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歷史上有一段時期，叫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那一時期，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指引下，全國上下掀起了狂熱的高指標競賽。
到了最后，為了彰顯自己的能耐，很多地方竟然喊出了不合邏輯的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嚴重違背了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
加之1959年至1961年連續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以及中蘇關系惡化后蘇聯撤走專家、停止援助，新中國一時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境之中。
農業生產大幅減產，糧食短缺問題突出，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成為普遍現象。
工業生產也出現嚴重滑坡，許多工廠停工停產，國民經濟陷入嚴重的停滯與倒退。
雖然1960年9月，高層已經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但由于很多人對困難形勢認識不足，調整工作進展得并不順利。
正是在那樣的背景下，迎來了歷史上重要的“七千人會議”。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我國召開了一場重要的擴大工作會議。
當時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和省、地、縣委四級主要負責人以及部分大廠礦和軍隊的負責干部，共7118人，史稱“七千人大會”。
那次會議的核心目的是，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統一思想，扭轉國民經濟困局。
1月27日下午，少奇同志作報告前，很多人以為他會按照此前準備好的4萬字的稿子穩步發言。
誰知他上臺后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打破了所有人的預期：“關于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
那句直白到刺耳的話，如一聲驚雷，在寂靜的大會堂里炸開了。
后來少奇同志脫稿發言，將幾年來大家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聲和盤托出。
他實事求是地指出，將全國各地暴露出的嚴重問題全部歸結為天災是不夠客觀的，當時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著名論斷。
最后少奇同志指出，“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了！”
少奇同志的一席話，像一記重錘，砸在了當時每一位管理者的內心深處。
七千人大會后，毛主席到南方視察，將國家內務和日常工作交給了少奇同志、周公、鄧公、陳云等人主持。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少奇同志針對經濟改革發展，又召集周公等人召開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史稱“西樓會議”。
會議核心討論了1962年國家預算和經濟形勢問題。
分析了當時農業生產下降、市場緊張、物價高漲和財政預算有大量赤字的情況，認為必須確定一個恢復時期，采取果斷措施，全面地調整國民經濟。
會上，陳云等人均發表了重要講話，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和方針，深得少奇同志的肯定。
再往后，到了5月份，5月7日至11日，少奇同志在北京又召開了一場工作會議，進一步討論經濟調整問題。
也正是那次會議上，少奇同志說出了一句震撼全場的話：
“同志們，是不是以后不再調低了？讓我們搞點低指標好不好？搞了這么多年高指標，我們搞一年低指標行不行？
以后計劃要這樣定：計劃定低一點，在執行中間超過計劃；按短線來平衡，不是按長線來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執行中間超過計劃。
‘左’了這么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這個高指標的尾巴，一直還沒有割掉，今年要把這個尾巴割掉才好。”
正是那番話，不僅是對1958年以來經濟計劃工作的深刻批評，也為此后制定計劃明確了指導思想。
在當時“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的氛圍下，少奇同志敢于說出“左了這么多年，讓我們右一下”，需要何等的勇氣和擔當！
也正是少奇同志的那番話，讓諸多高層看到了經濟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實際性。
會后，陳云、周公、鄧公和李先念同志一起表態，支持少奇同志的經濟調整和改革。
先說陳云。
陳云，是當時公認的經濟工作專家，西樓會議上他曾系統分析了經濟形勢，并提出了解決方法。當時少奇同志十分贊同，力薦他為財經小組組長。
剛開始陳云以身體不好為由推脫了，少奇同志親自到其家中面談，多次懇請后陳云才出山，擔綱了經濟改革的重任。
周公，當時已經是國家總理，在經濟調整中時刻配合著少奇同志。
尤其是他針對經濟調整，寫了一副真切的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
成為1962年經濟調整的生動寫照。
還有鄧公，提出了最緊要做的兩個任務：1、減少2000萬城市人口；2、加強農村生產隊工作。
還有李先念，此前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得到了少奇同志“假平衡、真赤字”的批評，他深表接受，并積極配合少奇同志接下來的工作。
正是在少奇同志、陳云、周公、鄧公、李先念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62年我國經濟大調整取得了顯著成效：
1、基本建設投資由1961年的123.3億元減少到1962年的67.6億元。
2、國營工業企業減少18000多個。
3、1962年1月至8月，精簡職工850萬人，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人。
4、到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基本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長了59.9%。
如今回望歷史，充滿感慨，又充滿欣慰。那是警示，又是希望。
少奇同志那句“左了這么多年，讓我們右一下”，不僅是對高指標、瞎指揮的深刻反思，更是一位共產黨人對實事求是原則的堅守。
更有幸的是，得到了陳云、周公、鄧公、李先念等人的支持和并肩作戰，最終推動我國經濟大調整，使得新中國走出了困難時刻。
現在回望，每一位先賢都是偉大的，值得我們銘記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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