方在平和的職業語境下將這些技術垃圾打掃干凈，可以為庭審積累寶貴的理性互信。
• 構建雙向的預期管理：通過在庭前會議中進行徹底的證據亮底，律師能夠極為客觀、冷靜地評估手頭無罪辯護的勝訴概率，修正不切實際的激進策略；公訴人也能敏銳地察覺到自身證據鏈條中某些致命的邏輯死結或取證瑕疵，從而產生在實體上作出合理退讓的理性動力。這種在正式攤牌前的沙盤推演，有助于讓雙方重回務實、理性的軌道。

3.防御異化：如何引入“程序防腐劑”讓其回歸本位？

要斬斷庭前會議淪為“搞定辯方工具”的黑手，絕不能靠法官個人的道德自律，必須在程序規則上強行注入“防腐劑”：

其一，確立“程序抗辯不掛鉤原則”。應當在刑訴法解釋中明確下達禁令：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依法提出管轄異議、回避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申請等正當程序權利的行為，一律不得被定性為“不認罪、不悔罪”或“對抗司法”，嚴禁檢察機關據此撤銷或加重認罪認罰的量刑建議。

其二，強制推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并直接入卷”。既然庭前會議原則上不公開，為了對抗密室效應，就必須用冰冷的技術鏡頭去約束自由裁量權。庭前會議的每一次發言、每一句釋明，必須接受全過程、不可中斷、不可剪輯的同錄監督。任何非法的言語威脅、以刑期進行利益誘導的行為，一經同錄留痕，辯方均可在后續庭審中作為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依據提出抗辯，以此倒逼司法人員在庭前會議中回歸理性的專業邊界。

七、“一脫到底”的失權陷阱：庭前會議后“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權”的消解與救濟

生死紅線：在我國當前的刑辯實務中，圍繞庭前會議最令辯護律師感到驚心動魄、也最具生死博弈色彩的節點，莫過于非法證據排除申請（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許多法官和檢察官在實踐中，發展出了一套極具殺傷力的“套路”：利用庭前會議將非法證據排除申請一網打盡，一旦跨過庭前會議這一關，到了正式庭審時，便以“程序鎖定”為由，徹底焊死辯方再次提出非排的大門。這被稱為刑事辯護的“絕對失權陷阱”。

1.我國現行規范文本的“糾結與雙重性格”

縱觀我國現行的立法與司法解釋，可以清晰地發現其在“追求效率將非排攔截在庭前”與“維護實質正義防范冤錯”之間，表現出了一種高度精神分裂的“雙重性格”。

文本表面的“留有余地”

最高人民法院《辦理刑事案件庭前會議規程（試行）》第26條第1款和第2款作出了如下規定：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庭前會議中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人民法院經審查不是非法證據的，或者在庭前會議中未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在庭審期間提出申請的，法庭應當說明庭前會議了解情況和聽取意見的情況。”

“在庭審期間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應當說明理由。法庭經審查，對存在非法取證嫌疑的證據，應當進行調查；對于明顯不屬于非法證據的，應當駁回申請。”

從字面法理分析，立法者并未一刀切地剝奪正式庭審中的非排權。它只是為庭審中新提出的非排申請，增設了一個“說明理由”的額外起步門檻。

實務操作中的“實質鎖死”

然而，這一溫和的文本本意，在遭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2021版）第126條的加碼限制后，在基層行政化結案效率的催化下，被異化為了“庭前未提或被駁，庭審一律不再審”的絕對失權鐵律。

在當下的許多刑事庭審中，一旦辯護律師在質證階段提及被告人曾遭遇刑訊逼供、疲勞審訊，要求播放訊問同步錄音錄像以啟動排除非法證據程序時，審判長往往會以刺耳的法槌聲予以簡單粗暴的打斷：

“辯護人注意，這個線索在庭前會議中你已經提過并被合議庭駁回了；或者你在庭前會議中明確簽字表示對證據合法性沒有異議。根據司法解釋，現在沒有新的線索或者材料，本庭不再進行調查！請辯護人直接發表質證意見，不要一再糾纏程序問題，否則本庭將視你為擾亂法庭秩序！”

這種實踐中的絕對失權操作，實際上是給庭前會議頒發了對抗刑訊逼供的“終結性護身符”，對辯護權形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2.比較法上的程序性申請截止期與“實質公正救濟”的精密對沖

為了防止拖延訴訟，西方各法治國家也普遍設立了審前動議的截止期限（Procedural Deadlines），如果辯方無正當理由超期提出，確實會面臨失權（Forfeiture / Waiver）的風險。但在具體的權利放棄認定與救濟管道上，其規則呈現出極其深厚的人文主義彈性。

(1)美國法：Rule 12的截止期與“正當理由（Good Cause）”安全閥

在美國聯邦刑事訴訟中，依據《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2條(b)(3)及(c)款之規定，諸如排除證據（Motion to Suppress）等動議，必須在法官指定的審前截止日期前提出。如果辯方錯過了這一節點，Rule 12(e)規定通常視為放棄。

然而，美國法律之所以沒有淪為剝奪人權的陷阱，是因為它同時確立了極其強大的“正當理由（Good Cause）”救濟例外。只要辯護律師能夠向上訴法院或主審法官證明，未能及時在審前提出申請存在客觀原因，例如：

• 控方直到正式開庭前一天才姍姍來遲地移交了關鍵的警方內部執法記錄儀視頻（控方違反證據開示義務）；
• 或者被告人由于極度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直到站在法庭上受到公開審判的刺激，才敢向律師傾吐遭遇刑警秘密虐待的真實線索。

一旦認定存在“正當理由”，或者不予審查將導致“顯見錯誤（Plain Error Review）”并造成極其嚴重的“實質不公正（Manifest Injustice）”（如導致無罪之人因虛假毒樹之果而被判死刑），法官不僅會當庭中斷庭審重新開辟非排聽證會，甚至在判決下達后的多年上訴程序中，都必須敞開大門進行實質審查。

(2)德國法：貫穿主審判全過程的“異議權（Widerspruchsrecht）”

德國刑事訴訟理論更加堅信實體真實的尋覓與法治國原則的不可折彎。雖然德國有促進訴訟進程、要求盡早提出申請的集中審理要求，但德國刑事訴訟法并未給庭前準備程序賦予任何形式的“絕對防盜鎖效果”。

對于具有證據禁忌（Beweisverbote）的偵查材料（如未經法官授權的監聽記錄、未作權利告知的口供），辯護人在正式主審判的舉證程序中，伴隨著每一份證據的當庭出示，均擁有隨時提出“異議（Widerspruch）”的法定權利。德國主流刑訴學者（如克勞斯·羅克辛）強調，維護司法本身的純潔性與打擊刑訊逼供的憲法階位，永遠高于主審判庭法官對“順利下班結案”的行政化追求。

3.破除絕對失權效：論技術性效率不能跨越防范冤錯案件的赤紅底線

將我國刑事庭前會議賦予“一錘定音、絕對鎖死非排”的實務操作，在法理學和訴訟邏輯上犯下了不可饒恕的三重錯誤：

第一，嚴重偷換了“程序密度”的質性概念。非法證據排除是整個刑事訴訟中對抗烈度最高、對事實查明精細度要求最嚴苛的法律戰爭。它往往需要傳喚多名一線的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辯護律師極其刻薄的交叉詢問，需要控辯雙方在鷹眼之下逐分逐秒地去比對幾十個小時的訊問錄音錄像中是否存在“畫面跳變”、“聲像不同步”等技術剪輯痕跡。而定位為“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的庭前會議，其程序密度、質證強度與時間跨度，根本無法承載如此高密度的實質事實發現功能。用一個低密度的粗糙程序去徹底取代并封殺高密度的正式法庭調查，是典型的“程序偷工減料”。

第二，徹底無視了犯罪線索暴露的“動態演進規律”。在涉及同案犯相互撕扯的多被告人案件中，許多非法取證的致命線索，在庭前會議階段是處于被國家機器深度掩蓋狀態的。只有等到正式開庭、同案犯或關鍵證人脫離了看守所的監控環境，在莊嚴法庭公開審判的心理感召下，當庭頂住壓力說出“我們在秘密辦案基地被連續吊打了七天七夜”的真相時，非法證據的毒素才真正暴露。如果法庭此時以“庭前會議時你們為什么不提”為由拒絕啟動調查，無異于在司法體系內部公開為偵查機關精心掩蓋的違法犯罪行為提供合法的“洗白”庇護。

第三，徹底背離了排除非法證據制度防范冤假錯案的底層天職。中國刑事法治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冤錯案件（如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趙作海案），其核心病灶無一例外都直指刑訊逼供所產出的虛假口供。排除非法證據，是防范無罪之人被國家機器錯誤摧毀的最后一道安全閥（Safety Valve）。效率永遠只是正義的仆人，而絕不能反客為主成為正義的判官。如果一份指控被告人有罪的唯一口供，在客觀上存在重大逼供嫌疑，僅僅因為辯護律師因經驗匱乏在庭前會議中未能敏銳察覺，法庭就可以在明知其大概率屬于違法毒果的情況下，堂而皇之地將其作為判處被告人死刑的依據，這是對法治國家（Rechtsstaat）這一崇高概念的公然褻瀆。

八、中國式刑事庭前會議的重塑路徑與法治化前瞻

面對我國當前刑事審判實踐中庭前會議所遭遇的結構性隔絕、空間政治學異化、密室繳械利器化以及絕對失權陷阱等系統性困境，修修補補的司法釋明已無濟于事。我們必須借助新一輪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大契機，以全球法治文明的共同經驗為參照系，對我國庭前會議進行顛覆性的“正本清源”與制度重塑。

為了讓庭前會議徹底告別“搞定防御權的行政暗室”，真正回歸“服務高質量公開庭審的凈化器”，現提出以下四大系統性改革支柱：

改革支柱一：訴訟構造重組——確立“職能隔離原則”，設立獨立的庭前準備法官

我國庭前會議產生“實體預斷”與“密室搞定律師”變異的根本原因，在于“主持人與終局裁判者的高度合一”。當同一個承辦法官既主持庭前會議，又負責正式庭審的裁判時，為了追求自身的審限利益與結案效率，他必然產生在庭前將所有辯方抗辯火苗提前撲滅的行政沖動。

為此，應當徹底斬斷這一臍帶，引入職能隔離機制（Functional Isolation）：

• 庭前準備法官（Pre-trial Judge / Case Management Judge）的設立：明確規定主持庭前會議的法官（或法官助理），一律不得作為本案后續合議庭的組成人員。
• 職能邊界的確立：庭前準備法官只擁有程序管理的硬權力（如強制控方證據開示、核實回避申請資質、匯總排非線索），而沒有任何對實體定罪量刑和非法證據排除與否的終局裁判權。他在庭前會議結束時，只能產出一份純客觀、無傾向性的《庭前準備工作報告》，將未解決的重大爭議焦點原封不動地移交給隨后的正式審判合議庭。這樣不僅切斷了法官在庭前會議中進行權力尋租和利益誘導的動機，更在制度上構筑了一道防止法官“未審先判”的心理防火墻。

改革支柱二：權利保障落地——將自我申請制升級為“到場權為原則，缺席為例外”

必須在法律文本中以強硬的祈使句，徹底扭轉被告人在庭前會議中的被動邊緣化境遇：

• 確立被告人到場權的普適性：明確規定凡是召開庭前會議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必須依法傳喚被告人到場。被告人參加庭前會議，是現代刑事訴訟正當程序的默認開機配置（Default Setting）。
• 嚴苛限制缺席的例外：只有當案件屬于事實極其清晰的簡易程序或速裁程序，且被告人在擁有專業律師充分釋明的前提下，出于自身真實的理性意愿，自愿簽署了帶有律師見證的《放棄參加庭前會議書面聲明》時，法院方可不予提押。對于任何涉及數額巨大、可能判處十年以上重刑、或者辯方提出了刑訊逼供線索的案件，一律不允許剝奪被告人的當場深度參與權與知情權。

改革支柱三：空間正義回歸——全面嚴禁羈押場所開會，確立不可刺破的私密溝通權

空間的中立性，是正義賴以呼吸的空氣。

• 發布看守所開會的絕對禁令：應當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中增設禁止性條款，嚴禁人民法院以任何行政便利或安全考量為借口，將庭前會議的會場移師至看守所、監獄等專政監管場所的內部訊問室內進行。所有案件的庭前會議，必須在依法設立的人民法院審判區、或者配有嚴密正當程序防護網的遠程法庭內集中舉行。
• 徹底粉碎多被告人的分異隔離黑洞：在多被告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所有到場參加會議的被告人，其座位排列必須允許其與自身的辯護律師保持物理上的相鄰而坐，并且必須在制度上賦予并保障控辯雙方“隨時申請中斷程序、開啟不被打擾的私密律師咨詢（Confidential Attorney-Client Consultation）”的硬權利。嚴禁利用物理空間的拆分與隔離來人為制造囚徒困境、分化瓦解辯方的協同防線。

改革支柱四：效力規則重塑——廓清庭前協議邊界，建立非絕對失權救濟安全閥

必須徹底打破“庭前一過，非排鎖死”的效率怪圈，賦予程序以容納正義的彈性：

• 確立庭前放棄的非終局性效力：被告人及其律師在庭前會議中由于信息不對稱而未提出非排申請、或者作出的“無異議”表態，在隨后的正式庭審中，只產生相對的推定效力，而絕不具有排他的、絕對的“禁反言失權效力”。
• 細化正當理由重大嫌疑調查規則：在正式庭審階段，只要辯方能夠向法庭闡明未能及時在庭前提出申請的客觀理由（如新證據浮現、同案犯當庭反水），或者即使無法說明理由，但法官在當庭質證過程中憑借司法專業本能，發現控方的某份核心口供或關鍵物證存在極其嚴重的違法取證嫌疑（如訊問錄像出現詭異的斷電黑屏），法庭必須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果斷中止實體審理，啟動當庭的非法證據排除調查程序。

九、結論

刑事訴訟的演進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在“懲罰犯罪的效率”與“保障人權的公正”之間不斷調整天平砝碼的博弈史。庭前會議制度的誕生，原本代表著人類司法聰明才智對這一永恒悖論的高超技術回應。它的本來面目，應當是一座通往正義審判大廳的、灑滿法治陽光與程序理性的寬敞前廳。它的存在，是為了讓控辯雙方在居中裁判者的理性指引下，卸下無謂的情緒鎧甲，亮出信息的底牌，濾掉程序雜質，從而讓正式庭審能夠更加尊嚴、神圣、心無旁騖地聚焦于事實與法律的博弈。

然而，一旦我們出于功利主義的行政化算計，放任這一機制退化為隔絕被告人、實施空間政治學控制、通過隱性交易對辯護權進行技術繳械的密室時，庭前會議就走向了其自身制度初衷的反面，淪為了消解程序公正的結構性腫瘤。

效率永遠必須仰望正義，程序不容偷工減料。在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深水區階段，我們必須拿出刮骨療毒的法治勇氣，通過職能隔離、全面確立被告人到場權、維護空間中立性以及打破絕對失權枷鎖等全方位的規則重構，強行撕開庭前會議的行政化密室圍墻。唯有讓庭前會議在法治與陽光的洗禮下回歸其“前廳”與“審判凈化器”的本來面目，我國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才能真正步入行穩致遠的坦途，每一次刑事審判才能在經受歷史與良知的檢驗時，綻放出真正經得起審視的公平與正義。

（全文完）

作者：

莊玉武律師，畢業于中國政法?學，在?龍江?播電視臺歷任?慶、牡丹江、齊齊哈爾記者站站長，前著名調查記者，曾在?東盛唐律師事務所執業；是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會法律服務專業委員會刑事部副主任；曾是?龍江省海國龍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獨?董事、微博法律頻道嘉賓律師、哈爾濱市南崗區青聯法律界別主任、黑龍江省營商環境建設監督局法律專家顧問。正在或者曾擔任中食農業發展公司、外資韓國丹富仕飼料公司、美國約翰迪爾農機公司、甘南縣國稅局、哈爾濱道外區征收服務中心、中國?地保險公司等法律顧問；曾為浙商資產公司、工大集團、工大后勤集團、深圳華控賽格公司、深圳時代裝飾股份公司、哈爾濱市阿城區人民政府、哈爾濱市租車協會、深圳市福田區街道辦等提供法律服務。

莊?武律師致力于為私權吶喊，公眾號（視頻號）“比較法刑辯”“徒法不能自行”主理人，并辦理了大量重大熱點案件、刑事無罪案件、征收補償賠償、撤銷行政處罰等案件。

執業領域為高端經濟刑事犯罪辯護，征地拆遷及行政處罰案行政訴訟，重?商事訴訟等。部分案件有：王某涉嫌四起敲詐勒索全部無罪案、昆明馬某涉嫌請托型詐騙罪無罪案、新疆杜某涉嫌合同詐騙罪無罪案、劉某和季某敲詐勒索罪無罪辯護案、農墾系統維權型敲詐勒索無罪辯護案、哈爾濱殺警察案死刑被告人罪輕辯護、農墾系統曲某某涉嫌貸款詐騙罪無罪案、銀行信貸經理高某騙取貸款罪共犯的無罪辯護案、“紅通人員”孫某騙取貸款罪輕辯護案、小學生被奸殺案被害家屬代理、某虛假房產證詐騙罪被害人代理、請托型詐騙罪被害人代理；深圳寶安區某廠房征收拆遷案、江西某公路數十家居民征收拆遷案、綏芬河某公司農民工保證金行政處罰違法被撤銷案、深圳某上市公司違法建筑行政處罰違法被撤銷案、黑龍江某地閑置土地處罰案、黑龍江某地城管局控制的違建控告案等；深圳某上市公司4 億元股權糾紛案、貴州某擬上市公司股權協議糾紛案等。除此之外，還代理過大量其他的刑事案件減輕處罰、緩刑，或者刑事控告成功，或者行政拘留暫緩執行或減輕處罰等案件。

莊玉武律師獲得的里程碑意義的成就有：獲得中國第一個刑事律師調查令；創立“比較法刑辯”范式，推動中國刑事立法及刑事辯護實踐進步（比如律師調查權、被告閱卷權等），并匯通全球刑事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