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百個孩子的父親竟是同一人？歐洲擬為精子捐贈設立跨國限額

（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47 歲的 Ties van derMeer 至今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個兄弟姐妹。

他出生于荷蘭一家私人生育診所，通過匿名精子捐贈受孕。2004 年荷蘭禁止匿名捐贈后，這家診所銷毀了所有可能識別捐贈者身份的記錄。

在他看來，這種情況明顯是有問題的。通過捐贈出生的孩子有權了解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也有權知道與自己存在血緣關系的人。

多年后，van der Meer 最終通過 DNA 檢測和親緣數據庫找到了一位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并在對方的幫助下確認了自己的親生父親以及更多遺傳親屬。但直到今天，他仍然不知道自己究竟還有多少兄弟姐妹，也無法確定是否還有更多與自己擁有相同血緣的人散落在其他地方。

類似的故事正在越來越多地出現。隨著消費級基因檢測和遺傳數據庫不斷普及，越來越多通過精子捐贈出生的人開始尋找自己的生物學親屬。有的人發現自己擁有幾十位同父異母兄弟姐妹，也有人發現，自己居然擁有“上百個”兄弟姐妹。

一位接受《衛報》采訪的女性表示，她在七年間已經陸續找到了 25位同父異母兄弟姐妹。她形容這種感覺就像“自己是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樣。

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人類生殖與胚胎學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ESHRE）近日在倫敦舉行的年會上首次呼吁，應建立跨國統一的精子和卵子捐贈數量限制，避免單一捐贈者孕育過多后代。根據 ESHRE 發布的立場文件，歐洲可以先實行每位捐贈者最多對應 50家庭的過渡性限制，未來再逐步降低至 15 個家庭。

消失的捐精“匿名”制度

這一問題之所以被重新拿出來討論，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匿名精子捐贈賴以存在的基礎正在被技術改變。

過去，許多國家允許匿名捐贈，意味著通過捐贈出生的人無法獲知捐贈者身份。但如今，即使法律仍允許匿名，只要捐贈者本人或其親屬曾使用過Ancestry、23andMe 等消費級基因檢測服務，通過 DNA 匹配和家譜推斷，尋找生物學親屬已經變得越來越容易。匿名制度并沒有消失，但人們卻越來越難真正做到完全匿名。

與此同時，精子可以在液氮中保存多年，并被出售到不同國家。一些人直到捐贈者去世之后才第一次確認其身份，也有人發現，自己的兄弟姐妹年齡跨度達到幾十歲，分散在世界各地，彼此甚至使用不同語言。

這種跨越時間和地域的血緣網絡，在過去幾年里已經引發多起轟動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是荷蘭男子Jonathan Meijer。他自 2007 年開始捐精，不僅向多家生育診所提供精子，還通過私人渠道幫助他人生育。由于不同機構之間缺乏信息共享，沒有任何一家診所掌握其全部捐贈情況。2023 年，荷蘭法院裁定，他的精子已經幫助孕育550 至 600 名兒童，并命令其停止繼續捐贈。這起案件后來還被 Netflix 拍成紀錄片《The Man with 1000 Kids》，進一步將精子捐贈監管問題帶入公眾視野。

(來源：schweizer monat)

“慷慨”捐贈背后的風險

而且，擁有數百名后代也會帶來現實風險。

最直接的擔憂，是同一捐贈者的大量后代未來可能在彼此并不知情的情況下建立戀愛關系甚至生育下一代。雖然這種概率并不高，但隨著單一捐贈者后代數量不斷增加，風險也會隨之上升。

另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是遺傳疾病可能因此被放大。

今年，一項在歐洲引起廣泛關注的調查披露，一名曾向丹麥精子庫捐精的男子攜帶 TP53 基因突變。這種突變會顯著增加多種癌癥風險。然而，在問題被發現之前，他的精子已經幫助歐洲多個國家至少 197 名兒童出生，其中一些孩子后來患上癌癥，甚至有人因此去世。研究人員認為，這名捐贈者屬于嵌合體（mosaicism），突變只存在于部分生殖細胞，因此并未在常規篩查中及時發現。

這一事件并不意味著現有精子庫篩查體系失效。事實上，大多數捐贈者都要接受嚴格的遺傳病和傳染病篩查，類似情況極為罕見。但它提醒人們，當同一份遺傳信息被反復用于大量家庭時，即便極低概率的風險，也可能影響數百名孩子。

因此，除了健康篩查之外，控制捐贈規模本身也成為風險管理的一部分。實際上，許多國家早已設立了捐贈數量限制，只是標準并不統一。

有些國家按照出生兒童數量計算，有些則按照家庭數量計算。英國規定，一名精子捐贈者最多可幫助 10 個家庭擁有孩子，以便同一家庭未來繼續生育時仍可使用相同捐贈者的精子；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則規定，一名捐贈者只能幫助一個家庭生育。

問題在于，這些規定往往只能在本國范圍內生效。

近年來，國際精子貿易不斷擴大。丹麥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精子出口國之一，其精子被銷售到歐洲、美洲、亞洲等多個國家。英國人類受精與胚胎管理局（HFEA）的數據顯示，英國近年來使用的捐贈精子中，超過一半來自進口，其中大部分來自丹麥和美國。

這意味著，一位捐贈者即使已經達到英國 10 個家庭的上限，其精子仍然可能繼續出口到其他國家；反過來，一份進口精子在進入英國之前究竟已經幫助多少家庭生育，當地監管機構也很難掌握完整數據。

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分別設立上限已經越來越難發揮作用。正如參與起草 ESHRE 文件的英國伯明翰大學生殖生物學教授 Jackson Kirkman-Brown 所說，如果精子可以跨國流通，那么真正合理的限制也應該是跨國的。

上限究竟應該是多少？

不過，建立統一標準只是第一步，真正困難的問題在于：到底多少才算合理？

ESHRE 提出的 50 個家庭只是一個過渡數字，不少學者認為這一數字仍然偏高，因此建議未來逐步收緊至 15 個家庭。但即便是 15 個家庭，也未必就是最終答案。長期研究通過捐贈出生者心理健康的英國學者 Vasanti Jadva 表示，目前并沒有科學證據能夠證明哪個數字最合理，“15 個家庭也可能依然太多”。

van der Meer 則提出了一個更嚴格的標準：一位捐贈者對應 5 個家庭已經足夠，如果涉及跨國捐贈，最好進一步限制到 2 個家庭，因為跨越國界意味著尋找血緣親屬將變得更加困難。

但如果限制過嚴，也可能產生新的問題。隨著合法精子供應減少，一部分有生育需求的人可能轉向未經監管的私人捐贈。這類捐贈通常不會接受系統的遺傳病和傳染病篩查，也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未來還可能引發親權糾紛。因此，監管者必須在保障供給和控制風險之間尋找平衡。

對于 van der Meer 來說，ESHRE 提出的 50 個家庭上限或許仍然過高，也未必能夠真正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意味著歐洲開始承認一個過去長期被忽視的現實：精子捐贈并不僅僅是一項醫療服務，它創造的是一種持續數十年、甚至跨越國界的血緣關系，而這些關系同樣需要制度加以管理。

如今，他已經找到了自己的親生父親、一位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以及更多遺傳親屬，但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家族網絡究竟延伸到了哪里。

“但總得從某個地方開始。”他說。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7/10/1140289/sperm-donors-need-limits-says-a-european-fertility-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