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過去五百年來，歐美為何能在科學、技術和思想領域持續引領全球？答案并不玄奧，關鍵藏在一項制度之中——大學。
蘇格蘭在人類科學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樣舉足輕重。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是蘇格蘭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核心人物瓦特是蘇格蘭人，被羅素稱為“現代哲學第一人”的大衛·休謨同樣是蘇格蘭人。為何蘇格蘭能涌現如此多頂尖人才？答案也在大學。圣安德魯斯大學（1412年）、格拉斯哥大學（1451年）、阿伯丁大學（1495年）和愛丁堡大學（1583年）等高等學府，在通信與交通尚不發達的時代，已成為思想和科技的孵化器。格拉斯哥大學曾授予愛因斯坦名譽博士學位，亞當·斯密曾在此任教。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成果，通過伏爾泰、富蘭克林等國際交流傳播至歐洲大陸和北美。
這一傳統后來被美國繼承。二戰以后，美國通過聯邦科技政策將研究型大學整合進國家科研體制。布什報告確立了大學作為國家基礎研究基地的地位；冷戰時期，大學與軍方、工業界形成“軍-工-學復合體”，使美國研究型大學迅速崛起；1980年代后，《拜-杜法案》打通了政府科研成果向產業界轉移的壁壘。到1960年代，大學科研經費的四分之三來自聯邦政府，基礎研究經費占全國一半以上。這些大學成為全球學術和科技的核心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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