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杰前妻唐石霞，究竟是個怎樣的女人？張學良：她聰敏極了，也混蛋透了

1989年，張學良在臺北接受歷史學者唐德剛訪談，聊到平生風流，忽然提起一個女人，語氣里既有激賞也有恨意：“溥杰的太太，她聰敏極了，也混蛋透了。”

唐石霞，本名他他拉·怡瑩，字石霞，屬滿洲鑲紅旗。她的祖父長敘官至戶部侍郎，而她的兩位姑母，正是光緒帝的珍妃與瑾妃。憑著這層血緣，她自幼被瑾妃接入宮中，在紫禁城的永和宮里長大。

瑾妃自己不受寵，便把情感寄托在這個侄女身上，極盡溺愛，唐石霞晚年在《紫禁城》雜志發(fā)表的口述文章里，反復提到瑾太妃如何縱容她，要什么給什么。這種寵溺給了她超越一般王公格格的驕縱，也讓她在宮廷畫師的指導下練就了一手不俗的工筆花鳥。

1918年，瑾妃做主，將侄女指婚給醇親王載灃的兒子溥杰，意圖在愛新覺羅家族內(nèi)部再織一層親緣網(wǎng)。但婚期因種種時局推遲，直到1924年才正式完婚，當時溥杰十七歲，唐石霞二十歲。

兩人的性情從一開始就南轅北轍。溥杰在《溥杰自傳》中自述，自己性格內(nèi)向木訥，而唐石霞“很開放，喜歡交際應酬”，婚后感情淡漠，彼此都覺得不自在。唐石霞則在口述中更直接，說瞧不上溥杰唯唯諾諾、被兄長溥儀呼來喝去的樣子，認為他沒有男子氣概。

兩人婚姻出現(xiàn)巨大裂痕，首先是因為張學良。

1926年，溥杰在北京飯店結(jié)識了剛擊敗馮玉祥、意氣風發(fā)的張學良，執(zhí)意邀至少帥到家中做客。溥杰在回憶錄里沒有細說此舉的后果，張學良卻在唐德剛的錄音機前竹筒倒豆子般全講了。

張學良說，是溥杰自己把太太介紹給他的，后來唐怡瑩就直接對他表白，說她討厭溥杰，要跟著他走。張的原話是：“她跟我講，她不愿意跟溥杰，說溥杰這人沒出息……后來我們倆就發(fā)生了關系。”

這段私情維持了一段時日。張學良說，他后來發(fā)現(xiàn)這個女人不簡單，送他的畫是找人代筆的，還變著法兒跟他要錢，于是他主動斷了聯(lián)系。那個“混蛋透了”的判詞，正來源于這次露水姻緣的收場。而唐石霞晚年被問及此事，口風全變，只說兩人是談得來的朋友，是溥杰疑心太重，自己絕無越軌。雙方各執(zhí)一詞，但張學良口述里那些不加修飾的細節(jié)，讓她的辯白顯得有些蒼白。

更大的風暴發(fā)生在1929年溥杰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之后，獨居天津的唐石霞，與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兒子盧小嘉公開同居。

盧小嘉是民國四公子之一，膽大妄為，曾因爭風吃醋大鬧上海共舞臺，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不守規(guī)矩”。兩人在一起后，隨即發(fā)生了一件震驚醇親王府的大事——用卡車搬運財物。

溥杰在自傳中有一段痛切的控訴：“她乘我在日本，勾結(jié)盧小嘉，用載重汽車把醇親王府內(nèi)的大批古玩、字畫、金銀器皿盜運一空，運到上海去變賣，肆意揮霍。”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也用鄙夷的筆調(diào)記錄，說溥杰的太太行為不檢，登報離婚后與盧小嘉同居，并把王府珍貴財物成批運出去賣掉。

然而，唐石霞1980年代在香港接受訪問和親自撰文時，卻給出了全然相反的說法。她堅稱，自己取走的是瑾太妃歷年所贈的嫁妝和私人積蓄，屬于她個人的東西，何來“盜”字一說。至于那批所謂醇親王府的珍寶，她解釋為當時政局動蕩，載灃一家怕遭不測，托她把東西運往上海存放。她不僅沒有盜賣，反而是冒了風險代為保管，后來戰(zhàn)亂中為生存變賣一些，也屬無奈。她還把矛頭指向溥儀和溥杰的政治需要，說他們?yōu)榱私o溥杰娶日本太太，必須切斷舊婚約，才把污水潑向她。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溥儀潛赴東北籌組偽滿洲國，溥杰隨后被召往。在此前后，京津報紙上登出了唐石霞與溥杰的離婚啟事。溥儀一方一貫將此描述為女方“下堂求去”。唐石霞的口述則提供了另一個至關重要的版本：離婚是她和溥杰商定好的，因為關東軍明確要求溥杰娶日本女子以強化血統(tǒng)紐帶，她若不去東北就必須解除婚姻。她進一步申明，自己堅決拒絕前往偽滿，理由是不愿做日本人的傀儡，背上漢奸罵名。

她在回憶文章中寫了一句姿態(tài)鮮明的話：“我雖是女流，卻也知道國家大義，絕不去做日寇的兒皇帝臣妾。”在大量皇族投靠偽滿的背景下，這個政治表態(tài)無論有幾分自飾成分，都構(gòu)成了她人格評價中無法忽視的加分項。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唐石霞輾轉(zhuǎn)于上海、天津、香港之間。

這一時期，關于她身份的另一種傳說開始浮現(xiàn)——間諜。

港滬兩地的一些掌故筆記，如老報人徐鑄成的《報海舊聞》中，曾隱晦提到一位“唐姓前清貴女”在淪陷區(qū)與香港之間為重慶方面從事情報工作。有說法稱她利用前清皇族和民國公子人脈，通過盧小嘉的關系探聽過汪偽政權(quán)的動向。

唐石霞本人晚年在口述中對此不置可否，只說自己交游廣泛，認識許多政界人物。這份有意的含混，給她的人生又添了一層詭譎。

1949年后，唐石霞徹底定居香港。她沒有再婚，而是以“石霞”為號，重拾畫筆，專心創(chuàng)作與教學。她的工筆花鳥承繼了京派宮廷畫法，設色清雅，在香港書畫界爭得了一席之地，多次舉辦畫展。

1980年代，溥杰回憶錄在內(nèi)地出版，對前妻基本維持了“品行有虧”的舊評。唐石霞在香港讀到后，利用《紫禁城》等雜志的約稿，連續(xù)發(fā)表《我與溥杰》等文章，逐條反駁“盜寶”、“不貞”的指控。她甚至透露，1960年代溥杰特赦后，自己曾托人從香港帶信給他，表達了復合的愿望，但溥杰已與嵯峨浩團聚，斷然拒絕。

她寫道：“他留給我的只有一生的遺憾。”這個細節(jié)無論真假，都在敘事上把她放在了情感受害者的位置。但細讀她的所有自述，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傾向：她對自己行為的解釋總是向最有利的方向偏移，但關鍵處常常缺乏可驗證的旁證。她說財物是代為保管，沒有載灃方面的任何證言；她說與盧小嘉是相互扶持，但盧小嘉后來也棄她而去。她像一個極其高明的講述者，總是記得給自己留出足夠體面的轉(zhuǎn)身空間。

1993年，唐石霞在香港去世，終年八十九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