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于古典與現代之間的漫游者——訪美國貝勒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

蒂莫西·伯恩斯（Timothy Burns），美國貝勒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長期深耕古典政治哲學與西方現代性批判的學者。他不是坐在書齋里推敲概念的學院派，他是《莎士比亞的政治智慧》《施特勞斯論民主、技術和自由教育》等著作的作者，也是帕爾格雷夫·麥克米蘭（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的“重啟政治哲學”叢書的副主編。但每當走進中國園林、站上古城墻時，他更愿意像一位穿梭于古典與現代之間的漫游者，去觀察一個文明在高速變遷中如何安放傳統，又如何在當下延續它的生機。

蒂莫西·伯恩斯（Timothy Burns）

受訪者/供圖

伯恩斯心中的古典學，不是把文本當作陳列的文物，更不是借古人之口復述現代人的牢騷。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伯恩斯，探討了古典與現代的關系、永恒問題的當代意義，以及古典學學者應有的治學態度等問題。

古典遺產與現代生活

《中國社會科學報》：

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設有四個平行分論壇，分別聚焦古典教育的現代闡釋、古今之變中的倫理共同體、全球變局下的和平與秩序、數智時代的人文精神。您如何理解這四項議題的學術意義？

伯恩斯：這四個平行分論壇都圍繞同一個核心問題展開，那就是古典與現代的關系。這一議題設置的精妙之處在于它正視了從古至今的現實巨變，這種變化貫穿于我們對教育、友誼、共同體、和平與秩序的理解中。

關于從古典到現代的轉變，西方思想傳統主要提供了三種解釋。哪一種更具說服力，對我們理解自身所處的世界，以及從哪里開始理解、如何開始理解，至關重要。第一種解釋認為，現代性意味著一種無條件的進步，在征服自然尤其是通過技術征服自然方面，現代已經全面超越了此前的各個時期。第二種來自海德格爾，他將現代性視為存在論上的一次錯誤轉向，認為對“存在”本身以及“認識”的意義的理解產生了根本性的偏差。這一偏差的根源雖可追溯至古代，但直到現代，尤其在笛卡爾那里，才真正成形。第三種與列奧·施特勞斯相關。在他看來，現代性意味著與古人的一次自覺決裂。

《中國社會科學報》：

您剛才談到，西方思想傳統對古典與現代的關系有三種解釋。中國哲學對這一問題也有獨到的見解，并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理解當代生活的視角。能否結合您在中國見到的具體文化現象，談談古典傳統和精神是否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伯恩斯：請允許我舉幾個例子。我多次訪問中國，參觀過不少園林，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杭州西湖周邊的壯麗景致。寶塔、涼亭、樓閣錯落有致，掩映在茂密的林木和花草中。這樣的地方引人沉思，也讓人對當年建造它們的人心生感念。我還注意到，普通人家的陽臺上也常常擺滿盛開的盆花，那種葳蕤繁茂的樣態，讓我這樣的外國人聯想到西方園林中的“英式風格”，而非修剪齊整的法式風格。

中國城市化速度驚人，許多人住在現代化的高層住宅里，日常生活中親近傳統園林的機會不多。但這些歷史悠久的園林依然是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文化遺產。在我看來，這正說明中國希望在現代化進程中妥善保存并深刻理解自己的過去，而不是以“進步”之名輕率地加以否定。

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期間，主辦方安排了“走讀中國”活動，與會學者們參觀了多個城市新建的博物館。我始終覺得，一個時代最珍貴的遺產，是當時活生生的人的思想。就中國而言，在流傳至今且影響深遠的思想中，可以說孔子的思想是極具代表性的。我注意到，無論是北京孔廟中的碑文，還是故宮中的匾額上，都出現了“德”字，甚至細列了各種具體的德行。這讓我深切感受到，中國與古代或古典時期的西方之間存在著某種共通的理解根基，而這種根基恰恰為雙方富有成果的對話提供了可能。近年來，中國對古典學的投入日益增加，令人感念。我衷心期待，這種努力不僅能惠及世界各國的古典學研究，也能為中國自身結出豐碩的果實。

《中國社會科學報》：

今天，我們身邊充斥著失落的價值觀、斷裂的傳統、不斷升級的沖突，以及正在挑戰人之為人的技術。古典學如何幫助現代人就這些問題開展對話？古典學中有哪些智慧值得我們汲取？

伯恩斯：作為一門學科，古典學為現代人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參照，讓我們得以溫故而知新。古人所面對的部分問題既不過時，也不局限于他們所處的地域，而是文明始終要面對的一類永恒問題。認真審視這些問題，是我們理解自身時代與處境的起點。既然問題是永恒的，過去給出的答案或許也仍有價值，能提供一些我們在技術轉型時代容易忽略的洞見。

技術本身恰好就是這類永恒問題之一。技術，即運用科學或哲學改造既有世界，是在現代之初被正式提出的，堪稱現代性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技術也意味著對“自然”持有一種特定態度，即對哲學家們歷來所聲稱存在的那些恒定而可理解的必然性持有一種特定態度。

古典哲學對待自然的態度是理解它。古人既不認為人的善等同于遵從由一種關于整體的詩性敘述支撐的傳統，也不認為改造既有世界以通往一個光明未來是可能的，在這樣一種未來里，一切阻礙人類幸福的自然因素都將被克服。可以說，他們自覺地拒絕了技術，認為那將導致人的非人化。這一點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以及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和《居魯士的教育》中都有體現。

而培根、牛頓、笛卡爾和霍布斯的著作則充分體現了現代的、新科學的態度。這種態度將自然視為需要征服的對象，用培根的話說，是為了改善人類的處境，或者是為了實現一切可能之事。我們是這個新方案的繼承者，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已被技術徹底改造，也已被祛魅，而這正是他們所期待的。那么，現代人的智慧是否隨著力量一同增長？如果沒有，古人對自然的態度是否更合理？如果合理，其依據何在？他們又是基于何種理性論證給出那種態度的？

古典與現代的抉擇，并非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那樣簡單，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愿意認真審視那些被技術進步所遮蔽的永恒問題。

文明視野下的永恒追問

《中國社會科學報》：

我們今天研究古典，還能從中發現哪些關乎文明走向的永恒追問？

伯恩斯：技術及其對文明的益處，只是我們可以走近古人并向他們學習的諸多永恒問題之一。在此我想邀請讀者朋友們一同思考部分此類問題，這些問題的背后，藏著古典學之于現代的真正意義。

作為個體，也作為共同體的一員，我們活著究竟為了什么？什么樣的人生才算真正圓滿？安全、健康、富足和享樂，難道就是生存的全部意義嗎？還是說它們只能算作更高追求的基礎？當我們說“更高”的時候，指的正是那些自帶尊嚴也能賦予人尊嚴的事物。那么，究竟是什么讓我們有了尊嚴？是什么讓一個人的生命值得被尊重甚至被敬畏？人類又憑什么覺得自己在品級上高于動物？

正義的完整含義到底是什么？我們可以辨別出兩個層面：一是把每個人公平應得的東西給予他；二是在此基礎上，還要求我們去關心整個社會的共同福祉。正義憑什么在這樣兩個層面上對我們提出要求，以至于我們感到有義務去尊重和捍衛正義，甚至在需要付出重大代價乃至生命的時候，也心甘情愿？這種把個人利益自覺地讓位于自己所堅信的正確之事的能力，難道不正是人之為人的尊嚴所在？

踐行正義與其說是自我犧牲，不如說是自我成就。然而，這里也藏著一個更深的問題：當我們說正義為善，它究竟在何種意義上為善，又是對誰而言為善？其他德性如勇氣、慷慨和仁慈，它們自身的價值中是否也隱藏著同樣的難題？這些德性哪一個不要求我們無私、超越自我，卻又同時對我們實現有尊嚴的自我成全至關重要？這些德性各自的內涵是什么？它們彼此之間，以及它們與正義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一個社會的共同善，在多大程度上應當包含對這些德性的共同培育？

以上所談的，是人類超越自身的一些關鍵面向。但這些面向最熱烈的表達，往往出現在愛與友誼之中。愛、友誼和家庭對我們的期許，與正義及其他德性對我們的要求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這些不同的期許和責任之間，難道不存在深刻的緊張甚至沖突？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那些張力？

當這些追問真正進入我們的生命體驗時，它們會帶我們走向一個更廣闊的天地。我們會意識到自己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天地之間，而是置身于一個更大的宇宙秩序中。人類作為一個物種，遠不是這個秩序的主宰者，甚至未必是它的頂端。面對自然，我們會生出一種敬畏，一種我們只是其守護者而非擁有者的感覺。這種敬畏感和責任感的含義究竟何在？它的根基又在哪里？我們所敬畏的那個“自然”，其背后的終極來源是什么？在我們喚作“自然”的萬事萬物之上或背后，是否還存在著一個更深層次的實在？

放眼世界，各文明的古代文本燦若繁星。它們提供了深入這些永恒追問的入口，讓我們從中生發出面向未來的新智慧，并將這些思考傳遞給更多的人。

以真正嚴肅開放的態度對待古典文本

《中國社會科學報》：

能否請您談談古典學學科定位的今昔差異，以及這種變化因何而起？在這一轉變之后，今天的古典學學者在治學態度和方法上應當警惕哪些偏差？

伯恩斯：我們今天所說的古典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對永恒問題及其相應答案的探究。但如今，情況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原因之一便在于啟蒙運動。那是一場自覺而有意識地旨在讓世界“祛魅”的思想運動。

列奧·施特勞斯提出，霍布斯所構想的現代方案，其運作有賴于削弱乃至消除人們對不可見力量的恐懼。這需要一種極其徹底的方向轉變，以至于只能通過對世界的祛魅、科學知識的普及或大眾啟蒙來實現。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古典學學者正在以適當的謙遜去閱讀過去各個文明中那些最偉大思想家的著作，抱著向他們學習的態度，或許能為我們走出當下這個前所未有、在某些維度上堪稱嚴峻的時代困局，提供一條可能的出路。

在抓住新的發展機遇、促進文明間對話和互惠的同時，現代古典學學者需要避免兩種危險。其一，是以一種不嚴肅的態度對待古代文本。具體來說，就是把文本“語境化”，把每一篇文本都當作陶匠手中的黏土。如此一來，文本最終只說出我們想讓它們說的話，學者往往只是將對現代文明的不滿投射其中，再反過來責備文本。這種態度本質上是對理性的拒斥。

反過來，如果每一位學者都能把文本當作通往真知的道路，以理智的誠實和學習的意愿去接近它，同時充分意識到古人所運用的寫作策略，那么那些令人眼前一亮的、不常見的洞見就會浮現出來。學者之間的共識可以印證一個人的洞見和理解；而分歧能激發思考，促使我們更耐心、更仔細地閱讀，反復檢驗其中的論證。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那種在共同求索中產生的嚴肅友誼才得以生長。

其二，是一種虛假的開放心態，也就是視角主義。這種態度說到底不過是“同意保留分歧”，或假裝尊重自己認為錯誤的觀點，而不是進行真正有尊嚴的對話。我指的正是所謂的“慶祝差異”，那其實是一種知識上的相對主義和部落主義，是讓自己的觀點免受嚴肅審視的手段。對于那些共同投身于求真的人來說，花時間去表示不同意見并闡明自己的理由，實際上是一種尊重，是把不同學派的古典學研究真正當回事。每一名古典學學者，都需要對真知保持開放。這意味著在探索古典精神、直面現代處境的過程中，我們愿向任何思想資源敞開心扉，也隨時準備在充分的理由面前修正自己的判斷。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劉雨微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姚曉丹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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