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國級工商界領袖，“腳很勤，有骨頭”

2026年8月7日，是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全國工商聯首任主任委員陳叔通150周年誕辰。

陳叔通的一生，從清末翰林，到民國首屆國會議員，再到新中國成立后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跨越了三個歷史時期，且地位顯赫。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沒有任何傳記或回憶錄存世，也沒有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就像一顆歷史上的遺珠。

民建上海市委理論委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聯原調研員王昌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陳叔通一生謹慎穩健，是一位實干派，他不激進也不保守，而是與時俱進，總能準確把握時代的脈搏。因他本人及其后輩都極為低調，留下和公開的資料都比較少，對他的研究和挖掘還有很大空間。

陳叔通 （資料圖片）

“有所不為齋”

1915年，袁世凱企圖復辟帝制。作為第一屆國會議員的陳叔通參加了梁啟超等人發起的反袁斗爭。

陳叔通的同科翰林胡嗣瑗是江蘇都督（時叫上將軍）馮國璋的秘書，陳叔通利用這層關系，用馮國璋專用的“華密”電本偽造密電，分別致電云南、貴州、廣西等西南各省，廣西都督陸榮廷等人以為馮國璋在暗中主持反袁，一改觀望態度，紛紛宣布獨立。

在上海，陳叔通應商務印書館經理張元濟之邀，加入了商務印書館，擔任總務處處長。

那時，張元濟不便出面的事很多都請陳叔通協調。商務印書館創始人之一高鳳池與張元濟經常發生公務矛盾，無人能調解。陳叔通建議兩人都辭職，改任監理。矛盾由此解決。

在陳叔通的主持下，商務印書館有了現代化的管理模式。通過他的關系，商務印書館還取得浙江興業銀行貸款，大膽引進美國、日本的先進印刷技術和機器設備，使商務印書館在同行業中獨領風騷。

雖然張元濟一再挽留，但在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揆初的力邀下，1921年末陳叔通還是離開了商務印書館，加盟浙興，擔任駐行董事和總經理辦公室主任。

浙江興業銀行是中國第一家民營商業銀行。陳叔通擅長攬存和經營，在其任職期間，浙興定活兩項存款在全國各大商業銀行中居于前列，尤其是1922年至1926年間遙遙領先于其他商業銀行，在私營銀行中基本處于首位或次位，進入全盛時期。全國工商聯原主席胡子昂曾評價陳叔通這段時期的工作“頗多建樹，在銀行界卓有信譽”。

日軍1941年進占上海租界后，因陳叔通清朝翰林和日本法政大學留學生的身份，施壓逼他出任上海維持會會長，他東躲西藏。

自從1915年從事商務印書館的實業后，陳叔通拒絕了當局的一切邀請，不再做官。蔣介石不止一次親自點名、派人游說他到南京擔任要職，都被他拒絕。

他把寓所命名為“有所不為齋”。他多次向友人表示，“弟于黨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與友人相約“相期珍重到晚節”。

“雙周聚餐會”

抗戰勝利后，年近七十的陳叔通開始積極投身反內戰運動。

1946年初，他與盛丕華、包達三等幾位工商界人士共同發起了上海民主工商聯誼會，又稱雙周聚餐會、大通別墅聚餐會。聚餐會在位于上海五原路（即原來的法租界趙主教路）大通別墅11號的包達三家舉行，這里是上海部分民主人士的聯絡點。陳叔通是這個聚餐會的核心人物。

聚餐會的人數以一張大圓桌為限。除發起的7人外，馬敘倫、周建人、王紹鏊、馬寅初、許廣平等民主人士經常參加。中共代表團上海辦事處的董必武、李維漢、華崗、許滌新等人，也常受邀輪流參加。

1947年5月，上海學生掀起“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逮捕了大批愛國學生。陳叔通聯絡張元濟、唐文治、李拔可、葉揆初、張國淦、胡藻青、項蘭生、錢自嚴、陳仲恕這幾位“平時潛心學術，絕少與聞政事”的老人共同簽名，致函上海市市長吳國楨、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行政院院長張群，要求釋放學生。這就是著名的“十老上書”。

國民黨當局對“十老上書”十分惱火，但懼于他們的社會名望，便采取茶會形式邀10人去“談話”，但他們一個也沒有去。

這年暑期，國民黨當局密令上海各大學解聘進步教授30多人。陳叔通商請商務印書館以資助文化團體名義，撥出一筆經費資助被解聘教授。

蔣介石“文膽”陳布雷曾托人轉告陳叔通：“我已經救你兩次了，兩次把你的大名從共黨嫌疑分子名單上勾了去，今后你若再要活動，我就無能為力了。”陳叔通一笑置之，托人轉告陳布雷：“你的好意，我感謝，我也勸你早日洗手。”

1947年底，馬敘倫等人從上海轉移到香港。陳叔通仍留在上海，繼續主持雙周聚餐會。

1948年，陳叔通給馬敘倫的書札達15件，往返都由可靠熟友傳遞，不經郵局投遞。每次聚餐，總是先由陳叔通念馬敘倫的香港來信，接著由中共地下黨員、大夏大學教授李正文講國內外政治形勢，特別是國共兩黨的斗爭形勢。

1948年中共發布“五一”號召后，陳叔通在雙周聚餐會上率先響應，并積極提出建議。

8月，國民黨政府實行幣制改革，推行“金圓券”。陳叔通敏銳地意識到這將成為共產黨最后制勝的“意外之機會”，預言“不到一月，必起風波，此風波無法可以鎮壓”。他特地提醒，“港報應盡力揭穿破壞，勝師十萬”。

1948年底，他在一封信中為中共建政推薦了人才。他寫道：“宦薌（注：即宦鄉）是各方均可用之最有希望之人才（意志堅定，有膽略，文字好，其專門是鐵路管理，手下有人。本人想辦報，但局于辦報，尚可惜）。曹未風次之（外交方面、行政方面、教育行政尤熟）。沈體蘭、吳耀宗可接收教會方面，包括教會學校在內。包達三（其女未出獄）可接收商會??外交我仍希望利用努生（注：即羅隆基）。”

在信中，陳叔通反復提醒“友方”要重視經濟建設，經濟人才應與軍事并重，“無論共產與資本主義，均建筑在經濟上，不過主義不同耳！”。

陳叔通（右）參加開國大典（資料圖片)

三任全國工商聯主委

1949年2月底，陳叔通與王蕓生、馬寅初、包達三、柳亞子、曹禺、葉圣陶、鄭振鐸等20多位民主人士一起搭“華中”輪離港北上。開明書店編輯宋云彬也在其中，他在日記中寫下了對這些同行者的觀察，說陳叔通“為人通達，為老輩中不可多得者”。

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北平接見和宴請了陳叔通等人。毛澤東對陳叔通說：“叔老，你長期在舊社會能夠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難得。”陳叔通說：“我沒有起來同他們斗爭，感到慚愧。”

1949年6月，73歲的陳叔通被推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副主任。他與黃炎培、盛丕華等受命回上海勞軍，動員資本家恢復生產。回北平后，毛澤東約陳叔通作6小時之長談。

毛澤東說：“叔老，您是清朝的翰林，經歷了幾個時代，見多識廣，經驗豐富。您的經驗是很寶貴的！希望您要直抒己見，切莫保留。”陳叔通則談到，目前各方皆呈“脫節”現象，亟須發展生產，而這非空話所能做到。

毛澤東非常尊重的兩位工商界老人，一位是黃炎培，一位是陳叔通，時常跟他們見面交談，書信往還。

1951年10月，中央決定成立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并擬提名陳叔通擔任主任委員。周恩來與陳叔通商量，陳叔通感到躊躇。他說，自己不是工商資本家，恐怕不合條件。周恩來說，你雖然不是資本家，但你同工商界和銀行有著長期的關系，這正是你當全聯主委的不可多得的條件，也正是你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不可多得的條件。陳叔通欣然接受。

1953年10月，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陳叔通被推選為主任委員。他年邁耳背，在小型會議上，經常依次坐到發言者身邊仔細聽。

黃玠然擔任全國工商聯副秘書長多年，他回憶，工商聯每次召集全國性或較大會議，陳叔通要么親自到車站迎接外地代表，要么去賓館房間挨個看望大家，因而在開會前對與會者的思想情況已比較了解，會上能有的放矢，容易收到成效。

在公私合營浪潮中，陳叔通多次就工商界關心的問題向中央領導人提建議和意見。1956年12月5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約陳叔通談話。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委許滌新參加了這次談話。

陳叔通建議毛澤東與工商界見一次面，并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資本家對定息能拿多久心里沒有底，怕取消太快；二是資本家現在還給安排工作，怕再過幾年會不會被一腳踢開；三是合營以后，資本家如何進行自我改造。

毛澤東表示，對資本家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物質問題，一是思想問題。定息需要拿多久就拿多久，如果兩個五年計劃不能解決，就拖到第三個。他說，我們把資本家當成真正的財富，重視工商界，他們有現代文化。我們黨說話要有信用，說話算數的。

隨后，中央宣布，定息至少七年不變。1963年到期后，實際又延長了三年。

陳叔通要求各級工商聯協助政府有關部門，為工商業者的工作作出適當安排，使其能發揮應有的才能。為了幫助一部分工商業者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全國工商聯又決定設立工商界生活互助金，并得到政府資助。

1957年，陳叔通針對當時“冒進”與“反冒進”的斗爭曾委婉提出：“‘矯枉必須過正’是否永遠都是金科玉律，值得研究。希望領導上總結一下，是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建設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盲目冒進造成的損失大。”

1959年底，全國工商聯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陳叔通再次連任主任委員。

代表們居住的民族飯店大廳的兩根立柱上，書寫了一副大字對聯：“一心記住六億人口，兩眼看清九個指頭。”這副對聯是陳叔通撰寫的。許滌新后來感嘆，這副對聯的寥寥數字，道出了陳叔通的內心思想。

“百梅書屋主人”

黃玠然從1952年起與陳叔通共事十余年，有要事隨時去陳叔通家，日常則每星期日上午去，有時談工作，有時談天說地，可以一直談到中午。

陳叔通從來言不及私。黃玠然每次到陳叔通家，常見他伏案閱讀黨的文件。陳叔通告訴他，自己年紀大了，做筆記有困難，只能靠用心研究文件的精神實質，理解了才能貫徹執行。遇到實在搞不通的大問題，就寫信向毛澤東請教，或求見周恩來，也常去找陳毅、李維漢等領導請教。

他自稱“腳很勤”。他說，自己一生不人云亦云，也不自以為是，而是博詢群議，辨疑求真，這樣去做，“雖不中亦不遠矣”。

在晚年，陳叔通一直惦念著老友。

1952年9月，他向有關部門匯報了當年“十老上書”事件，提請照顧這些健在老人的晚年生活并予以安置。中央專門派人向時任教育部長馬敘倫了解情況。經了解，當時除陳叔通外，尚有6位老人健在。不久，張元濟被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張國淦、項蘭生、胡藻青、唐文治被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錢自嚴被聘為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長。

陳叔通將書齋取名“百梅書屋”。他最愛梅花，他說因為梅花品格耐寒，有骨頭。

他收藏了漸江、鄭板橋、汪巢林、杭世駿、羅兩峰等歷代名家作品，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元末王冕的墨梅。明清兩代以畫梅著稱的每一流派風格，無論幅、軸、卷、冊，他盡數收藏，集成了300余幅名家畫梅。每逢寒冬梅花初放，他就把書齋打造成“梅室”，邀朋友來賞梅賦詩。

1953年，陳叔通將百家畫梅109幅捐獻給故宮，還捐獻了陳豪書畫7件。1959年，他又將明清繪畫18件捐獻給故宮。在移交前，這些作品在故宮博物院公開展覽，轟動一時。

60年代初一個春節，錢學森將一幅鄭板橋真跡梅竹畫贈給了“太老師”陳叔通（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和岳父蔣百里均是陳叔通執教的杭州求是書院的學生）。這幅畫是蔣百里的遺物，錢學森珍藏多年。

事情的起因是，1955年5月，已遭美國政府扣留五年的錢學森偶然從《中國畫報》（即《人民畫報》英文版）上看到陳叔通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席“五一”慶祝活動的照片。他和夫人蔣英輾轉將一封求助信寄給陳叔通，陳叔通收到信后立刻轉交有關方面。不久，錢學森獲準離境歸國。為此，他一直對陳叔通心存感激。

每逢新年，國畫家黃賓虹都會將得意新作寄送陳叔通，有時陳叔通也會去信求畫。1953年春節，黃賓虹將代表其畫學思想的《畫學篇》印好分贈好友，唯獨送了陳叔通手寫本。1954年末，黃賓虹應邀作畫一幀贈給陳叔通，以張懸于書齋，這就是2017年中國嘉德春拍拍出3.45億元的《黃山湯口》圖。

黃賓虹贈給陳叔通的《黃山湯口》圖

陳叔通與黃賓虹相識在上海期間，那時黃賓虹還少有人識。陳叔通不僅資助黃賓虹，還推薦他到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美術部主任，給他機會施展拳腳。黃賓虹好收藏古璽印，他去世后，陳叔通親力而為，使《黃賓虹古璽印存》得以印行，幫老友完成夙愿。

1966年2月17日，陳叔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毛澤東說：“共產黨人又失去了一位諍友。”

陳叔通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遺囑，將他遺存的碑帖119件、書畫257件、銅陶器11件共387件文物捐獻給了故宮。

陳叔通70歲時曾將自己的古體詩親自刪定刊印，名為《百梅書屋詩存》。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他公開出版的幾乎唯一一部作品。

（本文參考了陳叔通《百梅書屋詩存》、黃玠然《懷念全國工商聯創始人陳叔通先生》、俞棟《陳叔通：翰林出身的出版家銀行家鑒藏家》、袁小倫《陳叔通建國前夕十三封信札解讀》）

發于2026.7.13總第1243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叔老”往事

記者：宋春丹

（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