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研學回顧（一）：一場好議事，怎樣把居民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

6月25日至28日，2026年順德區基層治理人才研修班赴浙江省杭州市開展“社區治理實踐與參與動員”主題學習。研修班邀請西湖區相關負責人、“紅茶議事會”聯合創始人沈昊友、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徐林等專家授課，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藍煜昕主持總結。

本次杭州研學核心，是拆解這些基層治理樣板案例背后的工作方法：居民為何愿意主動參與議事？議事協商如何高效形成共識？公共空間改造怎樣降低群眾阻力？社區工作者在全過程中應當扮演何種角色？

本文聚焦基層治理最普遍、最棘手的難題：如何將居民從事務“旁觀者”轉化為治理“參與者”？

居民自有參與能力

核心在于社區搭建適配平臺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徐林教授在授課時拋出一個直擊痛點的問題：居民是否具備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

他結合杭州興隆西村“停車自治管理小組”、花村街改造等實操案例，分析得出：居民并非天生不愿參與，也絕非沒有治理能力，關鍵在于社區是否搭建適配的參與平臺，根據居民不同特長匹配參與渠道，依托各類民生議題，讓群眾真切感受到“我的參與能解決實際問題”。

日常工作中，社區常遭遇“居民積極性低、群眾不愿到場”的困境。徐林教授提出，社區應當反思工作方式：議題是否貼合居民切身利益？參會群眾是否擁有充分表達渠道？群眾提出的意見是否完整留存？議事結束后有無明確進展反饋？倘若居民參會僅被動聽通知、簡單舉手表態，根本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參與。

動員居民的核心第一步，不是下發會議通知，而是擺出真實民生難題、明確居民參與角色。例如停車治理，可邀請居民參與車位摸排、管理規則研討、后期秩序監督；運營長者飯堂，可組織長者、家屬、志愿者共同商議菜品優化、收費標準；推進公共空間改造，先征集居民訴求，明確現有設施痛點、改造期待、志愿管護人員。

“紅茶議事會”

讓議事有討論、有共識、有落地

不少村居常態化開展座談會、茶話會、居民代表大會，但普遍存在共性問題：群眾各抒己見卻難以達成統一共識，會議頻繁召開，民生事項始終停滯不前。

杭州“紅茶議事會”絕非簡單圍坐喝茶閑聊，而是一套包含議題設置、議事規則、分工角色、閉環流程的標準化協商工作法。

沈昊友老師授課期間，學員圍繞“如何協助公益主理人落地公共服務空間運營，賦能基層治理、落地民生服務”開展分組實操演練，完整運用紅茶議事會協商流程，并拆解出三大核心研討問題：

1

當前社區基層治理、民生服務存在哪些堵點難點？

2

居民、社區現階段還有哪些未被滿足的服務需求？

3

引入專業主理人運營公共空間會面臨哪些阻礙，該如何破解？

優質議事議題切忌“提升基層治理水平”這類宏大空泛命題，要選取群眾能切身感知、社區能承接落地、現場可深入研討、后續可推進落實的微小切口。

一場高效議事會，必須落實四項關鍵要求：

1

會前：議題具象化。若計劃推進社區整體提質，不要籠統討論，可細化為“公共空間如何對外開放”“街巷微改造實施方案”“長者飯堂收費標準制定”等具體話題。

2

會中：發言守規則。紅茶議事會嚴格遵循“一事一議、暢所欲言、文明有序、全程記錄、凝聚共識”準則。參會人員有序限時發言，嚴禁偏離議題、隨意打斷他人，倡導多提解決方案，杜絕單純抱怨。

3

分工：明確三類履職角色。設置計時員，把控討論時長與整體節奏；設置記錄員，完整留存每位參會者的意見建議；設置報告員，匯總輸出小組統一共識。另配備促動師全程引導討論，不替代群眾作出決策，只推動參會人員自主形成方案，并制定后續落地行動清單。

4

會后：結果全反饋。議事協商的核心目的不是單純收集群眾意見，而是將訴求轉化為可執行行動清單。明確可落地事項、責任主體、完成時限；對暫時無法推進的事項，清晰說明客觀原因，同步向全體居民公示告知。

公共空間改造先議事

廣泛征集民意，再敲定實施方案

登云路社區寧波路改造案例，給全體學員留下深刻印象。該項目的亮點不只是街區環境提質升級，而是改造全流程聯動周邊居民、沿街商戶，邀請群體全程參與方案研討、施工監督、后期長效管護。

當前社區推進公共空間翻新、口袋公園建設、黨群服務陣地活化、長者飯堂提質等項目，若僅由村居工作人員、設計單位單方面敲定方案，極易出現成品不符合居民實際需求的問題；場地建成后，使用、管護權責劃分也會衍生新矛盾。

規范改造流程應遵循：前期民意調研→組織議事協商→優化設計方案→方案公示征求意見→進場施工改造→完工回訪反饋。

以閑置地塊改造為例，先面向三類群體征集訴求：周邊居民日常出行與生活不便之處、老年群體與兒童的核心使用需求、有意向參與后期管護的志愿人員。再組織小型議事會，將群眾訴求劃分為三類：可立即落地、需資金配套支持、現階段暫無法實施。如此一來，空間改造不再只是單純工程項目，而是發動居民共同參與社區治理的重要抓手，激活群眾自治內生動力。

學習筆記

學員這樣理解“居民參與”

黃醒初

龍江鎮東海村黨委書記

復雜的基層矛盾，不能只靠經驗和熱情。

“'紅茶議事會'之所以能避免'議而不決'，關鍵在于其引入了專業'促動師'和標準化的閉環流程。促動師作為第三方角色，通過限時發言、分組討論等結構化引導，確保每位參與者都能理性發聲；而'提-議-決-行-評'的閉環機制，則讓群眾的'金點子'切實轉化為'實舉措'。”

面對復雜的基層矛盾，不能僅憑經驗和熱情，必須依靠科學的機制和專業的力量，將感性的訴求轉化為理性的共識。

潘錦堂

勒流街道黃連社區“兩委”委員

順德有茶話會，但還缺少系統的小組工作。

“在順德，（紅茶議事會）這種方式基本上只存在于公益機構介入的項目中，而在社區日常工作里一般是簡單茶話會、聊天，不會很系統地對與會人員開展小組工作。”

這種“標準化工作手法”，為后續開展居民參與式規劃工作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引。

周玉華

北滘鎮碧江社區“兩委”委員

好的動員不是說服，而是搭臺。

“過去推動居民議事過于依賴會議通知和行政動員，群眾'被參會'多、'主動來'少。杭州啟發我：好的動員不是說服，而是搭臺--讓居民覺得議事與自己有關、來了有用。”

碧江祠堂本身具有“圍坐共話”的空間屬性和文化根基，未來可以嘗試開展“祠堂茶話會”，“用一壺清茶代替會議桌，每次聚焦一個小切口議題，如古井維護、停車位規劃，讓祠堂不僅是鄉愁的承載，更成為群眾主動參與的公共空間。”

勞家琪

樂從鎮樂從社區“兩委”委員

從“大包大攬”到“當好紅娘”。

“我以前的邏輯是：社區缺什么→我來做。而人家的邏輯是：社區缺什么→誰能提供→我來對接。一字之差，天壤之別。”

促動師的角色：“他們不站隊、不拍板，只做三件事：維持對話秩序、引導深度思考、提煉集體共識。他們不是'領導'，而是'主持'；不是'裁判'，而是'催化劑'。”

“我真正應該做的是一個'紅娘'--左手牽著居民需求，右手對接社會資源，讓供需雙方找到彼此。”

馬麗明

勒流街道江村村黨委委員、居委會副主任

把話語權、主動權還給群眾。

從花村街案例中看到，空間變化背后真正重要的是群眾主體性。

“改造初期由政府主導大包大攬，但因方案脫離居民需求遭到普遍抵觸，工作一度陷入停滯。當地隨即轉變治理思路，摒棄自上而下的推進模式，通過常態化召開'壩壩會'，讓183戶居民自主決定改造方案與后續運營規則。”

基層治理的根基在群眾，把話語權、主動權還給群眾，激活居民主人翁意識才能實現最可持續的治理效果。

帶回順德

可以先做的四件小事

第一，選取小型民生議題起步。

不必一開始就搭建完整復雜機制，從停車管理、人居環境整治、公共空間提質、長者飯堂運營、文體活動策劃等具象民生問題切入，機制是在解決問題中探索出來的。

第二，鎖定利益相關群體參與。

受事項影響的全部主體，都應擁有議事發言權，涵蓋居民、沿街商戶、物業工作人員、老年人、青年群體、社區志愿者等。

第三，設計標準化議事流程。

會前清晰說明事項背景與現存問題，會中開展分組研討，會后形成明確行動清單。議事會議不在時長，重在有完整記錄、統一共識、后續跟進。

第四，做好議事結果反饋。

明確事項能否落地、完成時限、責任歸屬；對暫時無法推進的事項，清晰告知群眾客觀原因。居民切實看到自身參與能推動問題解決，才會主動參與后續協商。

來源 | 德勝基金會

編輯 | 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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