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8年12月初，川南山區的清晨帶著寒意。縣城長途汽車站外，一位滿頭銀絲的老人提著灰色帆布包，目光在熙攘人群中游移。突然，他的腳步停住了——對面，一位同樣花白頭發的婦人顫聲喊道：“是你嗎？”老人應了一聲：“我回來了。”這一聲，跨過了42年風雨。
一切要從1945年秋說起。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后，臺灣回到祖國懷抱。那時28歲的謝漢光在四川高縣小學教書，課余常帶學生到后山采集植物標本。學林業的他憧憬著真正的森林。恰在此時，廣西大學的導師寄來信件，邀請他赴臺灣省林業試驗所做助手。
應允之后，他辭別同事，沿湘桂線南下，輾轉香港候船。誰知命運在此埋下另一條支線。在維多利亞港的茶樓里，他遇見了同樣漂泊至此的姑娘張玉芳。兩人對坐一席，不過幾壺普洱，一種難以言說的默契就涌現。三個月后，1946年元月，新婚的喜聯貼在灣仔小屋門口，滿街的鞭炮聲像是在祝福這對新人。
婚后第九天，一名陌生女子敲開了房門。她自稱蘇惠，語速極快，帶來一紙組織的密令：臺灣地下工作亟需合適的交通員，謝漢光的專業背景和身份最合適。蘇惠只說了一句，“時間不等人”，便遞上新暗號和聯系方式。屋里短暫的沉默像夜色一樣厚重。謝漢光握緊妻子的手，卻對她說：“我得去一個很遠的地方，可能很久都回不來，你若遇到好人家，就再嫁吧。”張玉芳淚水奪眶，他只剩一句低語，“等我”。
1946年2月，謝漢光獨自登船赴臺。靠著導師的舉薦，他迅速進入臺北林業試驗所，不到一年升任分所主管，隨后執掌全所。職位是幌子，真正的任務是搭建情報網。他把校友張伯哲、“竹君”梁錚卿等陸續安插進研究站，借調研名義奔走島內，為華南分局輸送情報。1947年夏，他在日月潭畔火把山小屋里舉起右拳宣誓，成為中共黨員。
形勢在1949年急轉直下。由于王明德暴露，《光明報》印點被抄，基隆、高雄多處“聯絡站”被搗毀。保密局深夜破門抓人，臺北街頭不時傳來槍聲。線索一環扣一環，黨的臺灣工委相繼失守。臨刑前，張伯哲托獄卒捎出一封信：“速去花蓮，勿回頭。”還附上30元臺幣和一張手繪路線圖。
謝漢光連夜離所，經山道潛到花蓮，再翻海岸山脈抵臺東，卻在半途被村民湯溪伯攔下。對方皺眉審視，他隨口說是“被抓壯丁逃出來的”。這句解釋救了他。村長干脆拿出一本舊戶口冊，讓他頂替一名早年失蹤的青年“葉依奎”。從此，謝漢光消失，葉依奎誕生。
村子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外界信息斷斷續續。田里插秧、山上伐竹、夜晚對著煤油燈修補鋤柄，成了他全部生活。村婦見他老實，隔三差五張羅媒人。每回他都笑著擺手：“家里有人等。”說罷便抬頭望北方山脊，那里有一片延綿的青松，像他記憶里的故鄉。
時間的刻刀在臉上留下縱橫溝壑，也磨不掉心底那句誓言。他暗中收聽大陸廣播，勉強拼湊外部世界的脈搏。白色恐怖間或掠過，鄰村偶有人深夜被帶走；而他倚著假身份，在沉默中躲過一次次清查。
1987年11月，臺灣當局宣布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消息傳來那晚，他守著收音機坐到天亮。第二天，他就到鎮上警分局排隊遞表，欄上名字一欄寫的仍是“葉依奎”。辦妥手續，他花了大半積蓄買船票，從基隆搭船到廈門，再換乘火車回到闊別已久的川南。
老屋早已翻修，街坊卻記得當年那場“只有新娘無新郎”的婚禮。鄉親帶路，他才知道自己竟有了個已成家的兒子。推開木門，妻子正教小外孫背《三字經》，淚珠卻已滾落。四十二年分離，昔日青絲今成霜，兩人卻都守住了那個春光短暫的約定。
團聚的喜悅之后，是身份認定的難題。組織關系早在1950年被迫中斷，當年的聯絡暗號、介紹信大多湮滅。所幸老戰友陳仲豪在天津，一紙證明加上徐懋德的調查，為他補齊了檔案。中央組織部復核后，豐順縣委發下文件，謝漢光被確認革命離休干部，月薪426元。拿到紅頭文件那天，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陽光照在白發上，顯得分外明亮。
晚年的謝漢光賣掉臺灣那間多次遷居的小屋，回到縣城東頭蓋了兩層磚樓。每天清晨，他仍舊保留早年習慣，拿著竹杖去后山轉一圈，順手給村里孩童講解樹名、草名。偶爾有人問他這幾十年值不值，他笑而不答，只說：“林子活了，人才有氣息。”
門前那株槐樹是他親手種下的。春天一到，槐花盛開，淡香隨風飄進屋里。老婦人端來一碗糯米飯，他接過，抬頭看看天邊，像是在辨認哪一朵云更像當年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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