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五屆人大通過修改國歌歌詞，陳登科堅決反對：新歌詞缺乏激情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一首國歌的歌詞被改了。

曲子還是聶耳的曲子，可田漢那幾句人人會唱的詞，被換成了另一套新詞。

人民大會堂里，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決定時，程序莊重，掌聲也有。可會場外，不少人心里卻別著一根刺。

這根刺，后來被一個作家挑了出來。

他叫陳登科。

陳登科不是坐在書齋里談音樂的人。一九一九年，他生在江蘇漣水的貧苦農家，早年參加革命，后來寫出《活人塘》《風雷》等作品，做過安徽省文聯副主席，也是全國人大代表。

他聽《義勇軍進行曲》，聽的不是一首歌。

是槍聲。

是隊伍。

是青年人背著行裝往前走。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周總理主持國旗、國徽、國歌等問題的協商座談。有人擔心，“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勝利以后再唱，會不會不合適。

毛主席沒有同意改。

他講得很明白：勝利了，但斗爭還沒有完，不能忘記曾經受過的壓迫，“還是原詞好。”

兩天后，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那時它還帶著一個“代”字。

可這個“代”字，一代就是很多年。

到了“文革”期間，田漢受到錯誤批判，《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在許多莊嚴場合不能唱了，只剩下旋律。人們聽見前奏，嘴唇動了動，卻不能把那幾句熟到骨子里的詞唱出來。

那才是真正別扭。

一九七八年，國家秩序開始恢復，國歌問題又擺到桌面上。有人認為，時代變了，“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原歌詞應當換一換。

于是，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新歌詞。

新歌詞開頭是“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后面還有“高舉毛澤東旗幟”“奔向共產主義明天”等句子。

詞很新。

可歌一唱，味道不對。

《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調是往前沖的，短促、急切、像號角。田漢原詞里的“起來”“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每一句都頂著旋律走。

新詞也莊嚴，卻像把口號塞進了號角里。

陳登科聽得出來。

他沒有馬上把話說成文學評論。他先看人們唱不唱。

一年過去，答案擺在眼前。

會場能通過，群眾未必接得住；文件能發布，嘴巴未必唱得順。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陳登科作為文藝界代表，正式提出議案，要求恢復《義勇軍進行曲》原歌詞。

他不是一個人寫這份意見。肖馬、韓瀚等代表也支持。

議案里有幾條理由，很硬。

第一，原詞原曲當年經過毛主席、周總理等參與選定，早已深入人心。

第二，現行新歌詞在思想性、藝術性上都顯得粗糙，經過一年多實踐，群眾反映冷淡，“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

第三，田漢已經平反，他的作品不應再被擱置。

這幾句話，不漂亮，卻扎實。

陳登科后來回憶，他們這一代人，是唱著這支歌走進槍林彈雨、走上抗日救國戰場的。每唱起來，就想到民族危亡，想到山河被踐踏，想到要為祖國和人民獻出熱血。

他反對的，不只是幾句新詞。

他怕那股勁斷掉。

國歌最要緊的地方，不在于每個時代都能重新包裝，而在于它能把一個民族最緊要的記憶留住。

可議案遞上去，并沒有立刻改變結果。

國歌問題不是一篇文章，也不是一個人的情緒。它牽著法律程序，牽著國家象征，也牽著那幾年尚未完全理順的歷史問題。

陳登科沒有停。

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他繼續推動恢復原詞。支持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代表和各界人士也提出同樣意見。

那句“過時”的爭論，又回來了。

和平年代，還要不要唱“最危險的時候”？

答案其實藏在一九四九年毛主席那番話里。它不是說眼前每天都有炮火，而是提醒一個民族：站起來以后，也不能丟掉居安思危的骨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人民大會堂再次響起掌聲。

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決議》：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撤銷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通過的關于國歌的決定。

田漢的詞，聶耳的曲，又合在了一起。

這一次，不再只是“代國歌”。

后來，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四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通過，同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國歌的奏唱場合、禮儀和保護，都有了明確法律規定。

一首歌走到這一步，用了幾十年。

陳登科沒有給國歌作曲，也沒有給國歌填詞。他做的事，是在一個容易順著風向走的時刻，把一份議案遞了上去。

紙頁不厚。

分量很重。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以后，熟悉的歌詞重新回到升旗儀式、會場和校園里。前奏一起，人們不用再遲疑該唱哪一版。

第一句還是那一句：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