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犯國賊，宋美齡

宋美齡，我黨在1948年12月公布的43名戰犯之一，教員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將他們定性為“中國人民決不憐惜此蛇一樣的惡人。”次月，國共兩黨開始籌備和平談判，我黨提出的和平談判八項條件中，第一條便是懲辦戰爭罪犯，宋美齡又在其中。

可以說，宋美齡自始至終都是站在中國革命對立面、站在人民對立面的。

現在，一部講述紅軍四渡赤水的電影，飾演宋美齡的演員卻說：“第一次飾演歷史人物，短短幾場戲，獻給了宋美齡女士。”

毫無疑問，這是非常不合適的。

那宋美齡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又為什么成為戰犯呢？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問題。

1 宋美齡的祖籍在海南文昌，1898年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澍做過美國監理會牧師、經營過工商業、創辦過印書館，并全力支持孫中山革命，幾次到了瀕臨破產的地步，可謂是毀家紓難。

其母倪桂珍，同樣出自牧師家庭，接受了西式教育，屬于晚清的名門望族。

生在這樣的家庭，宋美齡天然擁有西方、留洋、海外等標簽。

于是在1907年，年僅10歲的宋美齡便乘坐郵輪抵達美國，開始了為期10年的留學生涯，直到1917年回國，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參加工作。

從這份履歷可以看出來，無論是宋美齡的家庭，還是宋美齡本人，都和“洋”這個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這個特殊屬性，以及資助孫中山革命的經歷，又為他們經營民國關系網，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這，便是宋美齡一生中最大的資本。

通過“洋”的屬性，宋美齡可以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熟悉美國的政治文化。通過民國高層的關系網，宋美齡可以隨時接觸巨商政要，如同逛自家的后花園。

這兩個條件結合起來，宋美齡便可以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游走，擁有做兩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中介”的資格。

但代價就是，宋美齡無法了解真正的鄉土中國。

因為對于一個把上海、華盛頓視為全部世界的人，很難脫下禮服、俯下身子，去了解華北農村、四川碼頭、閩浙山林的數億人，到底在經歷什么樣的苦難，他們都在想什么、又想要什么。

在這樣的背景下，宋美齡便在1927年，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擇。

那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和中國大革命的投資人蘇聯做了徹底切割。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針鋒相對的年代，蔣介石和共產主義陣營的蘇聯、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做了切割，那么他就必須和資本主義陣營建立聯系，才能實現“聯資抗共”，為自己找到新的保護傘。

出于這樣的考慮，蔣介石便前往上海，向宋美齡求婚，希望借宋美齡的特殊身份，和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溝通渠道，并利用宋氏家族的關系網，為他聯絡盟友鞏固政治地位，提供便利。

這一點，當時的人都看得很明白，一家報紙就在報道婚禮時，一語雙關的將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姻，稱為“中美合作。”

而對于這份政治婚姻，宋美齡的態度很堅決，非蔣不嫁，即便姐姐宋慶齡極力反對，也沒能改變宋美齡的心意。

為什么？

因為宋美齡很清楚自己的價值，也很清楚蔣介石的需求，她接受這份婚姻，其實就是要借助蔣介石的權勢和地位，最大化的實現自己的價值和利益。

說到底，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政治關系，類似于古代皇帝和太監的關系，無非是太監幫助皇帝溝通皇宮和朝堂，宋美齡幫助蔣介石溝通民國和美國罷了。

宋美齡的人生底色，從此時起就定型了。

從此以后，敵視中國革命、漠視底層人民，成為宋美齡一體兩面的人生主旋律，堅定的扮演著國家掮客、政權買辦的角色。

2 和宋美齡結婚，蔣介石很快就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1931年10月，蔣宋夫婦成為《時代周刊》美國版的封面人物。這件事標志著，蔣介石基本得到美國朝野的認可，在和共產主義陣營做切割之后，重新找到了新的保護傘。

蔣介石能走到這一步，和宋美齡的留美背景、基督教信仰以及奔走牽線，是分不開的。

而和蔣介石結婚，宋美齡也得到了她想要的東西。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江西南昌做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正式拉開“新生活運動”的序幕。

隨后，宋美齡便利用所謂“現代”、“西式”、“精致”的形象，積極為蔣介石宣傳推廣，并于次年4月，出任新生活運動全國婦女勞動服務團的指導長，一舉成為民國的婦女總代表。

這個新生活運動是什么東西？

它是中國儒家思想和美西方基督教思想融合而成的一場公民教育運動，號召中國人民培養紀律、錘煉品德、服從秩序、生活整潔。再具體一些，則是不要隨地吐痰、隨地扔垃圾、飯前飯后要刷牙、出門扣衣領、勤洗手等等。

蔣介石認為，近代中國淪落，關鍵原因在于人心和道德的淪落，要想挽救中國，必須恢復“禮義廉恥。”

新生活運動，便是他恢復“禮義廉恥”的舉措。

這件事，看起來很文明、很洋氣，但事實上，在那個遍地文盲、災荒橫行、城鄉極不平等的舊中國，所謂的新生活運動，只是個空中樓閣，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

畢竟，全國絕大部分人都處在饑餓狀態、每時每刻都被土豪劣紳欺壓、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每天刷不刷牙，對他們有什么意義？

馮玉祥就評價說：

“普通民眾辦一桌酒席要用八塊錢，蔣介石身邊的大官一桌普通飯菜就要六十塊，頓頓燕窩席、魚翅席，所以新生活是說著騙人的。”

宋美齡的姐姐宋慶齡更直白，說這場運動沒有給人民任何東西。

也就是說，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為窮苦人打天下、誓要掃清一切黑暗的時候，蔣介石和宋美齡卻試圖用一些華而不實的表面文章，努力向美國靠攏，維持他們的買辦政權。

3 1943年是宋美齡最風光的一年。

那年，宋美齡受邀訪美，并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極力稱贊美國軍隊的戰斗力和美國的民主政體，提議以實際行動實現中美兩國的共同理想，建立和平的世界。

做為第一個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的中國女性，宋美齡贏得美國朝野的好感，同時也向美國兜售了一個“民主中國”、“基督中國”的形象，讓美國相信，民國政府是值得美國出錢出槍去扶持的，完全可以做美國在亞洲的戰略伙伴。

于是，整個美國都對這位“蔣夫人”贊頌有加，蔣介石非常高興，說她一個人能抵幾十個陸軍師。

宋美齡的“中美中介”價值，在此刻達到了最大化。

但，風光的背后是無盡黑暗，此后發生的三件事，徹底暴露了宋美齡的道德底色。

第一件是訪美期間，曾經到延安采訪過的美國記者，對宋美齡感慨道，延安的共產黨員非常清廉、上進、有精氣神。

宋美齡聽完，說了一句：

“我承認，也許你們說的都是真的。但那只不過是因為，他們還沒嘗到真正權力的滋味。”

自己是個錘子，看誰都是釘子。

在宋美齡的認識中，人一旦掌握了權力，不可能不腐化，因為她所在的階級就沒有例外的。她根本無法理解，一群追求世界大同的革命戰士能爆發出多么偉大的力量，革命成功以后，他們又能克己自律到什么程度。

只能說，宋美齡骨子里就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第二件還是在訪美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談起煤礦工人大罷工，然后問宋美齡，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中國，將怎樣對待工人領袖？

宋美齡毫不猶豫，抬起手，在自己的脖子上輕輕一抹，意思是，斬草除根，不留后患。

羅斯福隨即仰頭大笑，然后問他的妻子埃莉諾：“你看見了嗎？”從此以后，埃莉諾對宋美齡的評價大變，并回憶錄里寫道：

“這位夫人能把民主講得天花亂墜，卻根本不知道怎樣去過民主的生活。”

這就是宋美齡對底層人民的真實態度。

她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以及統治階級的地位，便把底層人民的正當訴求，視為必死的理由。

第三件是河南爆發大饑荒時，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深入河南進行采訪，并把餓死三百余萬災民的事實，寫成報道發回美國。

宋美齡見到報道以后，大怒，認為這篇報道有損中國的形象，堅決要求《時代周刊》開除白修德。

幾百萬條人命，竟然不如一張臉面重要。

這，同樣是宋美齡對底層人民的真實態度。

4

我們前面說過，宋美齡的政治生態位是掮客、買辦、中介，這些東西固然能給她帶來一時的風光，但要長期維持風光，就有兩個必要條件——

甲方的需求不變。

乙方仍有價值。

然而，到了1948年，這兩個必要條件都不存在了，所以宋美齡輝煌的前半生，也隨之而去。

那年，“三大戰役”相繼爆發，國軍在解放戰爭中節節敗退，所有人都知道，蔣介石的統治難以為繼，但蔣介石不甘心，命宋美齡立即飛往美國，請求美國提供援助。

但和五年前不同的是，無論見馬歇爾、還是見杜魯門，宋美齡都遭到冷遇，甚至連“第一夫人”的身份、歡迎儀式、紅毯、國會演講等禮遇，美國都沒有給她。

最終，宋美齡以私人身份見到了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三條請求——

美國正式發表聲明，支持民國政府。

美國派高級軍事代表團來華，全面主持戰爭的行動和補給。

請美國再給三十億美元軍援。

要得到美國多大的支持，就得付出多大的代價，這是國際政治的常識。

宋美齡提出的三條請求，事實上就是寧愿放棄一定的國家主權、做美國的傀儡政權，也要把美國拉進中國戰場，阻止中國革命的勝利，維護他們的私人利益和地位。

這就是宋美齡的政治立場。

這樣一個人，不是戰犯、反革命、賣國賊，還能是什么呢？

然而，這三條請求，杜魯門一條都沒有同意，用非常冷淡的態度將宋美齡打發了事，并在背后挖苦說，她無非是來討點施舍罷了。

同樣一個宋美齡，從萬人追捧到無人理會，僅僅用了五年時間，原因在哪里？

時代變了，她這個“中介”沒有生存空間了。

即便如此，宋美齡也沒有改變立場。

1950年1月，宋美齡從美國飛抵臺灣，隨后就在臺北成立了“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并親自兼任主任委員，操辦聯合會的一切事務。

1958年金門炮戰時，宋美齡正在美國。新聞記者問她，如果美國用原子彈轟炸中國，中國人民會有何種反應？宋美齡不假思索，說“中國人民將會歡迎美軍動用原子武器。”

她其實是借中國人民之口，說出自己的想法——

為了能重建腐朽的舊政權，宋美齡不惜把原子彈投到自己的同胞頭上，無論死傷多少人，在她眼里都是一個數字，遠遠沒有自己的榮華富貴重要。

1959年，宋美齡接受夏威夷大學授予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在畢業典禮上，她發表《思想的摹擬之害》的演講，說：

“技術雖決定生活的外表，精神價值卻深入我們的內在根源。如忽略真理的追求，則持久的自我檢討與自我批評也仍屬膚淺而無益。對于這一點，一個唯物主義的頭腦將感到無法理解。”

這段話，其實就是在攻擊我黨的自我批評程序，以及新中國的唯物主義哲學。

1975年，蔣介石在臺灣去世，宋美齡便乘專機飛往美國，自此常年定居。

即便姐姐宋慶齡在1981年去世，她也沒有回到中國參加葬禮，送姐姐最后一程。中央統戰部長廖承志呼吁兩岸和談，她也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態度，予以拒絕。

對于這樣一個背離祖國、擁護美國和個人私利的人，還有什么可說的？

評價一句“國賊”，也不為過吧。

5

實事求是的說，宋美齡在她那個年代，屬于有眼界、有見識、有學歷、有手段的精英，這一點，不可否認。

但，宋美齡的問題恰恰出在這里。

她越精致、越洋氣，就離真正的中國越遠。她的世界是上海、南京、紐約、華盛頓，不是華北的農村、四川的碼頭、閩浙的山林。

她的眼里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自己的富貴，卻看不到整個中國的苦難。

所以，宋美齡成了敵視中國革命、漠視底層人民的集合體。

而在那個年代，要想挽救中國的命運，絕不是宋美齡這樣的人、這樣的階級可以完成的。

事實上，宋美齡和她代表的階級，正是近代中國走向黑暗的根源，同時也是中國數千年來難以打破歷史周期律的罪魁禍首。

鏟除宋美齡和她代表的階級，是中國人民持之以恒的一個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