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資歷極深的少將,曾任黃埔軍校元帥教官,還在南昌起義中生擒另一位元帥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東門火光交錯,起義部隊約定用左臂白布作為識別。夜色混亂,沒綁白布的人很可能被當成敵探。
那一夜的執勤軍官叫袁也烈,28歲,湖南洞口人。手里握著的不是最新式的德制步槍,而是黃埔軍校里學到的那套嚴格制度——凡是破壞識別標志者,一律先審后放。
袁也烈的故事早在課堂開始。1921年,他在湖南第一師范聽過毛澤東的講演;1924年又跑到廣州,考入黃埔第二期。學生氣還沒散,就被留校當第四期的指導教員。那些日子里,他把行軍隊列、野外夜襲、機關槍射擊一股腦灌進學員頭腦,“動作要快,心要細”成了口頭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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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余,他也想干點真家伙。1925年,葉挺在肇慶拉出一支獨立團。一個下午,葉挺笑著招呼:“湖南的小袁,把你的學生味收一收,來帶連隊。”于是他穿上舊軍裝,換回前線身份。
南昌起義爆發之前,袁也烈已被推為第24師72團3營營長。軍紀嚴,警覺更嚴。當晚,他忽見一名國民黨制服軍官未系白布。衛兵報告:“報告營長,對方沒綁白布!”袁也烈下令:“先扣起來!”
那名軍官就是朱德。被押進院落后,他哈哈一笑:“老弟,這下鬧大了。”周恩來趕到,說了句:“誤會歸誤會,規矩不能少。”三句話解了尷尬,也讓朱德對這個年輕營長多了幾分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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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失敗,隊伍南撤。袁也烈接到指令,把殘部和傷員掩護到湘西南。人員散盡后,他留在鄉間發動兵運,不到一年便遍訪10多縣。可是戰火逼近,1931年初他腿部中彈,被迫去上海治傷。
同年夏天,租界里風聲緊。袁也烈剛拆完繃帶,便被便衣盯上。走出診所不到200米,一輛黑色小汽車急剎停下。特務把他推上車,亮出手銬。審訊里,他一句“我是小人物”說了五年。牢房窄、灰墻潮,冬天滴水成冰,夏夜老鼠成群。獄方幾次讓他寫悔過書,他只回一句:“我沒錯,寫不來。”
1936年春天,親友湊出銀洋,托人找到監獄高層,才將重病的他保釋到南京。出獄那天,他拄著拐杖,背脊卻挺得筆直。朋友勸他“另謀生路”,他搖頭:“山河還在苦難,哪敢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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輾轉半年,他終于在一位同鄉引薦下與黨組織恢復聯系,被派往山東抗日根據地。自此,戰場的指揮臺再次向他敞開。清河平原兵力單薄,他先定下“百日練兵”,白天操槍,夜里拉練。有人嫌太苦,他指著自己刺刀舊疤:“不苦,苦的是被人綁走的味道。”
1945年冬,德州殲滅戰打得兇猛。袁也烈用兩天時間摸清敵軍線路,第三夜把主力分三路潛行包抄,一舉俘虜敵軍中將指揮官。參戰的年輕團長宋時輪后來回憶:“老袁打仗,像在課堂解方程,算得分毫不差。”
新中國成立后,他調入華東海軍——那時的海軍剛起步,缺艦艇更缺懂陸海兼修的干部。陶勇曾說,袁也烈上艦第一件事,就是讓新兵穿著救生衣跳海,再爬上舷梯,“先別管會不會游,膽子得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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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秋天,開國將帥授銜。很多當年在他課堂里挨過訓的學生成了上將、中將,而他只戴上兩杠三星。有人替他鳴不平,他擺手:“軍銜是組織的事,咱自己的分量自己心里有數。”
此后多年,他始終以少將身份坐鎮指揮所,布置演練、審核作戰計劃,碰上舊識也只是爽朗一笑。再有人提起往事,他總把話題引向部隊建設,“讓海上的火炮響得準,才算沒白走這一遭”。
經歷過課堂、槍林、鐵窗與甲板,這位“最老資格”的少將,用半個世紀證明:勛績可以讓位于制度,榮譽可以讓位于擔當,但那股對紀律的執念、一把開山刀起家的意氣,卻不會被任何金星多少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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