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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聊聊丹麥 / 波蘭 / 瑞典 / 法國 / 比利時電影《拿針的女孩》。
片名Pigen med n?len / Dagmar? / The Little Seamstress / The Girl with the Needle (2024),別名道格瑪殺手/ 藏針女子(港) / 帶針的女孩(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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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在2024年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首映,后來代表丹麥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
故事改編自丹麥史上最殘忍的連環殺手達格瑪·歐弗拜的案件,1913至1920年間,她以非法收養為掩護,殺害至少9名嬰兒,真實受害者或達25人。她最初被判死刑,后來減為無期,至今仍是丹麥殺人最多的連環殺手。
導演沒有聚焦殺手的暴行,而是以底層女工卡羅琳的視角,剖開戰爭廢墟、貧困壓迫下女性無路可走的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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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一戰雖未直接波及丹麥,卻讓整個社會陷入貧困、絕望與道德崩塌。哥本哈根年輕女工卡羅琳苦苦掙扎求生,丈夫在戰場失蹤,她被工廠老板始亂終棄,意外懷孕后走投無路。
走投無路的她,在公共浴室試圖用長針自行墮胎,被開糖果店的達格瑪救下。達格瑪自稱經營秘密收養機構,能為貧困母親的孩子找到富裕家庭,走投無路的卡羅琳交出孩子,還成為達格瑪的奶媽,兩人建立起看似緊密的羈絆。
可卡羅琳漸漸發現,所謂收養全是謊言,達格瑪接手的嬰兒,最終都被殘忍殺害。她從不知情的幫兇,變成罪惡的目擊者,在恐懼、愧疚與求生欲中反復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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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里的“針”是卡羅琳縫補衣物的工具,是她試圖墮胎的器材,也是刺破所有溫情假面的尖銳符號。
影片視聽語言極致克制又充滿力量。全片采用高對比度黑白攝影,沒有一絲色彩,哥本哈根的泥濘街巷、逼仄閣樓、昏暗工廠都被籠罩在冰冷光影里。
這種風格明顯受德國表現主義影響,致敬弗里茨·朗的《M》《馬布斯博士的遺囑》,扭曲的視角、夸張的明暗對比,把戰后哥本哈根變成煉獄。
開篇未亮屏就響起的緊繃弦樂,搭配扭曲重疊的人臉,營造出真實與幻覺交織的窒息感,刺耳音效與失真畫面,持續壓迫觀眾神經,讓人體會卡羅琳身處噩夢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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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刻意不用血腥鏡頭,卻用氛圍制造更深的恐懼。
達格瑪的糖果店色彩甜美,實則是罪惡的偽裝,嬰兒的啼哭、乙醚的迷幻氣息、無聲的沉默都是殺人不見血的地方。
每一幀畫面都像老照片,有歷史厚重感,也藏著壓抑的不安。工人下班的重復鏡頭是致敬盧米埃爾兄弟的《工廠大門》,這些都是人類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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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格瑪不是臉譜化的惡魔,外表優雅親和,用糖果店偽裝善意,對女兒伊蕾娜流露溫情,可面對嬰兒時冷酷無情。
她不是天生的壞種,更多是時代創傷的產物。她在法庭上并無愧疚,直言自己在幫絕望母親解脫,指責社會虛偽,一邊拋棄無辜生命,一邊站在道德高地審判她。
達格瑪是兇手,也是病態社會的產物,真正的惡魔,是逼迫底層人民走投無路的制度。當然,把嬰兒謀殺美化成對抗父權制的英雄式反抗那就過分了,雙方都不是啥好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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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很大膽的把焦點放在卡羅琳而非達格瑪,觀眾需要跟著卡羅琳經歷希望、幻滅、恐懼與救贖,自然產生共情。
大家回看到她被工廠老板欺騙,被房東驅趕,被命運一次次推入深淵,理解她最終依附達格瑪。
她的掙扎是所有底層的縮影,在多重壓迫下,她連選擇生死的權利都沒有。當社會不給弱者活路,良知會被絕望吞噬,善良會被罪惡扭曲,普通人也會滑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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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沒有刺激情節,沒有煽情橋段,卻像一根細針,慢慢刺破內心的麻木。絕望能制造惡魔,良知也能拯救靈魂。
開場的面部蒙太奇不僅是炫技,而是定下格調,個體的痛苦抽象成集體的夢魘,宣告這不是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個時代的病癥。
真正的惡不單是兇手的暴行,也是整個社會對苦難的漠視。這根針刺破的不只是受害者,更是時代的膿瘡,對“不被需要者”的冷漠與遺棄,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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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里沒有童話,
廢墟上縫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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