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城〕黨史研究的“飛地分析法”——從四川敘永縣木瓦房破解“雞鳴三省”七十年懸案說起

文/李后強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

一、問題緣起：回憶錄與地圖為何“對不上”？

做黨史考證的人，大多遇到過一個尷尬：老同志的回憶錄寫得清清楚楚，翻今天的行政區(qū)劃圖一看，卻怎么也對不上號。地方差幾十里、上百里的都有，西南、西北幾省交界的山區(qū)尤其嚴重。原因在哪？很多人歸咎于“年代久遠、記憶模糊”，但這解釋太偷懶。真正的關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土地是私產(chǎn)，可以像普通商品一樣跨省買賣。于是出現(xiàn)一種奇特的局面——各省轄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飛地”。一塊本該屬于A省行政序列的地，產(chǎn)權上卻掛在B省某家地主名下，行政歸屬、稅賦、戶籍全走B省渠道，地圖上就成了一塊嵌在A省肚子里的“B省島”。

1950年代之后，政務院內政部統(tǒng)籌川滇黔、川甘青、冀豫魯這些交界帶做過一輪大規(guī)模勘界，大量飛地被劃撥歸并，1954年前后是集中交割的高峰。今天我們用的是“歸并后”的地圖，去對照20世紀30年代的紅軍行軍、會議選址、人物行程，坐標系本身就錯位了。這不是回憶錄錯了，而是我們的底圖錯了。這套邏輯，我們在2019年8月那次川滇黔交界調研里，第一次把它變成可操作的方法——姑且叫“飛地分析法”。

二、敘永案例：木瓦房白泥村與那句“很快到了云南”

2.1七十多年的疙瘩

黨史上著名的“雞鳴三省”會議在1935年2月3日至5日之間召開。1972年6月，周恩來在《黨的歷史教訓》長篇講話里回憶：“從土城戰(zhàn)斗渡了赤水河……到一個叫'雞鳴三省'的莊子……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他還講過一句更具體的話——會議后很快就到了云南境內。

這句話難住了黨史界眾多的專家七十多年。按今天的行政區(qū)劃，“雞鳴三省”會址可能的候選地主要有三個：四川敘永石廂子、云南威信水田寨花房子、貴州畢節(jié)林口迎豐村。如果鎖定石廂子（今敘永縣石廂子彝族鄉(xiāng)），直到今天它離云南省水田寨的公路距離也有22公里，紅軍2月5日上午從石廂子動身，怎么可能“很快”到云南？于是學界反復爭論，形成了石廂子說、水田寨說、林口說等三種典型的觀點，“雞鳴三省”會址遂成了黨史上的一樁著名懸案。

2.2“飛地”現(xiàn)形

2019年8月，我們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聯(lián)合瀘州市相關部門到扎西—水田—石廂子一帶做廣泛深入的踏勘。當?shù)乩相l(xiāng)指給我們看，石廂子場鎮(zhèn)以西不到5公里（直線），現(xiàn)在叫木瓦房、白泥村的那片，1954年之前根本不是四川的，是云南省威信縣水田鄉(xiāng)的在四川的飛地，1952年9月14日交接、1954年12月2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復，才整體劃入四川古藺（后歸敘永石廂子片區(qū)）。本課題組查閱到的1934年印制的四川《水潦》地圖、1944年威信縣地圖、1950年7月古藺縣地圖、1944年美軍陸軍制圖局繪制的中國地圖，均標明四川境內的木瓦房村一帶為滇屬“飛地”。據(jù)查考1952年即有“云南省威信縣水田鄉(xiāng)木瓦房村劃歸四川省古藺縣石壩區(qū)”的政府文件（見四川省民政廳1986年12月編印的《四川省行政區(qū)劃沿革1949-1985》），1954年12月云南、四川兩省人民政府正式“同意將威信縣水田鄉(xiāng)飛地原木瓦房村（即白泥村、后山村、龍杠村）劃歸古藺縣管轄”。1961年12月開始籌備將木瓦房所在的石壩劃歸敘永，1963年木瓦房村一帶正式由古藺縣劃入敘永縣管轄。

有民間文物和文字資料印證，石廂子素有“雞鳴三省”之稱。2019年9月，瀘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工作人員在石廂子彝族鄉(xiāng)水潦鋪村五社村民許剛家祖墳處發(fā)現(xiàn)一塊墓碑。碑上刻有“自明至雞鳴三省居住五百余年”等文字，立碑時間為“大清光緒丁丑三年”。這個記載表明，最晚是從清代以來，石廂子就被稱作“雞鳴三省”。水潦彝族鄉(xiāng)岔河村大洞小學操場邊的石墻上有一副對聯(lián)稱石廂子“居臨三省”，聯(lián)曰：“遙溯自禹甸周圻，分茅胙土，迄于今世守一隅，慎忽忘國恩家訓，明勛漢績紹箕裘。不羨他秦樓楚館，畫棟珠簾，即此地居臨三省，閑收拾蜀雨滇云，赤水黔山盡歸屏障。”這副對聯(lián)原為水潦土司莊園正門的門聯(lián)，作于1931年。可見，證明“飛地”的直接證據(jù)有五樣：1.1944年威信縣地圖，木瓦房標在水田鄉(xiāng)項下；2.1950年古藺縣地圖，這一片還不在四川冊子里；3.美軍抗戰(zhàn)航測繪1∶25萬中國地圖，同樣把木瓦房畫在滇屬飛地位置；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川滇兩省區(qū)劃調整的政府往來公函原件；5.清代墓碑文字證明，石廂子是雞鳴三省之地。也就是說，紅軍1935年2月5日清晨在石廂子開完會，往西走不到5公里，踏上的木瓦房就是當時的云南威信地界，再往前翻山進扎西（威信縣城）就順了。周恩來那句“很快就到了云南境內”，一點毛病都沒有——他記憶里的“云南”，是從“飛地”口子進去的，不是從今天省界算的。

2.3會址由此落定

飛地這一層捅破，“雞鳴三省”會址一下子就豁然開朗了。1.時間：1935年2月3日（除夕）至5日凌晨，中央縱隊駐石廂子三天兩夜；2.事件：2月4日夜到5日凌晨，政治局常委分工——張聞天（洛甫）接替秦邦憲（博古）負總責，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交權，實際上毛澤東開始成為黨的核心；3.地理：石廂子場鎮(zhèn)以鳳凰山（雞鳴山）為制高點，至滇黔兩省界不到5公里，“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完全成立；4.行程銜接：5日上午離石廂子，經(jīng)木瓦房（滇屬飛地）入威信扎西，2月9日全軍抵扎西——與伍云甫日記、朱德2月5日3時電令全部對得上。

瀘州敘永石廂子，四面環(huán)山、地勢險要，因一塊形似箱子的巨石矗立場頭，因而取名“石廂子”。1935年2月4日晚上至2月5日凌晨，正值大年三十至大年初一這個時段，“雞鳴三省”會議召開，也就是說，毛澤東等領導人以“開會”的方式在這里度過了跨年夜。這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度過的唯一一個春節(jié)，戰(zhàn)士們懲惡霸，開糧倉，得到了短暫的休整，當?shù)厝罕姼前堰@個春節(jié)稱為“紅軍年”。但一片喜慶祥和的背后，黨的組織問題、行動方針問題依然嚴峻，急需解決。那么，“雞鳴三省”會議，究竟研究決定了哪些重大事情呢？

首先，完成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完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秦邦憲在黨中央負總責，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選擇了自己的最高領導人，明確毛澤東作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地位，使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落到了實處，開始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第二，會議還討論和研究了另外兩個議題：一是制定中央紅軍的行動方針。鑒于敘永攻城不利，敵人重兵防守長江，決定暫時放棄遵義會議制定的北渡長江的原定計劃，部署紅軍向扎西地區(qū)轉移，以擺脫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二是討論和研究了中央蘇區(qū)今后的行動方針等問題，為中央蘇區(qū)以后的斗爭指明了方向。

第三“雞鳴三省”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xù)，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具體體現(xiàn)，是中國革命偉大轉折中的重要一環(huán)，為挽救中國共產(chǎn)黨、挽救紅軍、挽救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石廂子，在這個特別的春天里，黨和紅軍站在新的起點上從此闊步向前，迎來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春天。

后來國家發(fā)展改革委、中宣部等把“敘永縣雞鳴三省石廂子會議舊址”列入全國紅色旅游經(jīng)典景區(qū)名錄，川滇黔三家爭了幾十年的“歸屬權”，底圖一層查清，落回四川。

三、“飛地分析法”作為黨史研究方法論的提出

敘永這個案例不是孤例，它揭示的是一個普遍的方法論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省際飛地的成因，主要是三條——一是土地私有+跨省買賣：山地、林地、礦地尤甚，一個云南地主可以在四川敘永買一片山，稅籍、籍貫全走云南；二是土司、羈縻州殘留：改土歸流不徹底的邊緣帶，行政歸屬歷來模糊；三是戰(zhàn)亂時期的“寄籍”“僑置”：清末民初軍閥割據(jù)，一塊地今天姓川明天姓滇，文書沒跟上。

后果是什么？所有涉及省界交界的黨史事件——紅軍行軍路線、會議選址、地下黨交通線、游擊隊活動區(qū)——只要卡在1954年勘界以前，回憶錄和今天地圖就一定有偏差。你不先查飛地，就別想把坐標釘死。我們初步梳理，類似敘永這樣的“飛地干擾項”至少還有幾類典型場景。比如——1.川黔交界（赤水、習水、古藺一帶）：鹽道、煙土道沿線的“插花地”極多；2.滇黔交界（畢節(jié)、昭通一線）：威寧、鎮(zhèn)雄周邊的“川屬飛地”“滇屬飛地”互相嵌套；3.陜北晉綏交界：紅軍東征、西征路線的省界描述，也有類似錯位現(xiàn)象；4.華南粵桂湘贛交界：朱毛紅軍早期轉戰(zhàn)區(qū)，飛地問題同樣沒被系統(tǒng)清理過。我們的判斷是——“飛地分析法”應該成為黨史基礎考證的一道前置工序，排在“核對日記—比對電報—踏勘地形”之前。底圖不校準，其余所有功夫都可能做歪。

四、余論

做“雞鳴三省”會議課題這幾年，我們常想一個問題，我們這代黨史工作者的便利，是有GPS、有遙感、有省檔案館里1950年代那批勘界公函；但我們的不便，是太多人已經(jīng)習慣拿今天的行政區(qū)劃去“套”八十年前的行軍，套不上了就懷疑回憶錄、懷疑當事人。周恩來那句話懸了七十多年，不是因為哪位老同志記錯了，是因為我們忘了——石廂子西邊5公里，1935年還歸云南省管轄。飛地分析這套方法，敘永是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樣本。往后看，川陜、川甘、湘鄂川黔、鄂豫皖這些老區(qū)，凡是省界互相嵌套的，都值得用這一方法重新看一遍。黨史上的“懸案”恐怕不止“雞鳴三省”會址這一樁，底圖一層一層剝，說不定還能解出幾個來。（楊華軍同志為此文寫作提供了幫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