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防長揚言血戰到底，新加坡媒體罕見站臺中國：巴丹群島屬于中國

近日，中國暨南大學舉辦了一場關于“巴丹群島主權歸屬問題”的學術研討會。在這場會議上，與會的中國專家學者經過嚴密的考證與激烈的討論，得出了一個擲地有聲的結論：中國應當在公開場合與國際法的框架內，主動聲索巴丹群島的主權。

這一基于嚴謹學術研究的主張一經媒體報道，立刻在南海局勢的博弈場上引發了連鎖反應。面對中國學者拋出的法理利劍，菲律賓方面顯得坐立難安。7月9日，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公開跳腳，氣急敗壞地指責中國學者的主張是“胡說八道”，并大放厥詞稱巴丹群島“絕對屬于菲律賓”，菲律賓軍方必將為此“血戰到底”。

然而，就在特奧多羅剛剛放出狠話之際，隔壁新加坡的重量級華文媒體《聯合早報》卻在7月10日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就此事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論斷。更讓外界感到意外的是，這篇評論的立場出人意料地“偏向”了中國。

《聯合早報》在這篇評論文章中，條分縷析地指出了三個核心觀點，直接戳中了菲律賓主權聲索的軟肋：

第一，菲律賓在歷史上本就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它的國家形態是后來在殖民者的干預下才勉強捏合而成的。

第二，現代菲律賓的國土與邊界，是嚴格按照美西兩國當年簽訂的國際條約所確立的。越過條約劃定的界限，菲律賓的主權聲索便成了無源之水。

第三，無論從歷史沿革還是國際法理的角度來看，巴丹群島的主權都應當歸屬中國。文章甚至特別提及了蘇祿國王病逝于中國這一歷史細節，以此佐證中國有充足的歷史依據和合法手段來聲索巴丹群島的主權。

面對《聯合早報》這種看似極其公允、甚至在法理上直接站臺中國的表態，不少中國網友一下子愣住了，心中不禁生出疑問：這還是我們認識的那個《聯合早報》嗎？

要知道，就在前不久，當電影《給阿嫲的情書》上映時，《聯合早報》的反應堪稱激烈。該報曾刊文大肆攻擊這部電影，將其扣上“中國統戰工具”的帽子，甚至號召整個東南亞的華人進行抵制。這一充滿偏見和惡意的舉動，理所當然地激起了中國網友的強烈憤慨，導致該報在輿論場上被罵得狗血淋頭。迫于巨大的輿論壓力和受眾流失的風險，《聯合早報》高層最終不得不公開出面道歉，試圖平息眾怒。

在經歷了這樣一場風波后，大眾本以為《聯合早報》會繼續維持其一貫帶有偏見色彩的對華基調。誰曾想，在特奧多羅跳腳指責中國學者“野蠻無理”的風口浪尖，《聯合早報》竟然挺身而出，直接用歷史和法理打臉菲律賓。

難道《聯合早報》真的回心轉意，徹底轉變立場了嗎？事情根本沒有這么簡單。該報之所以在巴丹群島主權歸屬問題上明確表態支持中國，主要源于以下三個維度的考量。

第一重考量：基于歷史與法理的“就事論事”

作為一家有著深厚歷史底蘊的華文報紙，《聯合早報》的評論員對于東南亞的歷史脈絡有著清晰的認知。在巴丹群島和菲律賓的歷史歸屬問題上，事實本身就如同鐵證，不容狡辯，該報僅僅是做到了實事求是。

從歷史淵源來看，現代菲律賓的雛形確實是西班牙殖民統治的產物。在16世紀西班牙人到來之前，這片群島上根本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而是散布著眾多互不統屬的土著部落和蘇丹國。在中國的歷史典籍中，這一地區多被稱為蘇祿群島或呂宋島。它們與中國古代王朝的淵源極深，長期處于中國傳統朝貢體系之內。

以蘇祿國為例，明朝永樂十五年（1417年），蘇祿東王巴都葛叭哈喇曾率領龐大的使團親自前往北京朝貢，受到了明成祖朱棣的隆重接待。遺憾的是，蘇祿東王在歸國途中不幸病逝于山東德州。明朝不僅以王爵之禮將其厚葬，其后裔也留在中國守陵并融入華夏大地。這段真實的歷史，清晰地證明了在前殖民時代，該地區在地緣和政治上與中國有著無法割裂的臣屬與交往關系。直到19世紀5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才按照其管理模式，將這片分散的部落社會逐漸捏合成一個由總督管轄的殖民地，這才是“菲律賓”真正作為單一政治實體出現的開端。

從國際法理來看，菲律賓現有的國家版圖邊界，是1898年美西戰爭結束后，由戰勝國美國與戰敗國西班牙通過《巴黎條約》等一系列國際文件白紙黑字確定下來的。條約明確劃定，菲律賓的北部邊界位于北緯20度線。而巴丹群島恰恰位于北緯20度線以北。

這意味著，無論是西班牙殖民時期，還是美國托管時期，巴丹群島在法理上都從未被劃入菲律賓的領土范圍。菲律賓目前對巴丹群島的實際控制，本質上是趁著二戰后國際秩序重組的空檔期進行的一種非法強占。面對這樣清晰的歷史經緯，《聯合早報》只需平鋪直敘地陳述客觀事實，得出的結論自然只能是：菲律賓對巴丹群島的主張是非法的。

第二重考量：時機微妙的“危機公關與聲譽挽救”

盡管《聯合早報》陳述的是客觀事實，但它發聲的時機卻選擇得相當精妙。恰逢菲律賓防長特奧多羅瘋狂攻擊中國學者的關鍵節點，它站出來發聲，這就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前段時間的電影風波。

在《給阿嫲的情書》事件中，《聯合早報》因為立場偏頗、抹黑中國，遭遇了極其嚴重的信任危機。中國網友的強烈抵制，直接威脅到了該報在華語文化圈的影響力。其高層后來出面“滅火”，已經說明他們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

因此，該報顯然“學乖了”。他們清楚地知道，如果在這樣嚴肅的主權和國際法問題上，依然罔顧事實去迎合某些反華論調，不僅無法擴大自身的影響力，反而會徹底透支其作為主流媒體的公信力，遭到中國受眾的全面拉黑。

在巴丹群島問題上選擇基于事實做出中立、客觀的評價，既是對歷史負責，也是一次極佳的“危機公關”。通過在此類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展現出“公允”的姿態，《聯合早報》試圖盡可能地挽回自身受損的聲譽，重新贏回部分中國讀者的信任。這是一種極其精明的媒體生存策略。

第三重考量：綜合性報紙復雜的“辦報風格”

最后，我們需要從《聯合早報》自身的媒體屬性來剖析。作為一份立足新加坡、輻射整個東南亞乃至全球華人圈的綜合性報紙，它的辦報風格是極其復雜多樣的，并非單一的非黑即白。

在文化、意識形態或軟實力滲透等議題上（如電影風波），它可能會出于其特定的政治站位、地緣焦慮或所謂的“東南亞主體意識”，表現出對中國的警惕甚至抵觸，讓人感到如鯁在喉、十分難受。

然而，在涉及“國際法理”、“邊界條約”這類極其嚴肅、需要嚴密邏輯支撐的硬核國際政治問題上，它又必須保持相當的嚴謹與客觀。因為在主權劃界這種有據可查的歷史檔案面前，胡攪蠻纏只會顯得媒體自身缺乏專業素養。這種在不同議題上展現出不同面孔的現象，正是由其復雜的生存環境和多元的受眾結構所決定的。

綜上所述，對于《聯合早報》在巴丹群島主權歸屬問題上的客觀表述，我們應當保持清醒的認知。它能在這個特定事件上尊重歷史事實、用國際法理駁斥菲律賓的無理主張，客觀上確實起到了以正視聽的作用，值得肯定。

但這并不意味著該報已經“轉性”或者徹底倒向了中國立場。究其根本，它仍然是那個在夾縫中求生存、時常在不同議題上展現出不同嘴臉的復雜媒體。在未來處理涉華議題時，它依然可能再次發出陰陽怪氣的論調。我們在聽到有利于中方主張的公允之聲時，固然可以借力打力，但也絕不能因此放松對其復雜輿論底色的審視。對待這樣的海外媒體，聽其言、觀其行，保持大國應有的戰略定力與敏銳判斷，才是最為穩妥的應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