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公益，不是用月捐族的錢給自己買名聲！2012 年，我就免費救助中國反抑郁癥歧視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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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節：

01、頂著巨大的壓力，我免費救助了袁毅鵬

02、半年后，袁毅鵬才真正信任我們

03、他說：“何主任是一個固執的好人”

04、袁毅鵬，最終走向新生！

前幾天，我從精準高效心理學的“4維時空”出發，寫了系列文章解讀韓紅及其所謂的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

文章發出后，有人坐不住了——在評論區威脅要取關我，理由很簡單：“你沒捐過款，憑什么點評韓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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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捐款即善良，不捐即冷漠。我懷疑這些人是水軍，在帶節奏；但也不排除他們的認知水平本身就有局限性。

其實，很多人不了解我的經歷，也不清楚我曾經也做過公益，而且是真正的公益。

所以今天我就分享一下自己做過的真正的公益——我免費救助過國內反抑郁癥歧視第一人袁毅鵬！

在這里要聲明一點，我救助袁毅鵬絕非為了博取名聲。早在救助袁毅鵬之前，我就已經多次被央視等權威媒體采訪，上過《今日說法》《新聞聯播》《走近科學》《每周質量報告》等權威欄目。

今天我分享這段經歷，只是想從中告訴大家，為什么我敢質疑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真正的公益又應該怎么做？

01、頂著巨大的壓力，我免費救助了袁毅鵬

袁毅鵬，武漢大學碩士畢業，2006年入職IBM上海分公司擔任研發工程師。

袁毅鵬入職IBM一年后被診斷為抑郁癥（輕度），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以下簡稱“上海精衛”）出具“建議邊工作邊治療”鑒定后，他要求返崗，卻遭公司拒絕。后續他又被上海精衛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

此后雙方拉鋸許久，他2次跳黃浦江自殺未遂，最終被IBM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此案被稱為“中國反抑郁癥歧視第一案”。

袁毅鵬現在早已結婚生子，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溫暖家庭——有愛人，有孩子，日子過得平靜而幸福。

很多人絕對想象不到，如今這個幸福的男人，他曾經披著長發、流落在上海街頭，被路人當作精神病人繞道而行。

我最初知道袁毅鵬，是因為一個女孩。那時我免費救助了一位在微博上公開自殺的抑郁癥女孩，她在接受幫助后告訴我：“你去看看袁毅鵬吧，他是我們抑郁癥患者群體里的標桿。”

后來，我在新聞上看到了那張照片——袁毅鵬坐在上海張江高科的街頭，舉著一塊紙牌，上面寫著“抑郁該死”。那個畫面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很久。

我萌生了要免費救助他的念頭。

但我很清楚，救助袁毅鵬這件事，光有熱情遠遠不夠。

我反復評估過救助袁毅鵬所需要的3個條件：

第1，要有免費救助的意愿——我相信全中國很多人愿意幫他。

第2，要有真正解決問題的能力——光有救助袁毅鵬的意愿根本不夠，必需還具備治愈袁毅鵬的能力。而袁毅鵬的情況需要精神心理醫生出手，而且是需要水平不一般的精神心理醫生。

第3，要有能支撐長期救助的資源——他的康復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需要的是一整套系統的支持。

我當時問自己：全中國有那么多精神心理科主任、心理學專家，誰能同時滿足這3條？說實話，我相信很多人有這份心，但真正3個條件都具備的，我發現全中國只有我自己。

為什么我一定要免費救助袁毅鵬？因為一個反抑郁癥歧視的斗士，最終流落街頭乞討——這本身就是對國內精神醫學界和心理學界最大的諷刺！

我們整個行業，竟然讓一個病人淪落至此，這不僅是他的悲劇，更是我們所有人的恥辱。如果連這樣的人我們都不能伸手拉一把，那我們還談什么醫者仁心？

當時我正擔任武警廣東總院心理科主任。在決定去上海救助袁毅鵬之前，我把這件事向院領導作了匯報。

領導聽完只回了一句話：“只要你們心理科能做，醫院就全力支持。”這句話像一顆定心丸，讓我心里徹底踏實了——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奔赴上海，找到袁毅鵬，把人帶回來。

雖然得到了武警廣東總院領導的支持，但奔赴上海尋找袁毅鵬這件事，我仍然頂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第1，我的愛人、創傷修復師Lucy不同意。

因為救助袁毅鵬絕非一天兩天就能做到的事，需要長期投入。我當時在武警廣東總院已經小有名氣，根本不需要蹭袁毅鵬的流量。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吃力不討好，她心疼我，擔心中途會發生變數。

第2，我手下的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護士長們，全員反對。

第3，袁毅鵬與IBM存在糾紛。而且那時IBM如日中天，法務部非常強大，很多人勸我不要硬碰硬，小心被報復。

第4，袁毅鵬此前被上海精衛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跳過2次黃浦江，我去救助他，難免有打上海精衛的臉之嫌。

第5，袁毅鵬已是公眾人物，被稱為“反抑郁癥歧視第一人”。如果我去救助他，別人很容易認為我是去蹭流量的。

但面對這5重壓力，我還是義無反顧地去了上海。

在上海街頭找到袁毅鵬的那一刻，我心里像被重錘砸了一下——他就坐在路邊，面前擺著一個乞討用的紙牌，手舉著用紙箱板寫的4個字：“抑郁該死”。

袁毅鵬在上海街頭乞討

雖然我早在新聞里就見過這個畫面，但親眼看到現場，那種心痛還是直直地扎進胸口。

我走上前去表明自己是武警廣東總院心理科主任，愿意在廣州對他進行免費救助。但袁毅鵬完全不相信，沉默著不回應，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其實，在我去上海之前，鳳凰衛視知名記者閭丘露薇曾經關注他，通過私信和他溝通了數月。

她還聯系了上海一家權威心理機構試圖介入，但始終沒能取得實質性結果，所以袁毅鵬對所有機構、對社會的信任早已被耗盡。

袁毅鵬不愿意回應我，我也無可奈何，只能暫且離開。

后來，在熱心網友的幫助下，我聯系上了袁毅鵬的父母。當時袁毅鵬父親正在上海東方醫院地下室急診科留觀，我趕到醫院，向他們說明了來意，并明確表示救助是免費的。

袁毅鵬的父親和母親當時表達了感謝，但沒有多說什么。沒有得到明確回應的我，只好先行離開回到廣州。

過了一段時間，袁毅鵬的父親打來了電話，說決定帶兒子來廣州治療。

那一刻，我懸著的心終于落了下來。袁毅鵬和父母一起坐火車到了廣州，我親自去武警廣東總院的門口接他們上樓。

2012年，我對袁毅鵬的免費救助，也正式開始了。

我在武警廣東總院門口接袁毅鵬上樓

02、半年后，袁毅鵬才真正信任我們

免費救助袁毅鵬的過程，遠比想象中艱辛。

在武警廣東總院，我為袁毅鵬及其父母安排好了床位，并專門配備了一位心理醫生全程跟進。

但即便如此，他始終把自己鎖在那扇門后面——不溝通、不回應、不信任。直到來到廣州半年后，他才終于愿意剪掉長發，把臉露出來。

袁毅鵬剪頭發

為什么用了這么久？袁毅鵬的父母后來告訴我，兒子心里一直橫著一道坎——他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

上海精衛把他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卻沒有真正幫到他。連上海精衛這種權威機構都解決不了的問題，一個武警廣東總院怎么可能做到？

他認定我們和那些讓他失望的機構沒什么兩樣，所以一開始，他根本不相信任何人。

后來經過半年，他通過觀察，一點點建立起對我們的信任，我們對他的心理干預也才真正開始。

創傷修復師Lucy免費為他進行深度心理干預——袁毅鵬對IBM積壓了巨大的憤怒，Lucy頂著巨大的壓力，按照當時我們對心理創傷的理解，多次幫他處理那些被反復激活的心理創傷。

但修復心理創傷只是第一步，袁毅鵬已經長期脫離社會，社交能力完全喪失。

為此，Lucy特意帶他去星巴克做心理干預，一邊糾正他的錯誤認知，一邊幫他在真實的社會場景中重新學習與人相處。

我們科室的其他工作人員也為袁毅鵬的康復付出了很多。

為了避免別人說我“蹭流量”，在救助袁毅鵬的前半年，我們從未對外公開這件事，只在微博上設立了一個不對外的救助小組。

很多關心袁毅鵬的人知道他在我們這里，主動提出要捐款，我一律回絕：“不需要錢，我們是免費救助的。”

03、他說：“何主任是一個固執的好人”

在救助袁毅鵬的過程中，我們要修復的遠不止他的心理創傷。

袁毅鵬在武警廣東總院住院期間，父母一直陪護在旁。

我每天都會例行查房，那天走進病房時，一眼就發現他母親的動作不對勁——一側肢體明顯僵硬，說話也有些含糊，跟昨天判若兩人。

我立刻聯系了院內神經內科的王博士，對方一看，果斷判斷是所謂的腦卒中，緊急做了CT，結果一出來，真的是腦卒中（中風）。

免費救助袁毅鵬是我們心理科的事，但救助他的家人，就得跨科室協調。

神經內科有自己的成本壓力，沒辦法提供免費救助。為此我專門與深圳衡平公益機構合作，發起捐助，為袁毅鵬的母親籌募了3萬多塊錢救命。

神經內科用這筆錢給她做了系統的臨床治療和康復，袁毅鵬的母親一直將這件事情記在心里。

2013年，我被迫離開體制，從武警廣東總院辭職，可對袁毅鵬的免費治療還沒有結束。

那時，我作為袁毅鵬的救助者，已經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連自己下一站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他們一家人心里也很煎熬，擔心免費救治會就此中斷。

但既然已經接手了，就不能半路撒手。

最后我決定去山東濟南，走的時候，帶上了袁毅鵬和他的父母——他們跟著我從廣州到了濟南，我繼續免費救治，還專門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房間，讓他們一家人能安頓下來。

袁毅鵬與IBM的糾紛對袁毅鵬本人影響很大。IBM曾派人到他所在社區的居委會，散布他“威脅周邊人安全”的不實言論。

如果不能解決袁毅鵬與IBM之間的糾紛，那袁毅鵬的心理創傷很難真正修復。

為此，我專程去北京找過徐凱文教授。他當時是IBM心理方面的負責人，也是國內最早提出“空心病”概念的精神科醫生。

他知道袁毅鵬，也了解他的處境。在溝通中，徐教授作為精神科醫生表示，他認為袁毅鵬是偏執型人格障礙，但我并不認同這個判斷，袁毅鵬頂多是偏執型人格異常。

那次溝通中，徐教授表示會盡力協調幫助袁毅鵬事宜。但后來，這件事不了了之，我也只好回到濟南繼續在創業的過程中為袁毅鵬提供免費救助。

后來因為福建某田系聯合一位患者惡意投訴我們，我們被迫終止第2次創業，離開了濟南。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自己都沒了落腳的地方，自然也沒能力繼續為袁毅鵬提供免費救助了。

更讓人心寒的是，那位惡意投訴的患者不知跟袁毅鵬父親說了什么，老人家開始不再信任我們。

幸好，袁毅鵬的母親一直很認可我。我們在濟南創業時還沒站穩腳跟，但還是聯系了相關機構，幫助袁毅鵬的母親做免費的腦卒中康復。

在臨別之際，袁毅鵬的母親拉著我的手說：“何主任是好人。”

袁毅鵬也不認同父親的態度，他心里知道我們對他的好。在接受采訪時，他曾這樣評價我：“何主任是一個固執的好人，選擇固執地做好事。”

我在濟南創業時，袁毅鵬去過北京接受過北京電視臺的采訪，他在鏡頭前表現得特別好，邏輯清晰，態度從容。

當時很多人看了都感嘆：沒想到袁毅鵬恢復得這么好！

但我心里清楚，袁毅鵬還有心理創傷沒有修復，只是因為發生了很多事情，我已經沒辦法繼續救助他，只能期望他自己能夠振作起來、能夠真正地走向完全康復，過上更好的人生！

04、袁毅鵬，最終走向新生！

后來我開始第3次創業，忙得腳不沾地，但我一直關注著袁毅鵬。

我們當時加了微信，我能看到他的朋友圈。離開濟南沒多久，他媽媽就去世了。前幾年，他爸爸也離世了。

我也知道袁毅鵬后來在網友的幫助下找到了工作，慢慢走出來了，現在有了愛人，有了孩子，日子過得安穩幸福。

雖然我還是覺得他還有心理創傷沒能得到徹底修復，但能看到他走到今天這一步，我替他高興。

我一直留在他的朋友圈里，雖然我們不怎么互動，他也沒有給我點過贊，但我知道他把我留在那里，說明他心里是認可我這個人的——對于一個曾經對世界充滿不信任的人來說，這本身就是一種回應。

我其實不知道他現在還在不在吃藥，也不知道他內心深處是否真的治愈了。但袁毅鵬能夠重新回到社會生活，有工作、有家庭，這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年所有人對他的預期。

也是因為救助袁毅鵬，我才真正意識到家庭對一個人的康復有多重要——他父親有偏執型人格障礙，這種人格底色對袁毅鵬的康復，其實是有很大影響的。

一個患病的人回到一個本身就不健康的家庭環境里，再好的心理干預效果也會被消解掉一部分。

而且，作為一名精準精神心理醫生，我現在可以非常認真、鄭重地說：袁毅鵬不是抑郁癥，也不是雙相障礙！

這些診斷，是癥狀學診斷——精神科醫生只根據他當時表現出來的癥狀，給他貼上的標簽。

而按照病因學診斷，袁毅鵬應該是C-PTSD（復合性創傷后應激障礙）！他的心理創傷主要來源于社會，尤其是IBM！

如果再進一步，按照我們根據精準精神心理學提出的“記憶學診斷”，他屬于疊加性心理創傷應激反應失調。

從這個角度來說，袁毅鵬最主要的心理創傷，就來自與IBM那場持續許久的拉鋸戰，以及當時社會對此問題的無奈和部分冷漠。

所以這也是為什么，我當初堅持要免費救助他——“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于風雪”。

袁毅鵬作為中國反抑郁癥歧視第一人，為這個社會推開了一扇門，我們不能讓英雄既流血又流淚。我站出來，不只是為了幫助他個人，更是為了讓我們這片土地上，多一份正義！

說來諷刺，IBM的創始人老托馬斯·沃森的兒子小托馬斯·沃森，有過抑郁癥的經歷——小沃森從13歲起就飽受抑郁之苦，長達6年。

一個創始人的孩子本身就有抑郁癥病史的公司，卻把一個原本只是出現輕度抑郁癥狀的員工逼得跳了2次黃浦江、流落街頭。

這本身就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不僅說明了IBM中國分部的傲慢，更說明了整個社會對所謂的抑郁癥患者的冷漠態度。

同時，我認為袁毅鵬是偏執型人格改變，并沒有到偏執型人格障礙的程度。

袁毅鵬的偏執，本質上其實源于他被IBM反復拒絕、反復傷害之后被反復激活的疊加性心理創傷。后來，這份偏執從對一家公司的憤怒，慢慢擴散到了對整個社會的戒備。

當年IBM如日中天，法務部強大到令人望而生畏，一個抑郁癥員工在他們面前如同螻蟻。但現在，這家公司，早已被時代甩在了后面，日漸式微了。它的權力、它的影響力、它對一個人所謂“命運”的決定性作用，都大幅度縮水了。

這一事實有助于袁毅鵬的康復——當那個壓迫他的巨物已經不再那么巨大，他心里的那份負性情緒，也會隨之松動。

今天重溫這段往事，不是為了自證什么，只是想說明一件事：真正的公益，不是靠名聲，而是靠能力；不是拿月捐族的錢做自己的慈善，而是用自己的本事，去托住那些值得被托住的人。

我救助袁毅鵬，從沒有想過從中得到什么。公益于我，從來不是名利的跳板，而是在我有能力時，選擇“達則兼濟天下”。

這也是為什么我今天有底氣說：真正的公益，不是韓紅那樣——用月捐族的錢撐起自己的光環，再用光環去消耗公眾的信任。

真正的公益，是你愿意拿出自己的時間、能力、資源，去承擔一份未必有掌聲的責任。

它不需要上熱搜，不需要立人設，甚至不需要被感謝。它只需要你初心端正，方法得當，然后默默去做，堅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