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三十一名。
這個數,是相樂圭二自己寫下的。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太原,日本戰犯相樂圭二在紙上交代:從一九三七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他參加日軍侵華,對中國人犯下的罪行,殺人總數為八百三十一名。
男住民、女住民、民兵、八路軍、抗日軍、俘虜兵員,都被他分門別類寫進統計里。
紙很薄。
字卻壓得人喘不過氣。
相樂圭二,一九一六年生在日本福島縣。一九三七年四月,他來到偽滿洲國三江縣。往后幾年,他從步兵少尉小隊長,升到中尉中隊長、警備隊長、代理大隊長、大隊長。
軍階往上走,血債也往上堆。
一九四〇年七月,朱家川一帶。
他抓了十二名住民,審問、拷打。后來,八名被刺刀刺死,四名被槍殺。
同一時期,在行宮墕附近,又有約七十名住民被逮捕。日軍把其中三十余人帶到村東約一千米處,半截身子埋進土里,再用機關槍掃射。
人倒下了。
土還在。
可這還不是最冷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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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九月,百團大戰后,日軍反撲。任家村二十名住民被第三中隊長加藤友記逮捕,押到寧化堡,全部射殺。
相樂圭二在紙上把這些事列出來,像列一張賬。
他寫下殺人手段:射殺、刺殺、斬首、燒死、摔死、餓死、瘐死。
這些詞,一個比一個短。
短到像刀口。
但在另一份戰犯筆供里,刀口直接落到了手術臺上。
菊地修一的筆供中,出現了一個名字:軍醫中尉河原信二。
一九四〇年三月上旬,河原信二提出,要對一名俘虜進行活人解剖。菊地修一允許了。
地點在中隊醫務室。
一名被俘的中國人,被日軍按在手術臺上。河原信二先割開咽喉,不讓他叫出聲。隨后施行盲腸手術,又用手槍射擊腸子,把腸子割開,再縫合起來。
人沒有立刻死。
他被留在醫務室里,看“經過”的情況。
第三天下午二時許,河原信二又施行隔斷關節手術。隨后,日軍把這名還活著的俘虜抬到中隊兵營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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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原信二舉起手槍。
一槍打向頭部。
尸體就地掩埋。
這不是一次偶發的失控。
同年九月中旬,在偏關城內中隊兵營碉堡里,河原信二又對一名俘虜施行活人解剖。割斷腸子,縫合起來,第二天下午繼續觀察。到了下午五時,這名俘虜被抬到兵營東南側城墻邊,河原信二再次開槍殺害。
一把手術刀,本該救人。
在侵華日軍手里,它成了殺人的工具。
更刺眼的是,菊地修一在統計罪行時,還寫下了“活人解剖四件、四名”。
四個活人。
四次實驗。
四條被當成“材料”的生命。
一九五六年六月,太原人民公園大禮堂,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開庭。
海子邊大禮堂里,旁聽席上坐著死難者親屬、受害者、見證人,還有各界代表。相樂圭二、菊地修一等戰犯站在法庭上,面對控訴書、證詞、檔案和自己的供述。
審判不是靠怒火推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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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一頁頁證據。
相樂圭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菊地修一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判槌落下時,紙上的名字沒有回來。
朱家川的十二個人沒有回來。行宮墕東邊土里的三十余人沒有回來。醫務室手術臺上那名被俘中國人,也沒有回來。
很多年后,再看這些筆供,最冷的不是數字。
是他們把殺人寫得太平靜。
一九五四年的供述紙頁上,墨跡已經舊了。可“八百三十一名”“活人解剖四件、四名”這些字,還像釘子一樣,釘在那段歷史里!
參考資料:
一、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⑩——鐵證滔天罪行罄竹難書》,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二、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正式出版,二〇一五年八月。
三、最高人民法院:《“我衷心服從中國人民的正義裁判”》,二〇二六年。
四、新華網/中央檔案館公布日本戰犯相樂圭二侵華罪行自供提要,二〇一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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