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社會：19世紀歐洲的社會革命與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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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貳》

在工業革命后，隨著工人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形成，社會的分裂和沖突也愈益加劇，歐洲諸國進入了政治革命之后的又一新的社會革命時代，如英國的憲章運動和法國的1848年革命等，這場革命的主導性力量是工人階級，其矛頭直接指向已有的資本主義體制，期望建立起一個新的社會。面對這樣的社會危機，通過思想觀念的轉變和社會政策的調整，西歐諸國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會沖突，實現了社會的再次轉型，再造了一個以保障工人階級和下層人民部分權利為中心、相對實現財富公平分配的新社會。

工業革命與社會的分裂

18世紀50年代，英國率先開始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建立了近代工廠制度，這是一種建立在勞動分工基礎上的職業組織化的勞動場所，也是以機器生產和獲得利潤為中心的一種新型生產體制。通過工廠制度，這個社會創造出了空前的經濟繁榮，實現了財富的增長，但作為創造者主體的工人階級卻在資本家的主導下從事著艱苦的勞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苦難。有一位牧師曾經說過：“如果英國有一個地方需要法律干預的話，那就是這個地方。因為工人們常常是每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有時整夜工作。啊！這是殺人的制度，工廠主就是害蟲，他們是社會的恥辱，人法和神法都無法制止他們。”

礦井中的童工

由于在英國工業革命后，大批工人進入工廠工作，上述情況屢見不鮮，工人們忍受著惡劣的工作環境。很多棉紡織廠內的環境如同地獄一般，不僅毫無新鮮空氣，混合著令人窒息的熱蒸汽和煤氣、毒臭，還有大量飛絮和塵埃，工人們就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里工作，身體健康受到了嚴重傷害，以至到了40歲就喪失了勞動能力。在19世紀40年代的法國，工業勞動環境導致了國民健康狀況的整體惡化，夏爾·迪潘男爵指出，從工業省份征招的1萬名新兵中，就有8980人身體不合格，即使在來自農業地區的新兵中，不合適服兵役的也有4029人。更為嚴重的是，在工業革命中，大量的童工進入工廠，他們干著和成年人一樣的工作，卻拿著更加低廉的工資，忍受著惡劣工作環境對自己身心的摧殘。可以說，童工的出現和大量使用是西歐近代歷史上所書寫的最為苦難的一頁。

工業革命的進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不僅導致城市環境的惡化，而且也在社會空間上形成了新的不平等。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工業城市，在空間上都分裂為“豪華”和“貧窮”的兩部分。例如英國倫敦的東區，在法國著名史家布羅代爾筆下，這個工人階級聚集區的狀況是：“市區邊緣形成了丑陋的新貧民區，那里除了污穢的棚屋，就是難看的工廠，用家庭垃圾做飼料的養豬場和骯臟的街道以及堆積如山的垃圾。”貧民區的居住空間十分擁擠，問題嚴重。在英國的拜特納- 格林地區，1400幢房子住了2795戶家庭，共約12000人。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個孩子還有祖父母住在一間10—20英尺見方的屋子里。這些居住區里沒有下水道，沒有清潔的飲用水，通風采光條件很差，河流污染也很嚴重。恩格斯在提到西約克郡的艾爾河時說：“這條河像流經工業城市的河流一樣，流入城市的時候是清澈見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時卻又黑又臭，被各式各樣的臟東西弄得污濁不堪。”英國學者卡特萊特認為，到1830年，英格蘭的大工業城市中沒有一個有完全安全的飲用水供應，這些地區的河流污染嚴重，以致魚都不能生存。最為典型的就是著名的泰晤士河，河流被污染后散發出陣陣惡臭，致使旁邊的議會大廈在議會開會期間都不能打開窗戶。

倫敦的下水道

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這一情況愈發嚴重，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也逐漸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例如在英國，就有皇家委員會和國會特選委員會開始著手調查工人的生存情況，如米歇爾·薩德勒委員會（1831—1832年）、工廠委員會（1833年）和兒童雇傭委員會（1842年）的調查都重點關注了童工在工廠和礦井中的悲慘遭遇。愛德溫·查德威克著名的《大不列顛勞動人口衛生狀況》揭示了英國城市環境和衛生狀況的惡化。另外，19世紀初的人口普查和由戶籍總署署長起草的報告中，也顯現出高人口密度和高死亡率之間的密切聯系。一些獨立人士也對此作了很多調查。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也成為整個歐洲社會關注的焦點。如在19世紀30年代的德國，至少有14種不同的出版物以人民的日漸貧困作為討論的主題。

因此，面對這一狀況，有些思想家大聲疾呼：工業革命在呈現出“表面上富裕、生氣勃勃、欣欣向榮的社會中，卻有這么一大群貧窮的同胞臣民，他們是用雙手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本身毫無過失，卻注定要遭受沉重的苦難，這是完全應該予以控訴的。在這種情況下，要他們保持身心健康，使自己及子女免受道德和身體方面的玷污，幾乎是不切實際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他們清潔、莊重、快樂、心滿意足，是不合情理、不能實現的”。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哈孟德所說：“工業革命帶來了物質力量的極大發展，也帶來物質力量相伴著的無窮機遇……然而這次變革并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個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會，相反，工業革命使千百萬群眾身價倍落，而迅速發展出一種一切都為利潤犧牲的城市生活方式。”這樣的一種分裂和不平等不僅表現在工廠的工作環境、工人的收入等方面，同時也體現在著裝、使用的語言等方面。對這樣的社會不平等，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指斥道，當羅思柴爾德夫人佩戴價值150萬法郎的珠寶出席奧爾良公爵的化裝舞會時（1842年），正是布萊特所描述的羅奇代爾婦女朝圣的時候：“2000名婦女和少女唱著圣歌走過街道。這支奇異的隊伍走近了，她們是可怕的饑民，面包被狼吞虎咽地吞食下去，其狀難以形容，即使那些面包上幾乎沾滿了泥土，也會被當作美食吞食下去。”

“新革命”的到來: 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

在這樣的勞動和生存狀態下，工人階級認為現實的工廠制度是一個壓迫人民的制度，并且，工人階級的理論家還認為，能夠使資產階級獲得對工人階級絕對支配權和主導性地位的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以及圍繞保障所有權而形成的資本主義體制。因此，他們逐漸認識到不僅要反對現存的工廠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反對資本主義體制，以建立新的、更為合理公正的新社會。

描繪資本家與勞工對立的漫畫

對此，法國的工人階級理論家布朗基明確地呼吁，工人階級要進行一場社會革命。在他看來，1789 年進行的是一場政治革命，現在則要掀起一場社會革命。這場革命不同于過去資產階級推翻君主專制統治所進行的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的中心內容是將專制的統治變成維護人的權利的自由體制，實現了從臣民到公民的轉變。但是政治革命后的自由與權利成為有產者的權利，核心是所有權，或者說是財產權。現在要進行的是推翻資產階級本身的社會革命，其中心目的就在于摧毀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和資本主義社會體制本身。

這也就是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說的“新革命”。憑借思想家的敏銳，早在19 世紀30 年代，托克維爾就曾這樣說道：“我還是感到不安且這種感覺正在加重，我們正在走向一場新的革命，這一預感在心里越來越根深蒂固。這標志著我思想中的一個重大轉變。” 1848 年1 月，就在法國1848 年2 月革命爆發之前，托克維爾又說道：“人們說絲毫沒有危險，因為沒有發生暴動；人們說，由于社會表面不存在經濟紊亂，革命還離我們很遠。

自由主義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與中世紀教會權威的對抗， 英國光榮革命中的輝格黨人聲稱人們擁有選擇君王的權力，可視為宣揚人民主權的先驅。約翰· 洛克在《政府契約論》中最早提出自由的基本概念：經濟自由， 意味著擁有和運用財產的權利；知識自由，包括道德觀的自由。美國獨立戰爭中，托馬斯·潘恩、托馬斯·杰斐遜和約翰·亞當斯以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為名義號召美國人民反抗英國，這場革命以建立民主政府和個人自由為目標。法國大革命在一些自由思想上比美國革命進展更大，不僅要推翻君主制度、貴族階級以及天主教國教， 同時還發表了《人權宣言》。

“先生們，請允許我告訴你們，我認為你們錯了。或許，無政府主義狀態在事實上并沒有出現，然而它已經深入人心。請注意工人階級內部發生了什么，我承認，今日，這些階級依然平靜。的確，它們并沒有達到往日受政治熱情煎熬的程度；但是，難道你們看不見他們的熱情已從政治上轉向社會了嗎？難道你們看不見在他們內部逐漸流傳一些意見和思想，其目的不僅是要推翻這樣一些法律，這樣一屆內閣，這樣一個政府，而且還有這個社會本身，是要動搖它目前賴以支撐的基礎嗎？難道你們沒有傾聽每日在他們中間傳播的話語嗎？難道你們沒有聽見人們在那里不斷重復說所有位居其上的階級既無力也不配統治他們；到目前為止世間財產的劃分是不公平的；所有權得以成立的基礎并不公正。當這樣的輿論扎下根來，當這樣的輿論廣泛傳播開來，難道你們不相信，當他們深入民心的時刻，他們遲早要引發，我不知何時，我不知以何種方式，總之他們遲早要引發最可怕的革命嗎？

“先生們，這就是我深深的信念：我認為，此刻，我們正在火山口上酣睡，我對此深信不疑……憑著無法分析但卻可靠的直覺，難道你們感覺不到歐洲的土地再次戰栗起來了嗎？難道你們感覺不到……怎么說呢？空中已吹來一股革命的旋風嗎？這股風，誰也不知它從何而起，從何而來，也不知它要卷走誰，請相信這點。然而，你們在這種時刻面對世風日下卻泰然自若，那是因為我們的措辭還不夠尖銳。

攻打濟貧院

“此刻我并非危言聳聽，我在對你們講話，我相信我的話也不帶宗派思想……你們是否知道從現在起一年，一個月，或許一天后，法國會發生什么事呢？你們一無所知，然而，你們所知道的，就是暴風雨就在天邊，正向你們迎面撲來，你們會聽任它搶在你們前頭嗎？”

的確，當一個社會存在著兩個階級間的分裂和沖突，當資產階級可以利用財產權來為自己獲取大量財富，而工人階級憑借自己的勞動卻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得不到保障時，其結果只能是工人階級革命的爆發，工人們要用自己的力量來摧毀這個社會，重新建立一個新社會。正如法國政治家拉馬丁1835 年在議院的一場演講中所說的那樣：“我們否認它，無濟于事，我們把它從我們的思想中排除出去，亦無濟于事，無產者的問題是這樣一個會讓當今社會粉身碎骨的問題。”英國首相迪斯雷里也說，“當茅屋不舒服的時候，宮殿也是不會安全的”。英國自由黨領袖阿斯奎斯也表達了相同的意見，他說，假如在我們眼皮底下的帝國中總可以發現一大群人不能接受教育，根本沒有可能過上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生活，那么，空談帝國又有什么用？這樣說絕非危言聳聽，歷史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英國有持續了幾十年的工人階級的起義——憲章運動，在法國也有轟轟烈烈的1848 年革命和1871 年的巴黎公社起義。對此，我們不能夠一味地去指責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行動，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來看，采取這樣的行動是完全正當的，這本身是在昭示著工人階級為自己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而斗爭，要求建立一個更為民主和公正的新社會。

英國自由黨的前身是1679年成立的輝格黨。1832 年議會改革后，輝格黨逐漸轉向自由主義， 要求自由貿易和自由政治。1839 年，羅素開始使用“自由黨”名稱。1867 年第二次議會改革后，自由黨領袖格萊斯頓 四次出任首相。此時，自由黨已成為英國資產階級的政黨。19 世紀70年代，自由主義開始衰落。1886年，因愛爾蘭自治問題， 以張伯倫為首的一批自由黨人組成自由聯盟黨，脫離自由黨，倒向保守黨。1905年，自由黨重新執政。阿斯奎斯自由黨內閣促成議會通過1911年議會法，取消上院否決權， 放棄傳統的光輝孤立政策，積極備戰，將英國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戰。

“限制自由以拯救自由”

在19世紀的“新革命”中，面對著工人階級的激烈斗爭，和他們對自身權利的要求，社會上的一些有識之士也在思考著如何保證工人階級的權利問題。正如他們所指出的那樣，當老板們分享香腸的時候，工人們是否可以獲得足夠的面包？也就是說，當資產階級在財產權原則下獲得了自己的財富時，不能夠以犧牲工人階級的基本權利為先決條件。因此，必須確立起一種對社會財富進行公正分配的原則，讓每個人對社會財富都有一種平等享受的權利。具體來說，當工人階級在創造了經濟繁榮和社會財富的增長之時，社會不能夠把創造社會財富的工人階級排除在獲得這些財富的權利之外。

面對著無產階級對自己權利的要求，統治階級應該作出何種反應，是依然無動于衷，還是強力鎮壓，絲毫不考慮無產階級的基本權利？面對著這樣一個要求民主和平等、爭取權利與公正的“新革命”，如何看待無產階級的性質，又如何理解權利、自由和民主，國家在社會發展中將起著怎樣的作用等問題，迫切地成為這個社會必須要回答的問題。這同樣也意味著，在激烈的社會沖突中，如何彌合分裂、化解沖突、再造一個實現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所有人權利的新社會，已經成為這個時期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主題。

將簽名的憲章送去議會

對此，一批思想家率先展開了思考，這以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英國思想家密爾和托馬斯·希爾·格林為代表。他們非常睿智地看到了未來社會發展的走向，這就是，人民必然要改變現有的社會地位，獲得他們應該得到的權利。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民主是天意所向，不可阻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最為關鍵之點在于，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統治者必須改變自己的思想觀念，這也是目前最為緊迫的問題。托克維爾在議院中說：“看在上帝分上，改變統治思想吧，因為，讓我再給你們重復一次，正是現在的這一思想把你們引向了深淵。”1848年，英國思想家密爾也在《論政治經濟學的原則》一文中指出，“在人類進步的現時代，當平等的觀念每天都更加廣泛地在貧苦階級中傳播的時候，把人分為雇傭者和被雇傭者兩個世界的階級則不能被認為是合理的，從而也不可能取得人類的進步……如果富人根據某種自然法理論把窮人看作奴仆和依從，而反過來富人也被窮人視為猛獸。這樣，在兩個階級之間對正義完全缺乏尊重，則標志著雇傭者和被雇傭者之間的分裂。”另一位思想家托馬期·希爾·格林也說，一個社會不可能永遠把工人階級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他堅決主張實現民主與自由的結合。

具體而言，如何實現這樣的一種深刻的轉變，難道真的要讓工人階級的革命不斷發生？難道占據統治地位的有產階級就對此無能為力嗎？托克維爾認為，現在，是到統治階級調整自己的統治政策的時候了，他將此概括為“限制自由以拯救自由”。也就是說，資產階級要對自己的權利有所限制，要讓渡一些權利給工人階級，或者說，資產階級要改變自己的統治方式，讓工人階級也能夠獲得他們應該獲得的基本權利。只有這樣才能化解社會的沖突，彌合階級之間的分裂，才能免于被工人階級推翻這樣一種“粉身碎骨”的危險。對此，英國思想家密爾也說，除非人類思想方法的基本結構有一巨大的變化，否則人類的命運不可能有巨大的改善。

要實現這樣的改變，在本質上必然涉及對“權利”的重新理解，或者說要在理論上重新論證“權利”，借以重塑人們的思想觀念。在近代早期，人們將“權利”看作是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是一種來自于上帝的神圣的天賦權利。無論在美國的《獨立宣言》還是法國的《人權宣言》中都明確地對人的這一權利作出了這樣的界定。例如《獨立宣言》中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里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人權宣言》則將人的權利規定為是自然的、不可剝奪的神圣權利。本來這是一種普世性的原則，但事實上，這樣的一種權利卻被屬于強勢的資產階級在轉化為現實體制的時候論證為他們專屬的權利。而到了這一時期，一批思想家如托馬斯·希爾·格林則認為，權利不再是一種神圣的天賦權利，一種只強調個人的絕對性權利，它只能是一種社會性的權利，個人的權利只有在社會共同體中才能得到實現和保障。具體到財產權來說，就是既要維護近代初期所確立的私有財產具有合法性的原則，又要重新建立起新的原則，即個人的財產權不再是純粹個人的絕對性權利，為了社會的利益可以對私有財產進行再分配，可以通過所得稅、遺產稅等來實現重新分配。這也就意味著，個人的權利要與社會共同體的共同權利保持一致。正如法國思想家霍爾巴赫所表達的：“孤單的個人，或者可以說，處在自然狀態中的人有權享有他的能力所能得到的一切。生活在社會里的人如果這樣無限制地行使權利，無論對他本人，還是對其他公民，都是極其有害的。人在社會里行使自己的權利應該服從社會生活條件和社會的需要——總之，應該服從公共福利。對整個聯合體有害的、對聯合體成員有害的行為就是不正當的行為，是濫用權利的行為。”同樣，以前所說的自由也不僅僅是一種只強調個人免受外在的壓迫、市場免受政府干預、以犧牲社會公平和正義來換取對個人權利保護的自由，而是要將人民的平等與個人的自由相結合。同時，對國家的定位和作用也有了和過去不同的理解。在新的條件下，國家應該自覺地組織和調動資源來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利益，實現社會的公正，以此來保障每一個人特別是在社會競爭中處于弱勢的群體的權利。因此，國家不是自由的敵人，相反，國家是行使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其主要目標是調動一切公共資源來實現公民的基本權利和保障其自由，特別是滿足社會每一個成員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讓他們過上一種體面的生活。只有如此，才能化解社會沖突，彌合社會分裂，實現社會公正，獲得像英國思想家霍布豪斯所說的“社會和諧”。

1833 年的英國議會

通過這些理論上的思考，促使占據社會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以及政府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轉變，并且確立起了新的社會治理的路徑，并在實踐上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來實現工人階級的基本權利，化解勞資沖突。例如英國議會中的改革派在全國范圍內對工人階級的工作狀況作了大量的調查，向議會和政府提交了翔實的調查報告，揭示了工人階級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的工作、身體和生活狀況以及所遭受的苦難，明確要求進行改革，以改變工人階級所處的困境。經過多方的努力和斗爭，1833年，英國議會通過了《工廠法》，規定：9到13歲兒童的工作時間為8小時，14到18歲少年的工作時間為12小時，不得使用9歲以下的童工。工廠同時開始實行標準化的倒班制度。1842年通過的《煤礦法》禁止婦女和10歲以下兒童在井下工作。與此同時，面對惡劣的工人階級的居住環境，英國在19世紀中后期開始了關于建立公共衛生體系的立法和改革活動。1847年，英國《河道法令》規定，禁止污染任何作為公共供水水源的河流、水庫、供水系統的管道及其他部分，禁止污染飲用供水，授權衛生管理機構對沒有采取供水防污措施的單位切斷供水。

1848年，英國頒布了第一部改善工業城鎮環境的立法《公共衛生法》，要求把污水和廢棄物集中處理，規定在國家的統一管理下，由地方當局負責供應清潔水。在此基礎上，1875年，議會又通過了內容更為完善的《公共衛生法》，強調要使本國所有城鎮都過上文明的社會生活，內容包括供水、排水、街道房屋管理、垃圾清理、食品衛生監督、疾病預防、殯葬、污染行業的管理，還規定地方當局必須任命負責衛生健康的委員，負責修筑管轄區排水溝，檢查供水情況，建造符合標準的廁所，對食物、飲水、醫院情況進行檢查，對不符合標準或違反規定者處以罰款。以此為標志，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公共衛生體系的國家。為了真正徹底地解決城市公共衛生問題，也為了改善工人階級的居住環境，在1875年、1882年和1885年，英國政府相繼頒布了三部《工人階級住房法》，授予了首都工務委員會清除和改造貧民區的權力。到1890年，議會又通過了新的《工人階級住房法》，該法標志著英國地方機構為工人階級提供大范圍租賃住房的開始。除此之外，西歐各國在19世紀末也都相繼通過了《社會保障法》《疾病保險法》等法令，開始向福利國家邁進，其基本目標就是要消滅貧窮，在生老病死方面保障無產階級的基本權利。這些舉措在本質上昭示著權利的轉移，使工人階級等原來處于社會底層的廣大人民獲得了他們的基本權利。

紡織廠的童工

19世紀的西歐，經過長達近一個世紀的社會較量，逐步實現了從最初工人階級困苦不堪到社會福利制度初步形成，從資產階級獨享權利到工人階級也分享某些社會進步的成果，從激烈的社會沖突到矛盾化解，從革命頻發到暴力斗爭的消弭，初步建立起了一個相較過去更為民主、自由和福利的社會。與過去相比，這是一個新的社會，也是昭示著未來發展方向的新社會。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