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論壇】饒宗頤方志學成就和思想探析||王強

饒宗頤方志學成就和思想探析

王 強

摘 要：饒宗頤治學起始于地方文獻整理和編纂，并在方志學領域取得卓越成就。饒氏既參與過舊方志的整理，又親自纂修過多種類型的志書，是中國方志學從傳統向近現代轉型的親歷者，其方志學思想兼具傳統與革新。在家學熏陶下，饒氏治學帶有濃厚的傳統文獻學和考據學色彩，非常注重在方志中保存地方文獻書目，梳理地方學術文化發展脈絡，重視考辨地方史事的真偽與流變。同時，他還深受近現代方志學轉型浪潮影響，積極致力于將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材料應用于方志編纂之中，重視保存經濟民生和社會文化領域的資料，注重在方志編纂中體現地方文化特色，并強調方志與國史之間存在互通互補關系。

關鍵詞：饒宗頤 方志學 時代環境 地方文化

饒宗頤是治學范圍橫跨經學、宗教學、史學、文學、藝術學和民俗學等多個領域的一代通儒，而史學是他尤為重視的一個領域。饒氏的學術之路始于考辨家鄉史事和整理地方文獻，之后他的學術視野逐步擴展，直至探討中外文明之間的交流溝通。饒氏治學不僅視野開闊，還非常注重理念革新，他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融合民俗學、人類學和考古學等領域的學術成果與研究方法，提出“三重證據法”和“五重證據法”，推動了中華古文明、歷史地理和中外交流史等領域的研究。

方志學是饒宗頤耕耘甚深的一個領域，據其本人自述：“余自三十以前，頗留心地志之學，既于中山大學參預粵志之修纂，復于新修潮志，忝董其役?！别埵铣跎娣街揪幾胧抢m修完成其父饒鍔的遺著《潮州藝文志》。此后，又為潮州地方名勝韓山和廣濟橋分別編纂《韓山志》和《廣濟橋志》。20世紀30年代，饒氏受聘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參與廣東省志修纂工作，這使他得以接觸當時學界關于方志編纂新理念和新方法的討論，進一步提升了其方志學理論素養。抗戰勝利后，他接受當時的潮州修志委員會邀請，擔任《潮州志》總纂一職。在負責組織《潮州志》纂修工作期間，他個人還完成《潮州先賢像傳》一書的編撰。同時，饒氏還撰有《廣東潮州舊志考》《清以前潮志纂修始末》和《〈三陽志〉小考》等一系列梳理潮州舊志纂修和留存情況的文章。學界有觀點認為，饒宗頤日后治學的基礎借由研究鄉邦文獻和地方史地而初步確立，而他在其他學科領域的學術探索也對其方志學實踐產生了巨大影響?？梢哉f，方志學作為饒宗頤學術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研究饒氏整體治學思想和文化觀念方面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饒宗頤跨越兩個世紀的百年人生恰逢時代大環境轉換和學術思想飛速發展的變革年代，也是中國方志學從傳統向近現代轉型的蛻變時期。饒氏本人具有扎實深厚的傳統學術基礎，但在治學理念和方法上又非常重視與時俱進，這些特點在其方志學實踐中亦多有體現。他既注重傳統文獻學和考據學在方志編纂中的價值和作用，又積極將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材料應用于方志編纂，力求提升志書的思想深度和拓寬內容廣度。學界對于饒氏在方志學領域的成就已經多有探討，但相關研究多偏重于討論他在方志學領域的個人經歷以及具體志書的纂修過程和體裁體例特點，未能將其置于近代以來中國方志學發展史中進行全面考察，本文將在學界已有研究基礎上，系統梳理和探討饒宗頤方志學思想的演變過程和主要特點。

一 、饒宗頤對傳統方志學思想的繼承與弘揚

饒宗頤出生于粵東一個具有濃厚傳統學術文化氛圍的家庭，其父饒鍔是當地文化界名流，在治學方法上服膺于清代乾嘉學派，“平生致力考據之學”，并熱心于搜集整理潮州地方文獻和傳承弘揚地方文化。在家庭環境影響下，饒宗頤自幼深受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熏陶，他自述對其日后治學影響深遠的文獻目錄學和考據學均筑基于幼年時期的家學傳承。饒氏對于文獻目錄學在學術研究中的價值推崇備至，將其形容為自己從事學術研究活動的“第一把鑰匙”，并指出具有精深的目錄學造詣可以使一個人的學術研究做得很精密、很扎實，還可以賦予研究者縱觀全局、旁搜遠紹、左右逢源、上下貫通的能力。同時，饒宗頤對于清代盛行的考據之學也給予高度評價，將其視為“一切學問的基石”。而重視文獻目錄學和考據學的治學特點在他的方志學實踐中也多有體現。

中國傳統史學與文獻目錄學之間本就聯系密切，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對當時所知所見的圖書進行了分類，并對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的文化典籍和學術思想演變過程進行了總結?！端鍟そ浖尽穭t是以目錄書形式出現的學術史專篇，對唐代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學術流變進行了精練概括，其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著錄歷代文獻的做法也奠定了古代文獻分類的基礎，而“藝文志/經籍志”也成為紀傳體史書中的常見篇目。重視保存文獻書目和梳理學術流變這一史書編纂理念對于中國古代方志學發展亦多有影響。章學誠就曾明確提出：“典籍文章，為學術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緒之所流傳，不于州縣志書，為之部次條別，治其要刪，其何以使一方文獻無所闕失耶？”主張在進行方志編修時，應當重視“藝文”類目，充分發揮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同時，他針對清代部分方志編修者傾向于在“藝文”類目中收錄大量詩文，卻忽視保存地方文獻書目的做法提出批評，指出“近志藝文，一變古法，類萃詩文，而不載書目，非無意也”，認為此舉背離史書設立“藝文”類目的初衷。饒宗頤非常認同章氏的觀點，他在點評潮州舊志時也指出，成書于清代的部分潮州舊志也存在著“藝文”類目文選化這一現象，認為“若順治（吳穎順治《潮州府志》）、乾?。ㄖ艽T勛乾隆《潮州府志》）諸書，均刊削書目，但取文章，體例反不逮郭書（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之具體而微，輕辨章學術之源流，徒囿于重文之積習，為可嘅也”。因此，他與饒鍔在編修《潮州藝文志》時，就十分注重全面系統地收錄潮州地方書目，“掇錄序跋，間著考證。州人著述，自趙德《昌黎文錄》以降，迄于明清，四部之書，燦然畢陳”，在保存文獻之余，還梳理了潮州地方學術文化發展的脈絡。

需要注意的是，章學誠雖然強調志書中的“藝文”類目應當遵循中國傳統史學重視保存書目和梳理學術史發展的理念，不應過度文選化，但并非反對志書收錄詩詞文章這一做法本身。在他看來，志書應當“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即參照《文選》《文苑》的形式與內容，另設“文征”類目，專門收錄涉及地方歷史典故、先賢人物、山川景色和民風民俗的詩詞文章。饒宗頤對于章氏在方志中設立“文征”類目的主張也頗為認同，并在自己的方志編纂活動中付諸實踐，他在《韓山志》中將地理、勝跡、建置、人物等類目歸為正編，至于金石、文辭、撰著等類目則歸為副編，提出“正編者，蓋史績之紀述，旨期證要，義取考實。副編者，蓋志料之理董，則意存晐博，用資驗證”，認為“夫山嶺非朝廷州邑之比，自無律令典例之足征，而史料有實事載籍之分，固應示志書文苑之別。今師其意（此處指章學誠在《方志立三書議》中提出的相關主張），略加變通，撮機要為正編，納浮辭于副袠，判文事于兩途，別資料于正志，義有師資，例非臆創，謹論厥要略，覬與學者商榷焉”。而在《廣濟橋志》一書中，饒氏更是單獨設立“文征”類目，專門收錄歷代有關廣濟橋的詩詞文章。

同時，饒宗頤重視目錄學和學術史溯源的治學特點也體現在他對于中國古代方志學發展史的探討上。饒氏在《重印〈潮州藝文志〉序》一文中提出：“方志之書，向有藝文一項，收錄歷代詩文作品，其從目錄學角度，羅列地方人著述，與有關該地載述之篇籍，則寥若晨星。蓋地志書目，別為專書，明代藏書家始開其先例”，認為早期方志中的“藝文”類目多偏重于收錄詩文，至于強調文獻整理且獨立成書的地方性“藝文志”或“經籍志”則最早出現于明代。而在《〈韓山志〉自序》中，他對“山志”這一特殊方志類型的發展歷史進行考證，認為“山嶺之為志者，蓋地志之旁支，山經之流裔也”，指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張充之《吳興山墟名》、宗測《衡山記》、陶弘景《山圖》和謝靈運《游名山志》等著作，但這些著作“雖簡帙論佚，體例蒙昧，然后儒援據之余緒，亦可窺其源本之編制，大都文士叢綴，詞客雜纂，匪有義類，可資研繹者也”，直到唐宋時期“乃有專書，部居分別，配隸馴精，則以地志之例，兼及人文之載。山志之體，斯為備焉”，并出現了諸如《王屋山志》和《赤松山志》等“綱提領絜，而旁采人物文章，頗近地志之體”的著作。

饒氏于20世紀90年代撰寫《〈三陽志〉小考——潮汕文化研究序》一文，指出“作為文獻學者，對于史源認識須掌握確切材料，方不至于誤解而導致不確之判斷”，強調文獻整理和考證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時，他還從文獻學角度對潮州舊志的修纂情況進行梳理和考證，在《清以前潮志纂修始末》一文中指出“潮州之有志乘，實肇于唐宋之世”，并在《廣東潮州舊志考》一文中對成書于兩宋至清代的諸多潮州舊志進行介紹。

饒宗頤在整理和纂修潮州方志的過程中，還撰寫一系列考辨潮州歷史地理和民間傳說的文章，訂正許多在潮州地方上流傳甚廣的訛誤。饒氏在《海陽山辨》一文中指出，秦始皇時期開鑿的靈渠位于廣西桂林的陽海山（亦名“陽朔山”），但部分史籍卻將“陽海山”誤寫為“海陽山”，而潮州舊志編修者不僅對此訛誤未加以更正，還進一步將其附會為東晉時期才設置的海陽縣（縣治位于今粵東地區）境內的海陽山。在《揭嶺揭陽山辨》《古海陽考》和《海寧考》這三篇文章中，饒氏通過梳理歷史文獻，對“揭陽”“海陽”和“海寧”等牽涉粵東地區的古地名進行考辨，指出《南齊書》中的“揭陽山”位于江西南康，并非廣東揭陽；而《史記》中出現的“海陽”地處“今常熟東南濱海”，與始設于東晉的海陽縣無關；至于古義安郡所轄的“海寧縣”，其地望在今廣東惠來，而非福建龍溪。同時，他還在《韓山名稱辨異》和《惡溪考》這兩篇文章中對諸如韓山、金山、惡溪、鱷溪等常見于潮州地方文獻，但具體所指又含混不清的地名進行詳細辨析。韓愈被貶潮州一事在中國文化史上甚為知名，韓愈本人在潮州民間亦享有巨大聲望，饒氏在《潮州韓文公祠沿革考》一文中，“刺取志乘，旁以碑記為證”，對北宋至清代的潮州韓文公祠興廢情況進行全面梳理。廣濟橋作為潮州地方標志性建筑，因橫跨韓江兩岸，又毗鄰韓公祠，潮州民間多將其附會為仙人韓湘子所建，故又得名“湘子橋”。饒氏作為一名重視考據的嚴謹學者，有感于“說者復附會于神仙釋老之言”，因此在《廣濟橋志》的附錄部分收錄“韓湘異聞錄五則”和“韓湘子辨四篇”，對有關廣濟橋和韓湘子的民間傳說進行考辨，希望能夠起到“正傳說之妄”的作用。另外，他還對潮州舊志編修者在許多史事上缺乏嚴謹考證，多采潮州民間穿鑿附會之說的做法提出批評，指出“明清之際，考證之學未興，方志家亦罕事考核；惟輾轉稗販，吳志（吳穎《順治潮州府志》）亦復爾也”。

中國傳統方志學還十分推崇“矜其鄉賢，美其邦族”的編纂理念，意在借此引導民眾見賢思齊，從而達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因此有大量諸如耆舊傳、先賢傳等專注于表彰地方先進人物的傳記類志書存世。饒宗頤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傳統，他于1948年編纂完成《潮州先賢像傳》一書，該書收錄唐代至近代共30位潮州地方先賢的肖像圖，再配以其本人撰寫的人物小傳，并“綴各傳援據書目于卷末，備參稽焉”。饒氏希望此書之刊行能夠起到“申仰止之誠，償尚友之志，啟愛鄉之心，長思齊之念”的作用。此外，饒宗頤還為生活于明代中期的閩粵王門代表人物薛侃和明末抗清志士郭之奇這兩位潮州先賢親自編訂了年譜，意在表彰前者傳播文化之功和后者身上所蘊含的高尚氣節。

二、 饒宗頤在近現代方志學轉型過程中的學術實踐

倉修良指出，中國的方志編修具有鮮明時代性，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變更其形式和內容。民國時期，在社會制度變化和近代科學文化推廣等因素影響之下，方志的體例和內容開始發生巨大變化，相較于古代方志，近代方志更加強調要有現代科學精神，注重民生實用，改變傳統舊志不重民事、詳古略今、偏重人事而忽視事物等缺點。饒宗頤在抗戰勝利后主持編纂的《潮州志》一書就帶有鮮明的時代新特征，體現了中國方志編纂事業在近現代的轉型與蛻變。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雖然時局動蕩，但官方還是給予方志編修事業一定程度的關注和支持，并多次頒布相關文件，對地方志編纂的相關事宜作出具體規定。1929年12月，國民政府內政部頒布《修志事例概要》，這一文件根據近代社會呈現出的諸多新特點，規定在方志編修時應當增加新內容，并采用新手段與新方法。1944年，國民政府內政部頒布《地方志書纂修辦法》；1946年，國民政府內政部又頒布了新版《地方志書纂修辦法》和《各省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對省、市、縣各級方志的纂修時間周期和組織形式進行了詳細規定。同時，《各省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還對志書編修時的資料征集范圍和具體調查事項做出了詳細規定，諸如機關、團體設施狀況、物品產額、工資物價、宗教信仰、經濟狀況、人口出生和死亡率、忠烈事跡等，都需要進行分類記錄或制成統計比較表，從而進一步確保志書資料的翔實。1946年4月，當時的廣東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決定組織纂修《潮州志》；同年7月，潮州修志委員會正式成立，時任廣東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鄭紹玄和原兩廣監察使劉侯武先后擔任主任委員之職。潮州修志委員會成立之后，積極延聘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潮州志》的纂修工作，曾擔任劉侯武私人秘書的饒宗頤作為地方學界翹楚，被修志委員會聘為副主任委員，并兼任《潮州志》總纂一職。

饒宗頤在20世紀30年代，曾任職于廣東省通志館，參加省志的纂修工作，這一經歷使他極為熟稔當時方志纂修的新理念、新方法與新趨勢，并體現在《潮州志》的纂修之中。饒本《潮州志》在具體條目設置上既有沿襲，又有創新，饒氏自述“茲編分三十門，沿舊志者十之四，自立義例者十之六”。從饒本《潮州志》的具體類目設置來看，除了記載潮州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和著名人物外，還非常關注時代大環境變化對地方社會發展的影響，并重視保存自然資源（物產、土壤、地質、水文等）、經濟民生（實業、交通、水利等）和社會風俗（民族、方言、戲劇音樂、宗教、僑況等）方面的資料。饒本《潮州志》不僅在內容選擇上多有革新，還積極引入新的編纂方法。民國時期，官方發布的一系列涉及志書修纂的文件都規定方志編修應當重視發揮圖表的功能，而饒本《潮州志》的一大特點便是繪制大量類型各異的圖表，饒氏自評此書“撰寫方法，復多所變通。若《大事志》，則采提綱旁注之法。《戶口》《交通》志，均侈列圖表，頗異前規”。實際上，饒本《潮州志》中的圖表并不僅存在于交通、戶口兩部分，而是廣泛存在于全書各類目之中?？傮w來看，《潮州志》中的圖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中一類是《地質情況圖》《韓江各站水位圖》和《汕頭潮汐圖》等反映自然風貌的圖，另一類是《人口消長圖》《人口比較圖》等體現地方社會嬗變的圖。《潮州志》中表的數量更是極其龐大，幾乎各大門類中均設有相應的表，而通過表格這一形式來羅列數據，可以直觀展現事件的演變發展過程，增強全書敘事析理的能力，并提升可讀性和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方志學界已經認識到科學技術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強調方志編修應當擁有現代科學精神，當時的許多官方修志機構也開始聘請自然科學領域的專家撰寫相關內容。方志學界的這些新動向對于饒氏亦多有影響，他在編纂《潮州志》時，“著重實際調查與專家合作”，其中地質、地形、水文、氣候等部分的具體內容均出自諸多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的科學家之手。

當代方志學界主張方志編修應當注重展示地方特色，而所謂的地方特色指的是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下，在自然、人類活動和交流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下，逐步發展形成的某一具體地域的古今人、事、物獨特個性的集合體，是當地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真實綜合反映。饒宗頤長期從事潮州地方文化研究，在相關領域有著獨到見解，而這些觀點也被他融入《潮州志》的編纂之中。《潮州志》一書的纂修工程是由當時的廣東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發起，但作為總纂的饒氏卻并未將全書的地域涵蓋范圍局限于專署轄境，而是選擇以明清時期的原潮州府轄境為界，并冠以“潮州”之名，他本人也表示“以舊府屬為范圍，可謂創格”。饒氏之所以在地域斷限上選擇以舊潮州府轄境作為標準，一是鑒于民國時期廣東省各區縣在名稱和轄境范圍上變動頻繁，而始設于明代的潮州府，其轄境保持了較長時間的穩定；二是因為在復雜的人文歷史傳承和自然地理環境影響之下，原潮州府轄境內的民眾逐漸形成以方言為聯系紐帶的地域族群認同意識，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套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體系。饒宗頤指出，粵東地區民眾“以語言之故，風俗、飲食、戲劇、音樂，皆別具特征”，而饒本《潮州志》也專門設立方言、風俗、音樂戲劇等類目，詳細記載潮州地方文化領域的相關內容。另外，潮州因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因素的雙重影響，自明代以來，就有大量民眾移居海外，而數量龐大的僑人群體也成為潮州地方社會的一大鮮明特色。饒宗頤在編纂《潮州志》時，就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并擬定單獨設立“僑況”類目，專門記載在海外創業生活的潮州民眾的相關情況。另外，饒氏還很早就認識到僑批在經濟史、中外交流史、地方史等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潮州志》的“實業”部分就設有“僑批業”條目，具體介紹歷史上潮州地區僑批行業的起源、發展和演變過程。饒氏晚年還站在理論高度，全面系統地闡述了開展僑批研究的思路、方法和重要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60年代，饒宗頤將保存于《永樂大典》中的元代《三陽志》部分內容與嘉靖《潮州府志》、順治《潮州府志》及其本人主持編修的《潮州志》合編為《潮州志匯編》，而將分別成書于元、明、清和近代的4部潮州方志匯編于一書之中的做法，既能夠從通史角度展示潮州地方社會的發展變化，又可以從學術史角度展示中國方志編纂在觀念旨趣和體裁體例上的演進歷程。

三、 饒宗頤方志學思想中的家國情懷與廣闊視野

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是饒宗頤畢生治學所追求的崇高目標，而通過方志學來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及鄉邦文化則是其家國情懷的重要體現。饒氏非常重視方志和地方史事在國史研究中的價值，主張方志編纂和地方史研究應當具有國史視野。他在《〈潮州志匯編〉序》中提出“方志，地方史也，亦國史之要刪也。從事方志者，非從國史入，則所見也隘”，認為地方史研究者立足于宏觀國史的高度去探討地方史事，可以開闊自身視野，避免一葉障目情況的出現，并能夠提升相關研究工作的思想深度。同時，饒氏也認為地方史料在國史研究中具有特殊價值，主張“治國史者，非自方志出，則所得也膚。良以桑梓之邦，耳目觀記，以參為驗，于所接最親切者盡心焉；庶乎著手之非難，而持論斯較可信”。在他看來，地方史料對于研究者來說，具有天然親和力，可以從細微之處反映時代大環境的演變，能夠幫助研究者更為真切全面地認識國史。另外，饒氏還在《〈三陽志〉小考》中明確指出“地方史足為國史之輔車，由于紀載較為翔實，又富有親切感，大有助于史學，自未容忽視”。饒氏重視國史研究與地方史研究應當互相融合的理念也體現在其方志編撰實踐中，他在《潮州志》的“民族”部分，結合中國歷史的整體演進脈絡，對中原移民進入潮州的情況進行了系統梳理，表明潮州地方文化的發展與演變深受中原文化影響，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支脈。

饒宗頤是促成“潮州學”創立的關鍵人物，而方志纂修與整理則是“潮州學”的起點與根基。饒氏主持編纂《潮州志》時，就突破當時地方行政區劃藩籬，從建置沿革和社會風俗角度將歷史上的“潮州府”與現實中的粵東地區視為一個有機延續的整體，并對“潮州”一詞重新詮釋，使其從一個行政區劃概念變為社會文化概念，從而為“潮州學”的創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他還進一步指出“潮州人文現象和整個國家的文化歷史是分不開的”，主張研究潮州地方文化應當具有宏觀的國史視角，認為“潮州文化若干特殊現象，已不僅是地方性那樣簡單，事實上已是吾國文化史上的重要環節與項目”，并強調“地方史是國史的基礎，‘潮學’實也是‘國學’的一部分”。

饒宗頤治學的另一大特點是具有廣闊的世界性視野，他非常注重中外交通史領域的研究，并將其融入方志編纂和地方史研究之中。前文提及饒氏在編纂《潮州志》時就已經十分重視保存僑務方面的資料，他還將《潮州志》中的部分章節內容整理改編為《潮州歷代移民史》一文，對潮州民眾向臺灣島和東南亞地區遷移的情況進行了整體介紹，并指出“潮人之移殖南洋群島者，為移民史一大事”。饒氏晚年進一步主張“有關潮汕歷史文獻和文化學術問題，我認為海外與內地一樣，都要進行研究”。同時，他還積極倡導“華學”這一概念，認為每個國家都擁有自己的“國學”，而中華文化也并非人為疆界所能限定，海外華人同樣是中華文化的承載者，而種族、語言不同的他國學者亦可參與中華文化的研究與傳播，故“華學”一詞比“國學”更能涵括中華文化。

饒氏治學的廣闊視野還體現在研究理念的多學科交叉融合上，他積極倡導的“三重證據法”和“五重證據法”就是強調將考古學、人類學和民俗學等領域的方法和成果融入史學研究之中，而多重證據理念也被其應用于方志學探索之中。20世紀60年代，他在《〈潮州志匯編〉序》一文中就指出，方志編修應當注重汲取考古學的最新成果。20世紀90年代，饒氏針對“地下文物的不斷出現，新的史料日益豐富”的局面，提出方志編修應當具有更為開闊的視野，在史料選取上要更為多樣化，這樣既可以增強志書內容的全面性，又能夠提升思想深度，從而有效“提高地方志的質和量”。

結 語

饒宗頤長期從事方志學領域的研究，他既系統整理過潮州舊志，又親自纂修過《潮州藝文志》《韓山志》《廣濟橋志》《潮州先賢像傳》和《潮州志》等多部類型各異的志書，并在方志學理論與方志學史領域多有建樹。

饒氏所處的時代環境和生平經歷使其方志學思想和編纂實踐呈現出傳統與革新相融合的鮮明特征。饒氏從小就較為系統地接受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訓練，在治學上非常推崇文獻目錄學和訓詁考據學，而他在方志編纂中也十分重視整理和保存地方文獻書目，梳理地方學術文化發展脈絡，并在對地方史地和人物進行嚴謹考辨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方志在思想道德層面具有的引導教化功能，希望通過方志纂修來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及鄉邦文化。同時，20世紀是人類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都發生巨大變革的時代，饒氏的治學理念與時俱進，觀察問題的視野也漸趨開闊，他在方志編纂中注重保存經濟民生、社會風俗和中外交流等方面的相關資料，并積極將自然科學、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領域的新理念、新材料與新方法應用于志書編纂。

可以說，饒宗頤作為中國方志學近現代轉型浪潮的親歷者，他在方志學領域的相關活動是20世紀中國方志學在編纂思想和體裁體例方面演化的一個縮影，對于探討方志學的歷史以及未來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來源：地方志研究 (原載:《中國地方志》2026年第3期)

作者：c（韓山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