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的CBD打工人，為什么每天中午都在“轉圈”？

逆時針繞圈，幾乎已經成為中國CBD最隱秘、也最統一的一種午休方式。

對于許多CBD打工人來說，這是一天里唯一能曬到太陽、喘口氣的時間，也是高密度辦公空間里僅剩的一點自由。那條沒有終點的環形步道，像極了人生：不斷向前，卻總會回到原點；以為是在休息，其實始終沒有離開工作的軌道。

文 |許崢

編輯 |Yang

運營 |步鳥

神秘的“轉圈人”

每天中午一點左右，北京國貿CBD總會出現一群“神秘人”。

他們頭戴防曬帽，身著罩衫，長褲長袖，工牌從脖子上摘下來，繞在手腕上。人與人之間隔著半米左右的距離，步伐平緩，像蟻群一般，頭朝著同一個方向，繞著一塊上千平方米的草坪轉圈，一圈又一圈。

沒有人組織，也沒有任何路線標識，但上百號人仿佛接收到了某種信號，默契地選擇逆時針方向，走出了一條有序、方向固定的隊伍。第一次路過的人，很容易誤以為這里正在舉行什么集體活動。實際上，他們只是出來午休。

這里是北京國貿CBD中央公園。站在草坪中央抬頭望去，三星大廈、正大中心、泰康集團、中國人壽、中國民生銀行、中信大廈等近十棟超高層寫字樓，把整片天空切割成狹窄的幾塊。最低的189米，最高的528米，玻璃幕墻反射著正午的陽光，而樓體本身，則像一道道鋼筋筑起的圍墻，將這片草坪包圍起來。

從高處俯瞰，這里更像一口深井。不斷有人從四面八方的辦公樓里涌出來，在井底慢慢繞圈，又在一個多小時后重新回到樓里。

在CBD中央公園西北方向1.4公里外，同一時間，另一群人像復制粘貼一般，也在繞著一個直徑約30米的草坪轉圈。財富中心、金橋天階大廈、東亞銀行等高樓，圍成一個巨大的圓環，把中間這片綠地圈了起來。

▲午休出來轉圈的打工人。圖 / 每日人物

這樣的場景，并不只發生在北京。上海陸家嘴、廣州花城匯，能看到幾乎一模一樣的畫面。不同城市、不同行業、不同公司的人，會在每天中午的同一時間，從各自的大樓里走出來，互不打擾，卻又遵循著幾乎一致的節奏，沿著同一個方向緩緩轉圈。

逆時針繞圈，似乎已經成為中國CBD最隱秘、也最統一的一種午休方式。

有人把這一幕形容成動物園里的“刻板行為”——長期生活在狹小空間里的動物，會因為壓力不斷來回踱步、繞圈。這個比喻看起來貼切，卻并不準確。

動物是在失去選擇之后重復動作，而CBD打工人恰恰相反。他們是在一天里僅有的那一小時，主動離開工位。他們不是無意識地轉圈，而是在尋找一處還能見到太陽、呼吸空氣、讓身體重新恢復知覺的地方。

因為對于很多CBD打工人來說，真正見到太陽，并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兩年前，Vivi跳槽到北京國貿一家紅圈律所工作。入職后她才發現，整個辦公區幾乎見不到自然光。所有靠窗的位置都被劃成了一間間合伙人辦公室，普通律師的工位被圍在辦公區中央，沒有太陽光照射，從早到晚只能依靠人造燈光照明。她經常忙到不知道外面什么時候天黑了。

▲白天也要亮著燈的寫字樓。圖 / 每日人物攝

久而久之，她和丈夫形成了一種默契。如果下午開始下雨，丈夫會專門發消息提醒她下班記得帶傘，因為無論窗外是晴天、陰天還是暴雨，她工位上的光線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在北京CBD一家雜志社工作的喬米，情況也差不多。她的工位距離窗戶并不遠，但四周密集的高樓，讓窗戶很多時候失去了意義。傍晚五六點，傾斜的陽光照不到辦公室，只會先照到對面的玻璃幕墻，再經過反射刺進屋里，晃得人眼睛疼，為了避免反光，辦公室常年拉著百葉窗。

喬米覺得，自己像生活在一個盒子里。早上9點出門，坐一個小時地鐵，其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地下；10點進入辦公樓；晚上7點離開公司，再鉆進地下軌道回家帶孩子。一天24小時里，她真正待在室外的時間少得可憐。

她每天都在移動，卻幾乎沒有真正接觸過這座城市。當寫字樓越來越高，辦公空間越來越深，人離自然光也越來越遠。對于許多CBD上班族來說，中午這一小時，幾乎成了一天中唯一能夠走到戶外、曬到太陽的時間。

▲CBD中央公園。圖 /中新社記者 易海菲 攝 / 視覺中國

人類需要太陽，也需要短暫離開恒溫、恒亮、恒定的人造空間，確認自己依然生活在真實世界里。

當然，陽光只是其中一個理由。真正被釋放出來的，還有那些無法留在辦公室里的情緒。

開放辦公區里，每個人都坐得太近，會議室需要預約，廁所隔墻有耳，很多話并不適合在公司里說。相比之下，樓下那塊公共綠地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它距離辦公室足夠近，又足夠開放，幾百個互不相識的人共同組成了一種匿名空間。

就像酒樓的墻根總會在下午3點左右出現一群人，戴著廚師帽，手里點著煙；春嬌和志明也總是在中午1點撞見，地點不外乎辦公樓后巷，話題不外乎公司八卦和某個都市傳說。

CBD的綠地旁，有人一邊繞圈，一邊和家人打電話；有人聊公司八卦；有人討論離職；有人沉默地走完一圈，只為了讓自己緩口氣。

今年5月的一個中午，北京CBD中央公園，一位打著傘的員工坐在草坪邊，一邊吃三明治，一邊壓低聲音痛罵老板無緣無故刪掉自己的策劃案。

去年，廣州一位網友被客戶氣得渾身發抖，立刻下樓，繞著公司附近的一片綠地小跑了一圈。她后來把這段經歷發到社交媒體上，說正是因為CBD還有這樣一塊地方，可以讓人出來轉幾圈，她才沒有那么恨這里。

▲圖 /《走走停停》

除了這里，沒有別的地方可走

但是，人既然已經離開了辦公室，為什么還非得繞著同一個圈走？

喬米也想過這個問題。她試過去離國貿更遠的日壇公園。那里樹更多，也更安靜，不需要一直繞著同一條步道打轉。

唯一的問題，是太遠了。單程就要20多分鐘，來回接近一個小時。對于一場名義上兩個小時、實際上常常不足兩個小時的午休來說，這幾乎意味著不可能。她常常想，如果日壇公園離CBD再近一點，那里面一定早就擠滿附近的打工人。

留給他們的選擇，本來就不多。

北京CBD中央公園并不大，更像是一塊被高樓“擠”出來的綠地。

根據《國際城市規劃》的一項研究，北京CBD的發展順序是“先有高樓，后有綠地”。直到2024年10月，這座夾在建筑群之間的中央公園才正式開放。相比整個CBD約270萬平方米的規劃建筑面積，這片綠地，更像是一座漂浮在鋼筋森林里的孤島。

它只有一條首尾相連的環形步道，沒有岔路，沒有縱深，也沒有一條能夠一直向前走的路。

這里不像傳統公園，可以漫無目的地散步、鉆進樹林、繞過湖面，或者隨時改變路線。高樓早已劃定了它的邊界，也劃定了人們能夠活動的范圍。

▲北京CBD核心區公共綠地廣場。圖 / 視覺中國

事實上，在中央公園出現之前，CBD打工人甚至連這樣一塊地方都沒有

有人拍下過幾年前的一幕：午飯結束后，大批人在螞蟻集團辦公樓一層大廳散步。沒有綠地，他們就沿著大廳墻根慢慢走；沒有步道，他們就把柱子和墻壁當作邊界，一圈又一圈地逆時針繞行。

只要有一塊能夠連續行走的空間，人們就會開始轉圈。真正引導人們行動的，就是空間本身。當步道只有一條，寬度只能容納三四個人并排行走，當幾百個人必須同時共享同一塊綠地時，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就是摩擦最小的選擇。

社會學把這種現象稱為“自發秩序”——沒有任何人發出命令，無數個體為了降低彼此之間的成本，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套共同遵守的規則。

喬米觀察到，距離辦公室兩公里內唯一的一座小公園，同樣設計成了環形。步道很窄，沒有岔路，也沒有延伸，整片綠地甚至是架空的，下面就是車流滾滾的城市道路。“寸土寸金”四個字，在這里變得格外具體。

她剛從一棵樹旁經過，幾分鐘后，又會重新回到這棵樹前。為了不給別人添麻煩，她和其他人一樣，自覺沿著左側方向前進。在這樣的空間里，秩序本身就是效率

空間之外，時間又進一步壓縮了選擇。Vivi幾乎沒有在午休時間去過距離CBD核心區20分鐘以外的地方，她花不起這個時間。

為了吃上一頓30元左右的現炒菜，她每天都要去樓下僅有的兩家平價餐館排隊，平均要等20分鐘才能吃上飯。排完隊、吃完飯，再步行到中央公園，真正屬于自己的時間，很多時候只剩下一小時左右。

中央公園于是成了唯一來得及去的地方。“有點光禿禿的。”Vivi這樣形容。這里幾乎沒有能夠遮陰的大樹。正午12點到下午兩點，太陽直直照下來，走不了幾圈，人就開始冒汗。站在公園一角，幾乎可以一眼望到另一端，整個空間一覽無余，沒有任何可以停留、躲藏，或者放空自己的角落。

她總覺得，這里仍然帶著一種辦公室的氣質。中央草坪上擺放著18個Angry Molly，路過的人可以揮拳擊打，屏幕會實時顯示“憤怒值”。裝置背后，就是北京CBD最醒目的中信大廈。

憤怒可以在這里短暫釋放，卻也只能停留一會兒。繞完幾圈，打完一拳，人還是要回到樓里繼續工作。

▲CBD公園里的“怒氣值裝置”。圖 / 每日人物攝

“像拉磨的驢”

心理學里有一個著名的“公園20分鐘效應”——人在自然環境里停留20分鐘左右，壓力水平會明顯下降。但中央公園似乎是個例外。

它能讓人暫時離開辦公室，卻很難真正忘記工作。抬起頭，四周仍然是玻璃幕墻和一棟棟寫字樓。甚至不用離開公園，就能清楚看到自己下午還要回去工作的那棟樓。

班味，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這里。

有一次，Vivi站在中央公園里，抬頭看見上百個人正繞著草坪和18個Angry Molly緩緩前進。當時，她腦中只浮現了兩個字，荒誕，“活像一頭驢套著磨盤。”沒有人逆著走，也沒有人突然拐進另一條路。

她忽然覺得，這像極了自己的人生。從高考、法考，到進入紅圈律所，再到成為一名年薪30多萬元的律師，她的人生幾乎一直沿著別人鋪好的軌道向前。小時候拼成績，長大后拼學歷；考完學歷，開始拼薪水；薪水穩定以后，又開始拼項目、拼創收、拼晉升。

就像驢永遠盯著前面那根胡蘿卜。吃到這一根，很快又會出現下一根。獎勵不斷向前移動，卻看不到終點在哪里。

Vivi所在的律所，幾乎聚集著國內最優秀的一批法學生，“五院四系”出身的人很多。他們都是傳統評價體系里的勝利者。努力，會得到分數；分數，會帶來學校；學校，會帶來工作；工作，會帶來更高的收入。

于是，努力本身漸漸變成一種無法懷疑的信仰。辦公室里很少有人討論“值不值得”，更多人在討論的是“還能不能更努力”。

有一次，老板把Vivi叫進辦公室問她：“這個月創造的收入，為什么沒有cover（覆蓋）另外兩位同事的薪水和工位費？”在老板看來，那兩位同事負責的業務本來就很難賺錢，所以Vivi創造的價值，不僅要養活自己，還應該養活另外兩個人。

現在回頭看，這幾乎是一個荒唐的問題，可當時的Vivi，沒有覺得奇怪。她下意識就答應了，“身在局中，特別容易迷糊了，好像老板怎么壓迫我，我潛意識中都會覺得正常”。

Vivi工作了3年，幾乎沒見過裸辭的人，包括她自己。每次跳槽都是無縫銜接，除了賺錢，她想不到還有什么別的活法。人生好像中央公園，只擺了一條四平八穩且大部分同齡人都在走的路，如果岔出去、停在半路，或者反過來順時針走，就得撞上其他人的眼光，它產生的阻力太大了。

▲圖 /《三悅有了新工作》

這種慣性，也延續到了辦公室之外。律所很多同事下班以后，會繼續健身、跑馬拉松、打網球。他們依然習慣把一切量化：馬拉松跑進多少時間，網球打到幾級，體脂降到多少。辦公室結束以后，只是進入了另一個競技場。優績主義，并沒有下班。

Vivi沒有請私教，也不跑馬拉松。她甚至關掉了微信運動，“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一天只走了100步。”朋友圈每天更新的運動數字，會讓她產生一種奇怪的羞恥感，仿佛連休息，都需要交出成績單。

直到30歲生日那天，她被這個數字沖擊到了，不是怕老，而是想不起來有什么具體的記憶讓她感受到生活確實在度過，“前幾天不是才20歲么，怎么一下子就30歲了”，Vivi意識到這10年是沒有錨點的，自己像一頭沒日沒夜拉磨的驢，轉啊轉，整個囫圇地走掉了。

有一次，她照常低著頭趕去公司，突然發現路邊的花已經全部開了，才知道春天已經過了大半。花當然不是某一天突然盛開的，它一定是一天天、一點點長出來的。但是自己，卻從來沒有留意過。她形容那種感覺，很像電影里的一個轉場。鏡頭一直對著主角伏案工作的背影，等主角終于抬起頭，字幕已經跳到了10年以后。10年過去了。下一個10年還要這樣循環下去嗎？她不敢想。

再過幾天，Vivi就要離開這家紅圈律所了。這一次，是裸辭。遞交離職申請那天，她重新走出辦公樓。花、草、樹、天空就像收起來了的錨，全又重新拋回了視線中。

她想起，電視劇《甄嬛傳》里，安陵容離宮時說：“這么好的天，我以后再也見不到了。”Vivi覺得，自己的心情剛好相反。“這么好的天，我終于又見到了。”

喬米沒有離開CBD。每天中午，她選擇從辦公室步行一公里多，去日壇公園。那有一片湖，她把那里當作自己的錨點。

冬天，她會往冰面扔一顆石子，猜測冰凍得有多厚；春天，看見鴨子重新游出來，她就知道，冬天終于過去了。在喬米的日程安排中，晚上七點回到家，她還要照顧孩子，“那不是下班，更像第二份工作。”所以，中午那兩個小時，是她一天里唯一真正屬于自己的時間。她想牢牢抓住，像抓住海上的一塊浮木。

Vivi離開以后，中央公園沒有任何變化。每天中午12點，電梯照舊打開，人群照舊從四面八方匯入這里。他們繞著同一條步道，逆時針，一圈又一圈。很多人終究會離開這里。但也總會有新的人走進來。

▲圖 /《裝腔啟示錄》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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