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一次發飆及后果

在湖南日報的報史上，“七論良種”社論是報人的驕傲。

“七論良種”寫于1966年，當時的省委把水稻良種的推廣作為農業增產的根本措施來抓。根據省委指示，《湖南日報》和農口工作部門聯合，從2月中旬開始連續發表7篇“積極推廣良種”的社論，很快在全省形成一個推廣水稻良種的高潮。1966年全省早中稻面積達到2200萬畝，比1965年增加4700萬畝，并普遍使用了良種，產量比上年增長一成。

然而，“七論良種”這7篇社論卻被江青在一次會議上點名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后，《湖南日報》沒有轉載，江青就大為腦火。偏偏湖南日報幾乎在《解放軍報》推出“六論突出政治”的同時，推出了“七論良種”，更是讓江青抓住了“把柄”。

1966年2月3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永遠突出政治》的社論，此后到4月5日止，該報又接連發表反復論述突出政治的六篇社論。這些社論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質的成果”等宣揚政治決定一切的觀點。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三篇論述突出政治的社論，強調“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與業務密切結合”。不料《人民日報》的社論卻立即遭到《解放軍報》的批判，被指責為“二元論”。

在連《人民日報》“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都要挨批判的大背景下，湖南日報突出“良種”的社論，自然是在劫難逃了，定性為與“六論突出政治”對著干。江青在一次會議上給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扣上了對抗解放軍報“六論突出政治”的大帽子。“文革”期間，“七論良種”成了張平化的“罪狀”之一。

“七論良種”的作者是誰呢？社論文章是不署名的，我到報社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是誰寫了這七篇文章。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報社機關黨委書記王耕禮調到我們科教部任主任，我作為副手成天跟他在一起，一次聊天時才無意中知道“七論良種”的作者竟然就是他。

王耕禮長我十多歲，1978年初我到報社時，他是工商組組長，后任工商部主任等職。過去對他的印象就是常掛笑臉，對誰也是笑嘻嘻的。他剛到科教部時，我只覺得他挺幽默，稱部里的年青人都稱“老X”“老X”，弄得大家忍俊不禁。跟年輕同志談工作，那怕是批評也充滿了幽默。有位記者寫字較潦草，老王就笑著對這個年輕人說：

“搞報紙，字一定要寫得工整，不工整弄不好就出洋相喲。文革那年有個同志寫稿‘白天爭著干，晚上搶著干’，‘搶’字寫得像個‘抱’字，排版出來成了‘白天爭著干，晚上抱著干’，弄得軍代表來追查，差點弄成‘現行反革命’。”

跟王耕禮接觸時間長了才發現他的文字功底極深厚，改稿子改得非常精練，也非常到位。1990年我任科教部主任后，留他在辦公室幫我看稿子，直到退休。那一年多，他的事情不多，不看稿子時就琢磨對聯，有天寫了我和科教部副主任鄒曉宏的一幅對聯，上聯諷刺我不吃肉，因為我是半吃齋，豬牛羊、雞鴨鵝都不吃：“上齋下不齋，明齋暗不齋，長齋短不齋，日齋夜不齋，吃齋當學譚毅挺”；下聯諷刺鄒曉宏則是“妹多”，寫鄒曉宏的具體內容都記不住了，曉宏說：“上聯太精彩了，別人記死了火，下聯大家就沒特點了”。寫我的這半聯，一時在報社瘋傳。

王耕禮雖然有才華，但工作時間不能長了，改了幾篇稿就要休息一下，否則會頭痛。我對他說，我們科教部跟各大醫院都有聯系，找個專家來看看頭如何？他輕輕地搖了搖頭，長長地嘆息了一句：“沒有用，我的頭被打壞了，找了很多專家看也看不好”。

我不禁問他頭是什么時候被打壞的？他苦笑了一下：“文革開始時，我因為寫了‘七論良種’的文章，結果成了挨斗的對象，經常被拉出去批斗。有次，我被拉到‘汽電’批斗，他們罵我是‘黑秀才’，說‘七論良種’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我沒有表態，他們就動手打我，拳打腳踢。我愛笑，他們打我時，我不由得笑了一笑，一個‘造反派’上來罵‘你這個黑秀才，挨批斗還敢笑’，舉起大棍子朝我頭上狠狠一打，我一下子被打昏倒。我的頭就這樣被打傷了，從此用腦子過一點就痛，沒辦法。”

聽王耕禮這么一講，我才知道他竟然是“七論良種”的主要作者之一，敬意油然而生。瞬間，又想到曾在王耕禮家看過一張站在北京天安門前的照片，那是他1959年10月26日參加全國群英會后照的。那次群英會規格非常高，來自全國6500余名代表匯聚人民大會堂，毛主席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都出席了大會，出席會議的代表幾乎都是當時各地響當當的先進人物。王耕禮肯定是因為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貢獻而成為全國群英會的代表。這么一位很有才華的新聞工作者，只是因為寫了造福廣大群眾的社論，就被打成這個樣子，叫人感到心里非常酸楚難過。

王耕禮于2017年3月去世了，這位一生低調、從不張揚的老同志對報社的貢獻不應該被人遺忘，我們不要忘記他曾經和王進喜、時傳祥等傳誦至今的勞模一同參加了1959年全國群英會，不要忘記“七論良種”對湖南農業發展做出的貢獻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