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軍司令雙標：我們可以去中國周邊，但是你解放軍不能靠近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國防軍總司令安格斯·約翰斯頓即將卸任，在《悉尼先驅晨報》的專訪中表示：中國海軍力量增強后，頻繁出海巡航，背后藏著“未知意圖”，很危險。同時，又坦然承認，澳大利亞國防軍也常年遠赴南海、東海，執行巡航、軍演和抵近偵察。

顯然，澳大利亞國防軍總司令安格斯·約翰斯頓有2個不同的標準，同一片海洋，同一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到了約翰斯頓嘴里，卻能同時容納兩套截然相反的評價標準。澳軍在東亞近海是合理存在，中國軍艦在澳洲周邊就是潛在威脅。同時，約翰斯頓在采訪中抱怨，澳軍航行時經常遭遇中國海軍“不專業”的抵近驅離。

翻看近年來中澳海空相遇的公開記錄，絕大多數事件的共性特征極為清晰。

澳方艦機主動靠近中國海岸線或專屬經濟區邊緣，在中國家門口執行偵察、巡邏或演習任務。隨后中方艦艇按照國際海上避碰規則，通過無線電喊話、伴航、航線管制等標準流程，對澳方實施驅離。整個處置過程，中方艦艇保持安全距離，操作克制，所有動作都有國際規則作為依據。

但澳方部分機組人員和艦長的現場行為，往往并非如此審慎。有的突然改變航向擠壓中方航線，有的在近距離進行變速機動。這些操作本身就是海上相遇中最容易引發誤判的高風險動作。而當中國海軍做出相應反制時，澳方卻將其包裝成“中方不專業”的證據。

約翰斯頓那番自相矛盾的言論，如果只停留在個人層面，倒也不值得大做文章。問題在于，他不是一個人在說話，他代表了一套根深蒂固的認知體系。這套體系的核心邏輯是什么？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靠著堅船利炮打開全球航道，把遠洋航行從一種技術能力，變成了一種身份特權。當時亞非拉國家普遍缺乏現代海軍力量，根本不存在與西方爭奪公海航行權的現實可能。

幾百年下來，這種實力落差沉淀為一種心理定勢：西方海軍在全球任何海域活動，都被默認是正常的、合法的、符合國際秩序的；而發展中國家一旦建設起遠洋海軍，哪怕活動范圍嚴格限定在國際公海水域，也會被貼上“擴張”、“威脅”、“破壞穩定”的標簽。

約翰斯頓的采訪就是這種心理定勢的例子，他判別一件事是否正當，不是看它的法理依據，而是看誰在做。

中國海軍出現在任何一片公海，都具備完整的法理依據。公海自由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立的基本原則之一，對所有國家一律平等。所謂“航行自由”，從來不是某個國家或某個國家集團的專屬權利。

中國海軍近年來確實走出了過去以近海防御為主的傳統活動范圍。亞丁灣護航、印度洋常態化巡航、南太平洋訓練、環澳大利亞海域的遠洋機動，這些行動對應的是一支現代化海軍應有的正常活動頻次和覆蓋半徑。

這和“擴張”沒有關系。如果穿越別國領海、闖入他國專屬經濟區進行抵近偵察、在敏感水域搞針對性的聯合演習才算挑釁，那么這些動作的絕大部分，恰好是澳軍自己在西太平洋干的。

澳大利亞的P-8A反潛巡邏機頻繁出現在南海，澳海軍護衛艦隨美國航母編隊穿越臺灣海峽，這些行動早已超出“海上生命線”的防御范疇，直接作用于中國的戰略前沿。而中國海軍在澳洲附近的活動，大多集中在公海，沒有一次進入澳大利亞領海，沒有一次對澳本土構成直接軍事壓迫。

約翰斯頓選擇在離職前夕集中釋放對華強硬言論，除了個人理念之外，還有一層不可忽略的國內政治動機。

強硬的對華表態，在澳大利亞本土保守派和部分中間選民中，仍然有市場。他站出來說“中國很危險，澳軍很正確”，既能鞏固他個人在澳國內政治光譜中的位置，也能為軍方爭取更多預算和政策支持。

我的三個看法

第一，這不是簡單的“輿論戰”，而是海洋秩序話語權的爭奪。

過去幾十年，西方精英習慣用“航行自由”為自己的全球軍事存在背書，卻拒絕用同一標準衡量其他國家的合法活動。這種話語壟斷正在被打破。中國需要的不是和澳方爭辯某次對峙的細節，而是要從根本上參與重塑公海活動規則的敘事框架。誰掌握了“什么是正常”的定義權，誰就掌握了未來海空交鋒中的道義高地。

第二，澳大利亞的安全焦慮，根源不在中國，而在其自身身份的錯位。

澳大利亞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無法真正“脫歐入亞”，但其經濟命脈又深度嵌入亞洲。這讓澳大利亞陷入矛盾狀態：安全上依賴美國、經濟上倚重中國、心理上又無法接受自身地緣角色的重新定位。

第三，“卸任紅利”式的對華強硬，正在損耗中澳關系的長期信任基礎。

約翰斯頓不是第一個在離職前對華放硬話的西方將領，也不會是最后一個。但這類行為的累積效應不容忽視。對澳大利亞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中國海軍的航跡，而是本國決策層是否具備足夠的戰略定力，不被短期政治收益綁架，不被盟友的議程推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