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實驗室走向成熟需久久為功

近年來，“文科實驗室”作為新興學術概念進入學者視野，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話題之一。曾經，“實驗室”一詞作為科研范式變革的產物，專屬理工學科，文科與實驗被視為兩條難以交會的平行線。如今，這一概念正跨界融入文科研究，成為學科發展的新探索點。伴隨社會變革與新技術革命浪潮的交織疊加，文科的學科范式、形態與結構正迎來深刻調整。在文科尋求創新突圍的當下，文科實驗室的未來之路何在？其在發揮社會價值、賦能學科發展中將扮演何種角色？作為仍處于萌芽階段的新生事物，文科實驗室建設在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時，又面臨哪些亟待破解的短板與挑戰？

近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合肥工業大學數據科學與智慧社會治理實驗室主任楊善林，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邁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與希臘克里特大學希臘文學與宗教副教授阿西娜·卡沃拉基（Athina Kavoulaki）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立足國內外學術視野，深度剖析了文科實驗室的發展現狀與前景。他們表示，文科實驗室在推動學科研究范式變革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走向成熟的歷程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經受時間、實踐與體系建設等多重考驗。

楊善林 受訪者/供圖

理解人類社會的“解碼器”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中國部分高校與科研機構開設了文科實驗室，為打破學科壁壘、推動跨學科融合提供了平臺。您如何理解文科實驗室的概念范疇、內涵與外延？

楊善林：在中國高校，文科實驗室亦被稱為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事實上，人類的各類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都是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混合體。也即，所有的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都包含著理科（或自然科學）的內容，也包含著文科（或人文社會科學）的內容。當然，對于不同活動，兩者“含量”有所不同。以港珠澳大橋建設為例，毫無疑問，它是一項科學技術工程，其自然科學屬性十分明顯。然而，要把大橋建起來，也需要依靠哲學社會科學，才能更好地將設計力量、施工力量組織起來。

實際上，大橋的建設過程也是個體的發展歷程。港珠澳大橋建設過程中所產生的成果不只是大橋本身，也包括在這一過程中鍛煉成長起來的人才隊伍。這支隊伍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他們及其后來者就能建造出千千萬萬座比港珠澳大橋更宏偉的人類“橋梁”。這充分體現了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是一個統一體。再如，人工智能以大數據、信息科學等為驅動，展現了其自然科學屬性；同時其發展必須考量倫理道德、價值觀等社會因素，因而兼具哲學社會科學屬性。

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人類的各種活動，才有了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之分。由于兩者的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差異。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另一類重要的研究方法，從而催生了新一輪的范式變革。大數據是一類能夠反映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運動狀態及其演化的重要資源。這些資源是多模態的、巨量的、復雜的，需要借助人工智能來處理。因此，很多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能夠在實驗室中進行，也需要在實驗室中進行。文科實驗室是當今時代的產物。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前文所述，文科實驗室建設凸顯了學科交叉融合尤其是文理交叉的必要性。2023年，教育部出臺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與管理辦法（試行）》指出，實驗室應著眼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前瞻性、綜合性、復雜性問題，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手段，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深度合作及與理工農醫學科的交叉融合，培育和催生新的學科和學術增長點。您對此如何理解？

楊善林：學科交叉是當前文科實驗室建設的核心任務之一。文科實驗室與理科實驗室有一個共同的任務，那就是發現規律。理科實驗室主要發現自然發展規律，而文科實驗室主要發現哲學社會科學演變規律。與理科實驗室相比，文科實驗室具有許多不同的特征。理科實驗室根據學科門類不同，一般由特定的硬件和軟件構成，而文科實驗室則由多模態大數據及軟件分析工具構成。理科實驗室一般采用受控實驗的核心方法，而文科實驗室則開展政策研究或驗證性實驗；文科實驗室和理科實驗室均能起到“顯微鏡”和“望遠鏡”的作用，而前者是理解人類社會的“解碼器”和具體政策方案的“孵化器”。

邁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 受訪者/供圖

布拉迪克：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規律存在本質差異：不管蘋果是否理解萬有引力定律，它終究會落地，這正是自然科學規律的客觀性本質；但人類的行為實踐，實際上建立在自己對社會規律的認知與理解之上，這是哲學社會科學規律的核心特征。對于哲學社會科學而言，一旦規律特征發生重大變化，人類的行為選擇也會隨之產生相應調整。由此可見，人類的實踐經驗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實證研究與倫理關切的邊界相對清晰，而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實證研究往往沿用經驗主義的方法——這無關方法論的對錯，而是長期形成的研究慣性。實證研究本就以實證性為核心特征，同時其開展既需要嚴格、規范的操作標準，也離不開研究者成熟、專業的學術判斷。例如，實證研究追求的最佳目標是什么？學者在正式開展研究之前，應首先厘清這一類核心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國內文科實驗室的典型代表之一，請您介紹一下合肥工業大學數據科學與智慧社會治理實驗室的建設情況與功能定位，以及取得了哪些進展與成果？

楊善林：合肥工業大學開設的數據科學與智慧社會治理實驗室，是教育部首批建設的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之一。實驗室設立了數據治理與智能決策、數據驅動的社會信用治理、智慧醫療健康服務和智慧能源環境治理四個研究方向，目的是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的方法來研究信用評價、健康服務、環境治理等社會科學問題。實驗室建立以來，取得的一些成果和經驗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探索利用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的方法來研究社會治理問題的新范式，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理論方法。二是探索了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的建設之路，為形成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的國家標準和管理范式積累了一些經驗。三是重新認識了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的內涵和外延，探索了運用新型研究工具和方法改變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模式，力爭實現思維方法和價值引導方式的全面變革，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創新。四是在運用多模態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研究社會科學問題的過程中，結合社會科學問題研究的真實需求，為數據科學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體會到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是協調發展的。五是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的數字化素養和技術水平，提高哲學社會科學人才的市場競爭力。實驗室在以上五個方面發表了相關學術論文，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

人文精神的守護與創新工場

《中國社會科學報》：文科實驗室與理科實驗室雖差異明顯，但并非涇渭分明。一方面，運用數據科學、精密儀器、實驗設備等理科方法來提升文科研究質量、促進文科創新和進步，涉及學科范式革新。另一方面，批判性思維、倫理追問、文化共情與創造力等，是文科不可替代的獨特屬性。您如何看待文科實驗室的作用？

楊善林：實驗室建設是新文科建設的關鍵物理載體和實踐抓手，它絕非跟風，而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批判性思維、倫理追問、文化共情與創造力不僅不會因為文科實驗室的建設被削弱，反而會在實驗室的賦能下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和彰顯。

第一，實驗室讓批判性思維變得有據可依。傳統的批判多依賴于思辨和邏輯推演。而在實驗室里，我們可以通過數據建模、社會仿真等方式將抽象的理論爭辯轉化為可視、可驗的“思想實驗場”。例如，關于“信息繭房”的批判，可以通過分析海量社交網絡數據得到實證支撐，讓批判的鋒芒更精準、更具說服力。

第二，實驗室讓倫理追問可以前置介入。在傳統模式下，倫理學家通常在技術或社會問題出現后才進行反思和批判。而在實驗室中，我們可以提前構建倫理沙盒，讓前沿科技在概念和原型階段就接受系統性的倫理壓力測試。這使得文科的倫理智慧，從一個事后評論者轉變為一個事前規劃者和塑造者，從而實現前瞻性治理。

第三，實驗室讓文化共情可感可觸。通過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和沉浸式數字敘事等技術，實驗室可以打破時空界限，讓研究者或學生仿若身臨其境。這種“具身”體驗極大地擴展了共情的邊界，讓抽象的文化理解變得鮮活而深刻。

第四，實驗室讓創造力實現跨界融合。實驗室打破了文科內部的學科壁壘，打通了文、理、工、藝的界限。在這里，哲學家可以與程序員協作，用代碼探索哲學思想實驗；歷史學家可以與設計師合作，將枯燥的數據轉化為震撼人心的信息圖譜。這種碰撞催生的不是簡單的知識疊加，而是全新的問題意識、表達形式和解決方案，這正是新文科所追求的核心創造力。

因此，文科實驗室的本質是一個思想的加速器和人文精神的守護與創新工場。它通過融合技術方法，讓批判、倫理、共情與創造在數字智能時代變得更強大、更相關、更具變革性。我們不是在拋棄傳統，而是在以新的方式更堅定地捍衛和發揚人文價值。

布拉迪克：數據科學嚴格意義上屬于理科范疇，人工智能軟件的開發也均由科技人員完成，但數據科學的應用，正為廣義上的文科研究開辟全新的探索空間。我曾借助人工智能開展項目研究，這段經歷帶來的探索感令人興奮，但與此同時，我們更需清晰界定數據科學之于文科實驗室的潛在價值與局限性。

目前的情況是，人工智能回答問題的成效依賴于科研人員提問的質量，且語料庫材料也取決于科研人員提供的大數據。因此，我們必須以理性視角思考智能革命帶來的結果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偏見與不完美之處。人工智能更新迭代的速度越快，人類對其行為的掌控難度就越大，這需要我們更加努力地厘清它在文科實驗室中應用的邊界與局限。

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可能永遠無法像人類那樣具有鮮活的思維與感知。道德認知、情感體驗、創新思維、自我意識這些人類獨有的品質和特性，恰恰是文科研究的核心內核，更是其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標識與人文之光。

讓文獻重煥新生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于語言學、社會學、經濟學、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學科而言，豐富的資料搜集、廣泛的文獻積累至關重要，這需要耗費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文科實驗室在這一領域將發揮何種作用？

楊善林：以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為例，通過建立高精度電子語料庫、數字檔案庫，文科實驗室為文物與古籍賦予了可永久保存、無損復制的“數字生命”。文物與古籍等實物因時間、環境而消損，其觀賞與研究受制于時空，而數字副本則能突破這些限制。通過網絡，一件深藏庫房的珍貴文物能以三維全息形態呈現于世界任何角落的課堂或展廳，極大地提升文化遺產的公共教育與國際傳播能力，使其真正成為全人類可共享的文明記憶。

電子語料庫、數字檔案庫不只是存儲形式的變化，更是驅動文科范式變革的引擎。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對海量甲骨拓片進行自動綴合與字形識別，能發現人眼難以發現的書寫規律與文本關聯；通過三維建模與多光譜掃描，可對青銅器、書畫等進行非介入式的微觀觀測與虛擬修復。這拓展了研究的時空邊界，使跨地域、跨類別的文物關聯比較與深度挖掘成為可能，從而催生新的學術議題與研究路徑。

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文物資料搜集工作是數字檔案的源泉。一旦建立了數字檔案，就可以對其進行智能分析和研究，發揮實驗室的重要作用。然而，無論是電子語料庫還是數字檔案庫，均不能替代考古實地發現。考古發現與實驗室的功能不僅相互促進，而且為考古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阿西娜·卡沃拉基（Athina Kavoulaki） 受訪者/供圖

卡沃拉基：對于所有研究古典世界的學者而言，與手稿、文物或文本等物質遺存的接觸必不可少，而這些都需要在文科實驗室中進行。研究或觸摸手稿、紙莎草文獻、銘文及其復制品，能為我們理解其物質存在與作用提供深刻洞見。這種文科實驗室的實踐經驗對未來的研究分析至關重要。

文科實驗室建設難以一蹴而就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觀點認為，目前國內的文科實驗室建設仍存在不少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數據庫平臺、“實驗室孵化”平臺等大數據建設，文理交叉思維、方法、范式與視野并未真正融入研究之中，文科類數據也存在難量化、廣分散的問題。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楊善林：當前，部分實驗室確實存在“重平臺建設、輕研究融合”的現象，這說明文科實驗室整體上還處于初級階段。任何新生事物的發展都必然經歷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作為一個誕生不久、仍在摸索中的新生事物，文科實驗室的幼苗仍有待成長為參天大樹。作為研究范式變革的產物，文科實驗室具有時代性、先進性，富有旺盛的生命力。盡管目前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都是發展中的正常問題。應當說，文科實驗室建設難以一蹴而就。

需要意識到，從“文理交叉”走向“文理融合”是一個長期過程，其根本動力源于研究對象的深刻變化。在智能時代，社會現實與文化現象日益數字化、媒介化，理解這一新對象必須引入數據思維與實驗方法，從而推動文理交叉。然而，真正的融合意味著兩種思維在長期研究中持續互構，最終在方法論層面催生“數字人文”“計算社會科學”等新范式。這是一個由對象變革驅動方法創新并通過實踐逐步實現范式重構的深層歷程。正是在這一歷程中，才能實現文理交叉思維、方法、范式與視野的融合，從而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良性發展。

關于文科數據“難量化、廣分散”的挑戰，我認為，這非但不能否定文科實驗室，反而凸顯了其核心使命與價值所在。文科實驗室的核心任務之一，正是要發展出針對人文社科數據特點的新型采集、標注、關聯與分析方法的體系。將分散的文獻、碎片化的田野記錄、非結構化的訪談，轉化為可計算、可關聯的“數據基底”，這本身就是一項前沿的基礎性學術工程，是文科實驗室必須攻克的關鍵課題。

布拉迪克：不可忽視的是，文科實驗室建設的確還不夠成熟，文科實驗室的科研人員組成、團隊建設等也仍不夠完善。目前，文科實驗室的大部分科研人員依然來自哲學社會科學的傳統學科，未來還需要吸納更多跨學科人才。此外，當前大部分文科實驗室仍局限于數據搜集、匯總和歸納，但基于此開展的真正意義上的應用研究并不多。當代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在哲學社會科學中也未得到充分滲透。如何把政策理論與實踐研究相結合，是今后文科實驗室需要突破的重點之一。應當說，文科與實驗這兩個曾經毫無關聯的概念，隨著時代的進步，被糅雜并結合在一起，已經實屬不易。

從知識生產角度而言，我認為，文理交叉思維的問題并不只存在于文科實驗室建設領域。從更廣泛的視野來看，社會科學與醫學、數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多個分支，有待建立起深刻的跨學科聯系。今天，我們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家致力于研究技術變革帶來的影響。在未來，社會科學家需要思考如何有效地運用自然科學方法來輔助其研究與分析。

實驗室與田野

構成“辯證循環”的研究生態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一種觀點認為，文科實驗室在“田野”，文科研究不僅應在室內進行，也要做到“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您是否同意？

楊善林：田野是“鮮活真理”的源頭，是任何精密模型都無法替代的現實錨點。無論是民俗學的口述傳統、考古學的地層堆積，還是社會學的社區互動與語言學的活態語料，他們都是在田野中獲得的“帶著泥土氣息”的第一手資料。它們構成了所有理論與模型的“校準器”，能有效防止研究在抽象推演中迷失方向。

因此，田野是我們永不枯竭的靈感之泉和真理之錨，而現代實驗室則是將這些源頭活水轉化為系統性知識與前瞻性智慧的“思想反應堆”。今天的文科研究既需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田野智慧，也需要“智周萬物”的實驗室手段。

哲學社會科學范式革命不是要否定田野調查的重要性。雙方相輔相成，構成一個循環增益的認知閉環。智能時代的文科實驗室正在成為田野調查的“賦能放大器”。傳統田野調查受限于研究者的時間、精力和感官局限，而今天的實驗室技術相當于為研究者裝上了“望遠鏡”和“顯微鏡”，讓我們能“觀”得更廣、“聽”得更遠。實驗室與田野構成了一個“辯證循環”的研究生態。我們從田野中發現問題，在實驗室中進行建模、分析與理論提煉，最后帶著新的假設和工具重返田野進行驗證與深化。

我深信，未來的日子里，文科實驗室將帶動形成全新的知識生產模式，這種獨特的作用是田野調查等方法無法替代的，正如實驗室同樣無法替代田野調查一樣。要實現這一前景，實驗室的建設路徑是關鍵。實驗室建設必須緊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宏大實踐，在實踐中持續探索自身的發展邏輯與模式，不能簡單照搬理科實驗室的建設思路與方法。事實上，理科實驗室本身也是伴隨著科技與產業實踐的進程而逐步成熟發展起來的。

布拉迪克：文科實驗室在“田野”，簡單生動地道出了文科實驗室的根本。究其根本，文科實驗室依賴于人類經驗的整體儲備，因為田野調查揭示了社會互動和發展的規律，例如，人們的行為習慣、道德規范以及風俗、信念等如何相互作用。田野調查通過深入實際、觀察和分析研究對象，直接深入現場獲取第一手資料。第一手研究資料來源于室外調查與廣袤大地。例如，對于那些研究歷史的學者而言，不應滿足于現有的書面材料或史料，應展開參與性觀察和調查。書面材料或史料固然寶貴，但若缺少了調查實踐經驗，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學者對社會問題的分析。

卡沃拉基：理論學習在古典學研究中是基礎，為學者提供必要的語言、歷史、文學和哲學框架。但與此同時，實地觀察與沉浸式體驗同樣至關重要、不可或缺。古典世界的研究，本質上是圍繞物質文化與物理環境展開的，而這些鮮活的內涵，僅通過教科書是無法完全領會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在課堂上一再強調實地觀察與體驗的重要性，并且經常組織學生前往遺址、博物館開展實地學習。

教科書可以精準描述一座神廟、一棟房屋或一座古城，但唯有實地探訪考古遺址，才能讓學生把握其實際規模、地理布局、建筑間的關聯以及古代世界帶來的視覺沖擊力。在圖書館、檔案室、博物館或實驗室，我們可以閱讀到關于帕特農神廟的文字，但只有漫步在雅典衛城的大理石地面上，親身感受遺跡的恢宏氣勢，才能真正體悟它的美學價值，理解其作為雅典城邦精神象征所承載的深層文化功能。

一個理想的文科實驗室，理應成為融合深厚理論知識和鮮活現場經驗的研究場所。就此而言，文科實驗室的研究不應局限于室內，更需將田野考察的一手素材、現場分析報告等作為研究材料。以古典學研究為例，走出實驗室會迫使古典學者直面歷史中的“混亂而具體的現實”。這將幫助學者深化對歷史與文化的理解，以一種有趣且有說服力的方式，將古典世界與現代世界連接起來。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白樂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俊美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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