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那天下著小雨，他讓我去車里拿落在副駕的煙盒。
我彎腰去夠，手指碰到一個信封。
信封沒封口，里面滾出幾張紙。
我以為是過路費單，翻過來一看，是張購車發票，抬頭寫著他公司女同事的名字，車價那欄填著：389,000。
我蹲在駕駛座腳墊上，把發票翻來覆去看了三遍，每一遍確認完，心里某個地方就往下沉一點。
然后我笑了，真的笑了，那個笑從嘴角慢慢漫到眼底，最后變成一滴眼淚砸在發票的數字上。
01
結婚紀念日那天，我從早上就開始忙活。
先去菜市場買了條三斤的草魚，又去超市拎了兩斤排骨，回到家系上圍裙就開始忙。
炒了四個菜，燉了個湯，擺了滿滿一桌子。
我還特意拿出那套結婚時買的碗碟，平時舍不得用，一直鎖在柜子里。
五點的時候給他發了條微信：“今天早點回來，做了你愛吃的菜。”
他回了個“好”字，加一個擁抱的表情。
我坐在沙發上等，從五點半等到六點半，又等到七點半。
桌上的菜慢慢涼了，湯面上凝出一層油。
我拿手機給他打電話，響了六聲沒人接。
又打了一次，響了八聲，那頭接起來，聲音有點喘：“還在公司忙，有個客戶要應付，你先吃。”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記得嗎？”我問。
電話那頭頓了兩秒：“知道知道，紀念日嘛。忙完這陣補給你。”
掛了電話，我盯著那一桌已經冷透的菜發呆。
客廳很安靜，只聽得見墻上掛鐘的滴答聲。
我拿起筷子夾了一口紅燒排骨，嚼了兩下，覺得沒什么味道，又放下了。
這些年，這樣的場景不是一次兩次了。
我嫁給黃高岑十四年，從二十八歲嫁進來，到今年四十二歲。
那時候他還是個跑業務的，一個月掙七八千，連婚戒都是分期買的。
我也不嫌棄，覺得男人人好就行。
后來他開了自己的貿易公司，頭兩年確實很辛苦，我看著他早出晚歸，臉都瘦了一圈，心疼得不行。
但從五年前開始，事情就變了。
那一年，他第一次跟我說公司虧了。
那天晚上他回來得特別晚，進門的時候眼眶紅紅的，也不說話，就坐在沙發上發呆。
我問他怎么了，他嘆了口氣說：“公司這個季度賠了十幾萬，今年怕是不好過了。”
我當時心里一陣發緊，嘴上說：“沒事沒事，做生意嘛，有賺有賠正常。”
他抓住我的手，眼睛紅紅的：“老婆，我好怕撐不過去。”
那一晚我跟他說了很多話，拍著他的背說沒事，咱們一起扛。第二天我就去銀行取了三萬塊給他。
那是我出嫁時我媽給我的壓箱錢。
現在想想，那三萬塊像是一個開端，從那以后，他說虧損的次數越來越多。
從一年一兩次，到后來一個月一兩次，再后來幾乎是每次回家，眉頭都是擰著的。
“公司周轉不過來，差五萬付貨款。”
“這個月的員工工資還差三萬。”
“稅務那邊催繳費，我實在想不出辦法了。”
“這批貨被壓住了，得先墊二十萬。”
他每次說這些的時候，表情都是痛苦又疲憊的，聲音沙啞，眼眶紅潤。
我心疼，就一次次地掏錢。
先是取嫁妝、賣金飾，后來連我媽留給我那套小房子也賣了。
那房子在城郊，不大，六十平，是媽走了以后留給我的。
我一直留著，逢年過節還回去掃掃灰。
但黃高岑說公司實在撐不住了，再不投錢就完了，我咬了咬牙，把房子掛出去賣了二十七萬。
那天簽完合同，我在房子門口站了很久，看著那把老式的鐵鎖，心里說不出的酸。但一想到這是幫他渡過難關，又覺得值了。
我進門的時候，他正坐在客廳里看手機。看到我回來，趕緊迎上來：“簽了？”
“簽了。”我把銀行卡遞給他，“二十七萬都在里面了。”
他抱住我，在我耳邊說：“老婆，這輩子我一定好好報答你。”
我靠在他肩膀上，想著夫妻之間，說什么報答不報答。
02
那天晚上吃完了飯，我一個人坐在客廳看電視。
其實也沒看進去什么，電視上播著個什么連續劇，演員在里頭哭哭啼啼的，我盯著屏幕，腦子里想的卻是別的事。
黃高岑九點多才回來，進門的時候拎著一袋水果，笑著說：“今天客戶給帶的，說是進口的，你嘗嘗。”
他把袋子放在茶幾上，彎腰湊過來親了我一下。
我聞到他身上有股淡淡的香水味，不是我的，是那種甜膩的花香。
我愣了一下，想問什么，但看他已經轉身去了衛生間，話又咽了回去。
第二天我去了蔣淑蘭的美容院。
蔣淑蘭是我十幾年的老朋友了，住我們家隔壁棟，開一家不大不小的美容院，生意還行。
她這個人說話直，刀子嘴豆腐心，我心里有事總愛找她聊聊。
我去的時候店里沒什么人，她正靠在沙發上嗑瓜子。看我進來，眼睛一亮：“喲，今天怎么舍得出來了？”
我坐下來，說：“心里煩。”
“又怎么了？”她遞給我一把瓜子，“是不是你老公又說虧錢了？”
“不是。”我想了想，“前天晚上他回來，身上有香水味。”
蔣淑蘭手里的瓜子殼掉在地上，她盯著我看了兩秒：“我說林玉瓔，你真信他公司虧了？”
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你算算這五年你往里頭貼了多少錢了？”她掰著手指頭數，“嫁妝、金飾、那套房子……加一起得有二十多萬吧？說的好聽叫周轉，說的不好聽……”
“什么？”
蔣淑蘭欲言又止，最后還是擺擺手：“算了算了，不說這個。”
我沒有追問，但那天從美容院出來的時候，我心里像有根刺，扎得不深，但隱隱作痛。
晚上黃高岑又加班，我一個人在家做飯。洗菜的時候，水龍頭嘩嘩地響，我腦子里忽然想起一件事。
上個月他說公司缺錢，讓我去銀行取兩萬。
我在銀行排隊的時候，看到旁邊有個女的在辦業務，跟柜員說什么“理財產品年化收益四個點”，我當時心想，這么高的利息，有錢買理財產品真好。
現在忽然想到，黃高岑連年虧損，為什么還有錢給員工發年終獎？
前陣子他隨口提了一句，說公司效益再差，年終獎總得發，每人發了五千塊。
既然公司虧了，哪來的錢發年終獎？
這個念頭一冒出來，我自己都嚇了一跳。趕緊把它按下去，告訴自己別瞎想，他是我老公，不能這么懷疑他。
可那個念頭就像野草，壓下去又長出來，怎么也拔不干凈。
接下來幾天，我開始留意一些以前沒在意的細節。
比如他的手機從不離身，連洗澡都帶進去。
比如他以前出差會跟我報備去哪個城市，現在只說“有事”，問多了還不耐煩。
比如他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有時候后半夜才回來，回來倒頭就睡，話也不說一句。
有一天晚上他睡著了，手機屏幕突然亮了一下。
我下意識瞄了一眼，是一條微信消息，備注名字是“許婉清”，內容只顯示了幾個字：“黃總，明天別忘了……”
我想伸手去拿手機，但手在半空中停住了。猶豫了半天，最終還是把手收了回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翻來覆去睡不著。黃高岑在旁邊打著呼嚕，睡得很香。
我側過頭看著他，借著窗外的路燈光，他的臉看得不太清楚。
這個男人跟我一起生活了十四年，我自以為了解他，可那天晚上，我忽然覺得他很陌生。
03
我還發現了一張收據。
那天洗衣的時候，從黃高岑褲兜里掏出來的。一張商場的銷售單據，買的是一個包，牌子我不認識，但價格那一欄寫著八千六百塊。
我拿著那張收據看了好一會兒。
他從來沒給我買過這么貴的包。
結婚這些年，生日禮物頂多是個幾百塊的項鏈或者衣服，有時候連禮物都沒有，直接發個紅包了事。
有一年我生日，他忙得忘了，第二天才想起來，給我發了五十塊錢的微信紅包，說“老婆辛苦了”。
現在他給別的女人買了八千多的包？
這個念頭像一盆冷水澆下來，從頭涼到腳。
那天晚上他回來，我裝作若無其事地問了一句：“你最近買包了？”
他愣了一下，隨即笑了：“哦，那個啊，客戶托我買的一個包，送給領導的，讓我幫忙跑一趟。”
“八千多那個？”
“你看到了？”他臉色變了一下，很快恢復正常，“是啊，客戶錢都轉給我了，就讓我代買一下。怎么了？”
“沒事。”我說，“就隨便問問。”
他嗯了一聲，走到沙發那邊坐下，掏出手機開始玩。
我看著他，心里那個念頭越來越清晰：他在撒謊。
一個人在撒謊的時候，會有一瞬間的慌亂，眼睛會不自覺地往旁邊瞟。盡管他掩飾得很好，但我認識他十四年了，這點變化還是能看出來的。
但我沒有拆穿。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來覆去地想著這五年的事。如果他在騙我，那這五年的“虧損”是假的嗎？那我的嫁妝、金飾、小房子，那些錢都去哪了？
我不愿意往那個方向想，可那些細節像拼圖一樣，一塊一塊地拼在一起。
“公司虧”這三個字從他嘴里說出來，越來越順口，越來越頻繁。
從最開始的一臉愧疚，到后來變成了理所當然。
每次我問他公司怎么樣了，他總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說“還是老樣子，撐一天算一天”。
可現在想想，他穿的衣服越來越貴，抽的煙也換了牌子，前陣子還說想換輛車。這些都不是一個“虧損”公司老板該有的樣子。
我又想起婆婆吳冬花上次來家里時說的話。
那天是周末，黃高岑出差去了，婆婆過來吃飯。吃飯的時候她突然聊起黃高岑小時候，說他從小就聰明會來事，長大了更有出息。
“媽，”我試探著問，“高岑公司最近怎么樣？他說不太好。”
婆婆哼了一聲：“誰說不好？我兒子能干著呢！”
“可他老說虧錢。”
婆婆筷子一頓，看著我，眼神里帶著點不耐煩：“男人嘛，在外面做生意有輸有贏正常。你一個女人，在家帶孩子做家務就行了，別操心那么多。”
她頓了頓，又說：“他要是真虧了，還買得起那套……”
話說到一半，她忽然停住了，像是意識到什么，趕緊夾了一筷子菜堵住了嘴。
我心里咯噔一下：“買什么？”
“沒什么沒什么，”婆婆擺擺手，“你聽錯了。”
那天之后，我越想越覺得婆婆那句話有問題。“買得起那套”——那套什么？房子？車？還是別的？
我心里像貓抓一樣，但又不知道該怎么查。
有幾天我甚至想過，也許是我多心了。
他是老公，我該信任他，夫妻之間沒有信任怎么過日子？
也許他真的運氣不好，公司一直虧著，只是嘴硬不想讓我擔心。
可我轉念一想，那包是怎么回事？那香水味是怎么回事？那些年被掏空的嫁妝和房子，又算什么？
04
我決定去他公司看看。
周三下午，我打了個車去他公司。他公司在一個寫字樓的六樓，面積不大，一間辦公室加一個會議室，總共四五個員工。
我到前臺的時候，前臺的小姑娘正在刷手機。看到我，愣了一下：“您好，您找哪位？”
“我找黃高岑。”
“黃總啊，”小姑娘看了看那頭的辦公室，“他在開會，要不您等一會兒？”
我說好，就在旁邊的沙發上坐下。
等了大概二十分鐘，我聽到辦公室那邊傳來開門聲和說笑聲。我抬頭一看，黃高岑的辦公室門開了，他走了出來，后面跟著一個年輕女的。
那女的長得挺好看的，瓜子臉，大眼睛，一頭長卷發，穿著白襯衫加黑色包臀裙，高跟鞋踩得咯噔咯噔響。
她看著黃高岑，笑得很甜，說了句什么，黃高岑也笑了，拍了拍她的肩膀。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什么東西狠狠刺了一下。
我站起身，走過去：“高岑。”
他轉過頭看到我，臉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又恢復過來：“你怎么來了？”
“路過，來看看你。”我說，目光落在他身后的女人身上，“這位是？”
“哦，這是許婉清，新來的同事，”他說，“就是我之前跟你提過的那個小姑娘，工作挺能干的。”
許婉清甜甜地笑著說：“嫂子好，總聽黃總提起你。”
我點點頭，沒說話。
黃高岑把我領進辦公室，關上門：“你咋突然跑來了，也不提前說一聲。”
“我正好在附近辦事，順便來看看你。”我說，“公司情況怎么樣？”
“老樣子唄，撐一天算一天。”他嘆了口氣，表情又變成那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下個月員工工資都快發不出了，我正愁呢。”
我看著他的表情，心里突然覺得有點好笑。
這幾年，他說這句話的次數，少說也有十幾二十次了。
每一次都是同一個表情，同一副腔調，像一個背熟了的臺詞。
“那怎么辦？”
“我也不知道，”他揉著太陽穴，“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坐在他對面，看著他表演。
辦公室里很安靜，文件桌上堆著一摞摞單據，電腦屏幕亮著，上面是一個Excel表格，密密麻麻的數字。
但我沒看那些數字，我看的是他辦公桌上那個筆筒。
筆筒里插著一支口紅。
粉色的，蓋子沒蓋嚴，隱約能看到膏體上有個小小的唇印。
我沒有說什么，只是起身說：“行，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他送我到門口，在走廊里還摟了一下我的肩膀，顯得特別恩愛。我配合著笑了笑，走出寫字樓大門，臉上的笑就垮了。
那天下午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在樓下的長椅上坐了很久。
陽光很曬，但我感覺不到熱。
腦子里亂哄哄的，一會兒是他紅著眼眶說公司虧了的樣子，一會兒是他和許婉清并肩走出來的笑容，一會兒又是那支口紅。
我拿出手機，打開微信，搜了搜許婉清的頭像。
頭像是一個年輕女人的自拍，笑容燦爛，看起來也就二十七八歲的樣子。
她的朋友圈背景是一張夕陽下的大海照片，配文是“余生很長，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我盯著那條朋友圈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機鎖屏，塞回包里。
回家的路上，我路過那家我賣掉的小房子的方向，遠遠看了一眼。那棟樓還在，只是窗戶已經換了新的防盜網，顯然已經換了主人。
我站在路邊，眼淚突然就掉下來了。
媽，我把你留給我的東西弄丟了。
05
周五，黃高岑說要去外地出差，明天才回來。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家，翻來覆去睡不著。凌晨一點多的時候，起來喝了杯水，路過他放公文包的地方，鬼使神差地停下來，拉開了拉鏈。
里面就是些平常的文件夾、名片本、一個充電寶。我翻了翻，沒什么特別的。正準備拉上拉鏈，手指碰到一個信封。
信封是牛皮紙的，摸起來挺厚。我打開一看，里面是一沓票據。
最上面的一張，是張購車發票。
抬頭寫著“許婉清”，車型是白色現代某某款，價格三十八萬九千，開票日期是今年三月。
我盯著那張發票，眼前一陣發黑。
信封里還有別的。
我一張一張地翻出來看：第二張是購房發票，寫的黃高岑的名字，買在某別墅區，全款一百三十多萬，日期是去年八月。
第三張是裝修款的收據，二十萬出頭，日期是去年十二月。
我拿著這三張發票，倚著墻慢慢蹲下去，坐到地上。
客廳里很安靜，只聽到冰箱嗡嗡的運轉聲。
我翻開手機日歷，算了算時間：去年八月買別墅的時候，他跟我說公司虧了三十萬，讓我賣房子湊錢。
去年十二月裝修的時候，他跟我說公司稅務罰款，又讓我取了兩萬。
今年三月買車的時候，他跟我說公司周轉不開，問我還有沒有私房錢。
那三張發票加起來的金額，將近兩百萬。
我這些年填進去的嫁妝、金飾、小房子，加起來也才三十八萬出頭。
他突然就笑了。
是那種控制不住的笑，從嗓子眼兒里擠出來，一點一點擴大，最后變成仰著頭的、眼淚都笑出來的笑。
我想起我蹲在銀行柜臺前，雙手捧著我媽留給我的房產證遞給工作人員時的樣子，心里又酸又澀又疼。
但笑啊笑的，我就真的撐起來了。
他根本就沒虧過錢。
他發了財，買了別墅，換了新車，還給情人買了車。
而我呢？我傻乎乎地把嫁妝、金飾、房子，一分一分地掏給他，還以為自己是救苦救難的妻子。
我把那三張發票拍了照片，然后把信封原樣放回去，拉好公文包的拉鏈。
站起來的時候腿有點軟，但我撐著墻站穩了。
走到衛生間，洗了把臉，看著鏡子里的自己。
眼圈有點紅，頭發有點亂，臉上掛著不知道是眼淚還是水珠的東西。
我對著鏡子里的自己，又笑了一下。
這個笑跟剛才那個不一樣。剛才那個是崩潰的笑，這個笑里面有別的東西。
是決心。
我轉身回到客廳，拿起手機，撥通了蔣淑蘭的電話。
響了四聲，那邊接起來，帶著睡意：“喂？哪個神經病大半夜打……”
“蘭姐，”我說，“幫我找個律師，最好的那種。”
“啊？現在？凌晨一點？”
“對，現在。”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后蔣淑蘭的聲音清醒了：“出了什么事？”
“我老公，”我頓了頓，“他騙了我五年。”
06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蔣淑蘭家里。
她一開門，看我眼睛腫得像核桃，愣了一下：“你昨晚哭了多久？”
“沒哭。”我說，“笑了一晚上。”
蔣淑蘭看了我幾秒，嘆了口氣，讓我進屋。
我坐在她家沙發上，把手機里的照片翻出來給她看。
她拿著手機，一張一張地翻，越看臉色越難看。
翻到最后一張的時候，她啪地一聲把手機拍在茶幾上，把我嚇了一跳。
“這個王八蛋，”她咬著牙說，“我早就跟你說過不對勁！”
“我知道。”我說，“可我一直不信。”
蔣淑蘭看著我，眼神里帶著心疼：“你打算怎么辦？”
“我想查清楚。”我說，“查他到底賺了多少錢，那些錢都去了哪。”
“你怎么查？”
“你認識的人多。”我看著她的眼睛，“幫我找個人，能查他公司的賬。”
蔣淑蘭想了想：“我有個老同學，現在在審計局上班，她老公是會計，應該能幫忙看看。不過……”
“不過什么？”
“查出來你能怎么辦？”蔣淑蘭看著我，“你跟他結婚十四年，你父母都走了，又沒有孩子。你要是跟他撕破臉，你能去哪？”
她這番話像一盆冷水，把我從憤怒中澆醒了。
是啊，我能去哪？
我嫁給他十四年，父母早就不在了，唯一的房子也被我賣了。
這些年的積蓄都填進去了，我手里連個像樣的存款都沒有。
如果離婚，我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我不能就這么算了。”我說。
“沒人讓你算了。”蔣淑蘭握住我的手，“但你要想清楚怎么做。一口咬人那不是咬，是打草驚蛇。你得準備充分了，再給他一下子。”
我點點頭，看著她：“那你幫我嗎？”
“廢話，”蔣淑蘭白我一眼，“不幫你我還能幫誰？”
接下來幾天，我像往常一樣過日子。他出差回來了，我給他做了一桌子菜，他跟我說公司的困難，我配合著說沒事沒事，慢慢來。
但我心里在盤算另一件事。
我要摸清楚他和許婉清到底是什么關系。
我知道這不容易。黃高岑很謹慎，從不讓我碰他的手機，也不在我面前接許婉清的電話。但一個人只要做虧心事，就一定會留下痕跡。
那天下雨，他說晚上不回來吃飯，要請客戶吃飯。我說好，然后等到六點多，我打了個車，去了他公司樓下。
我沒上樓，就在對面的一家奶茶店坐著，隔著玻璃窗看寫字樓的大門。
七點多的時候，門開了。
黃高岑穿著西裝，撐著一把黑傘走出來。
他走兩步，回頭看了一下，然后朝停車場方向走過去。
我正想著他要走了，卻看到一個身影小跑著追上了他。
許婉清。
穿著一條碎花裙子，撐著一把白傘，跑到他身邊，笑著說了句什么。
黃高岑接過她的傘，自己收了自己的那把黑傘，兩個人并肩往停車場走，傘緊貼著傘，挨得特別近。
我坐在奶茶店里，看著他們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心里最后那一絲僥幸，也被這場雨澆得干干凈凈。
那天晚上他回來得很晚，進門的時候身上帶著酒氣和那股香水味。他到沙發上一坐，揉著太陽穴說：“喝多了，老婆給我倒杯水。”
我倒了杯水遞給他，在他旁邊坐下：“今晚吃什么了？”
“跟客戶吃了個飯，喝了點酒，談了個大單子。”他接過水杯咕咚咕咚喝了幾大口，“要是這個單子成了，公司就好了。”
“那就好。”我說。
他放下杯子，看了我一眼，忽然湊過來想親我。我下意識偏了一下頭，他的嘴唇擦過我的臉頰。他愣了一下：“怎么了？”
“沒事，”我擠出一個笑容，“有點累。”
他哦了一聲，沒再繼續，起身去了衛生間。
我坐在沙發上，聽著衛生間里嘩嘩的水聲，心里一片平靜。
有時候人的感情就是這樣，愛的時候什么都能忍，不愛的時候一瞬間就清醒了。
07
蔣淑蘭那邊很快就有了消息。
她那個同學的老公叫劉哥，干審計的，通過各種關系幫我們摸到了黃高岑公司的底。
那天下午，蔣淑蘭給我打了個電話，讓我去她店里。我到的時她都跟劉哥視頻著呢，正對著手機說：“你把數據打出來給她看。”
我湊過去，看到劉哥發來的一個表格，密密麻麻全是數字。
他指著屏幕：“你老公的公司，賬面上看確實每年都虧損，但其實是他在賬戶之間倒騰錢。”
劉哥翻了幾頁，放大其中一個數據：“你看這里。他從公司賬戶上劃走三十萬，寫的是‘采購預付’，錢到一個第三方賬戶以后又分三筆轉出去。一筆進了另一家跟他有關聯的公司，一筆進了他的個人賬戶，第三筆……”
“什么？”我追問。
“第三筆的戶名叫許婉清。”
我心里那塊石頭終于落了地，又重又沉。
劉哥繼續說：“過去三年，他通過各種借口從公司挪走的錢，加起來有兩百多萬。蓋房子、買車、投資別的生意，都有記錄。公司本身是盈利的，只是他把利潤都洗走了。”
“能拿他怎么樣？”
“你要想起訴他，這些賬目都能當證據，”劉哥說，“但婚內財產的事，還得找專門打離婚官司的律師細聊。”
我謝過劉哥，掛掉視頻。蔣淑蘭看著我：“夠了？”
“夠了。”我說。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黃高岑已經回來了，坐在客廳沙發上打游戲。看到我進門，抬了一下頭：“回來了？飯在鍋里。”
我沒應他，徑直走進臥室，關上門。
他過了一會兒推門進來：“怎么了？臉色這么難看。”
“沒事，有點頭疼。”
“那你早點休息。”他說完就又出去了。
我坐在床邊，看著床頭柜上我們的結婚照。照片里我扎著馬尾，穿著一件紅裙子，笑得很燦爛。他穿著一件白襯衫，攬著我的肩膀，也笑得很開心。
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
那個當初說“這輩子一定對你好”的男人，現在躺在這個屋子的另一個房間里，心里想著的是另一個女人。
我把結婚照翻過來倒扣在桌子上，然后拿出手機，給蔣淑蘭發了條消息：“明天帶我去見律師。”
第二天，蔣淑蘭帶我去了一個律師事務所。
律師姓周，四十多歲，很瘦，戴著一副黑框眼鏡，說話不急不慢。我把手里的證據給她看了，她一邊看一邊點頭。
“這些證據夠嗎？”我問。
周律師抬起頭：“夠用了。婚內財產轉移、隱瞞收支、長期欺騙配偶，這些在離婚訴訟里能幫到你。但你得知道，你要的不是讓他坐牢。”
“那是什么？”
“是錢。”周律師推了推眼鏡，“婚內財產分割，他把錢挪走了，你就有權利追回來。但你要準備打一場硬仗，因為他一定會否認。”
“我明白了。”我說。
周律師笑了笑：“不過也別太擔心，現在你手里的這些材料，夠他喝一壺的了。”
從律所出來，陽光很好。蔣淑蘭挽著我的胳膊：“下一步打算怎么辦？”
“再等等。”我說。
“等什么？”
“等他給我送份大禮。”
08
一周后的周三，黃高岑又跟我說錢的事。
那天晚上他回來得早，吃了飯就坐在沙發上，手里拿著手機，有一搭沒一搭地劃著。
“老婆，”他放下手機，看著我，“跟你說個事。”
我正收拾碗筷，頭也沒抬：“什么事？”
“公司這邊又卡住了，有一筆貨款要付，實在轉不開。就差三十萬，我想想你有辦法嗎？”
我手里的碗停在半空中，頓了兩秒，然后放下來，擦了擦手，走到他對面坐下。看著他，沒說話。
他見我盯著他看，有點不自在地轉了轉頭：“怎么了？”
“高岑，”我叫他的名字，語氣很平靜，“這些年你跟我說的‘公司虧錢’，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愣了一下，很快又露出一副為難的表情：“當然是真的，你老公我怎么會騙你？我也是沒辦法才跟你開口，不然我也……”
“那你車停在哪？”
“車？”他被我打斷，有點懵，“什么車？”
“你那輛新買的別墅，”我說，“停在別墅區的什么位置？”
他的臉色一下子就變了。
客廳里的空氣像是凝固了，我甚至能聽到他吞咽口水的聲音。
“你怎么知道的？”他聲音有點啞。
“我看到了。”我說，“發票、收據、銀行的流水，還有許婉清的朋友圈。你不是給她買了輛車嗎？三十八萬九。你不是買了套別墅嗎？一百三十多萬。你不是裝修了那套房子嗎？花了二十多萬。”
我說的很慢，每個字都清清楚楚。
黃高岑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臉一陣白一陣紅：“你查我？”
“你騙了我五年，我查你幾天怎么了？”我也站了起來，看著他，“這些年，你從我這里拿走的錢，連個零頭都算不上吧？”
“你聽我解釋……”他急了，伸手要來抓我的胳膊。
我往后退了一步：“解釋什么？解釋你怎么把錢倒騰給那個女人？解釋你怎么騙我把房子賣了？還是解釋你這些年對我說的每一句‘公司虧了’，都是騙人的？”
他張了張嘴，什么話也說不出來。
我看著他心虛的樣子，突然覺得這個人很可笑。
他以為我一直會被蒙在鼓里，以為我永遠都不會發現。
他不知道的是，不是因為我笨，是我信他。
我信他是個好丈夫，信他會感恩，信夫妻之間就該互相扶持。
“你走吧，”我說，“我不想看到你。”
他站在那兒，直愣愣地看著我，嘴唇動了動，像是想說什么。我沒給他機會，直接走進臥室，鎖了門。
外面很安靜，過了好一會兒，我聽到他的腳步聲，然后是大門關上的聲音。
我一個人坐在臥室里，看著窗戶外面。天已經黑了，路燈亮起來了，昏黃的燈光照在窗簾上，拉出長長的影子。
我拿出手機，給蔣淑蘭發了條消息：“攤牌了。”
她秒回：“要我來嗎？”
“不用，我一個人能行。”
我放下手機，深深吸了一口氣。
五年的騙局，終于到了該落幕的時候。
09
那天晚上黃高岑沒回來。
我一個人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心里沒多少難過，反而有種松了口氣的感覺。像一塊壓在胸口的大石頭終于搬開了。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一個電話。是許婉清打來的。
我愣了一下，接起來：“喂？”
電話那頭傳來許婉清的聲音，帶著哭腔：“嫂子，對不起……我不知道你知道了那些事……我、我也是被他騙的……”
我沉默了兩秒：“他騙你什么了？”
“他說他跟你感情早就不好了，說你們準備離婚的……我真的不知道，他說你們只是名義上的夫妻……”許婉清的聲音在發抖，“嫂子，真的對不起，我從一開始就被他騙了。”
我笑了：“他跟我感情不好？你信嗎？”
許婉清那邊不說話了。
“他說你們是名義上的夫妻，”我繼續說，“那我這五年掏空嫁妝給他還債，你覺得我是傻子？”
許婉清沉默了好一會兒，聲音更低了：“嫂子，我不是來替自己開脫的。我是想告訴你……我跟他分手了。他昨天半夜來找我，一進門就開始哭，說他完了，說他老婆知道了。我給他說：咱倆的事從頭到尾就是個錯誤，算了吧，分了吧。他沒說什么，就走了。”
我聽著，沒說話。
“嫂子，你打算怎么辦？”她問。
“該離的離，該拿的拿回來。”我說。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許婉清說：“嫂子，我手上有他要我簽的一些單子，還有什么轉賬、聊天記錄。你想用的話，我都給你。”
“為什么幫我？”
許婉清沉默了一下：“因為我不想再被他騙了。”
掛了電話，我坐在床邊，看著窗外。天已經大亮了，陽光透過窗簾，照在地板上。我起身走到客廳，看到茶幾上放著一張紙條。
是黃高岑的字跡：“我回老家了，你冷靜一下。”
我看著那行字，把它揉成一團，扔進了垃圾桶。
幾天后，婆婆吳冬花打來電話，語氣不太好：“玉瓔，你跟高岑怎么了？他一個人回老家來，眼睛都是腫的，你是不是欺負他了？”
我握著電話，看著窗外的陽光：“媽，他沒跟你說嗎？”
“說什么？”
“他騙了我五年，”我說，“公司根本就沒虧，他拿我的錢去養女人。”
電話那頭的吳冬花愣住了，好一會兒才說：“這、這怎么可能……”
“你去問他，”我說，“問他給女人買車的事，問他買別墅的事，問他這幾年公司的流水。”
“你、你……”吳冬花的聲音有點抖，“你這孩子怎么這么說話呢？高岑他是你老公，你們結婚這么多年了……”
“媽，”我打斷她，“我要跟他離婚。”
電話那頭徹底安靜了。
過了一會兒，吳冬花的聲音又響起來：“離婚？你瘋啦？離了婚你能去哪？你一個女人家，沒有爹沒有娘，離了婚你住哪？吃啥？”
“我住哪吃啥是我的事。”我說，“這些年我幫他的夠多了，夠對得起你們黃家了。”
“你不許離！”吳冬花聲音突然尖起來，“你要是敢離婚，我就……我就……”
“你就什么？”我問。
吳冬花那邊沒說出個所以然，電話掛斷了。
我放下手機，坐在沙發上。陽光照進來，暖洋洋的。我把腳縮到沙發上，靠著抱枕，看著天花板。
離婚，這是我這輩子做過的最大的決定。
但我一點都不后悔。
10
一個月后，我把離婚協議遞到他面前。
那天下著小雨，他回城里來，穿著一件夾克衫，看起來很憔悴。胡子沒刮，眼袋也重了，跟之前那個意氣風發的樣子判若兩人。
他坐在我對面，看著那份協議，沉默了很久。
協議上寫得很清楚：他名下的那套別墅按市價折算，分一半給我；他名下的公司股份，也有我的一份；這些年他挪走的錢，按比例追償。
至于那輛給許婉清買的車，不在協議里，我已經通過律師要了過來。
“你確定要這樣？”他抬起頭看我，眼眶紅紅的。
“確定。”我說。
他突然跪下來，跪在我面前：“玉瓔，再給我一次機會，我真的知道錯了，我以后再也不會了……”
我看著跪在地上的他，心里很平靜。沒有心疼，沒有快感，什么感覺都沒有。像是看一個陌生人。
“起來吧，”我說，“別跪了。”
他不肯起來，抓著我的手：“我們重新開始，我把房子給你，車子給你，公司股份也給你，好不好？只要你不離婚，什么都依你。”
“你給那些女人買包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些？”我問，“你騙我賣房子的時候，有沒有想過？”
他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
“我們之間，從你決定騙我的那一天起，就結束了。”我彎下腰，把那份協議推到他面前，“簽了吧。”
他看著我，眼淚終于掉下來了：“玉瓔……”
“我走了，”我起身拿起包，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他一眼，“保重吧。”
我走出那間房子，撐開傘。
雨不大不小地落著，打在傘面上，沙沙響。我走在街上，看到路邊的花壇里，幾朵花被雨打得歪歪斜斜的，但還開著。
回到家，蔣淑蘭已經等著了。看到我回來，她迎上來：“簽了？”
“簽了。”我點點頭。
“怎么樣？”
我笑了笑，脫掉有些濕的外套：“挺好的，總算自由了。”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家吃飯。煮了一碗面，打了個荷包蛋，放了點青菜。吃了一口，面是熱的，荷包蛋也很嫩。
我端起碗，看著窗外的萬家燈火，心里說不出的輕松。
五年了，我終于不用再吃那口咽不下去的飯了。
三個月后，離婚手續辦完了。
我分到了一套房子和一筆錢，不算多，但足夠我重新開始。
我在城東租了個小店面，打算開個花店。
這是我從小的夢想，一直沒機會實現。
現在終于可以了。
開張那天，蔣淑蘭送了一大捧花來。“開業大吉，”她笑著說，“以后給我全店打七折。”
“想得美，”我也笑，“最多八折。”
陽光很好，照在門口的花籃上，紅的黃的粉的白的，什么顏色都有。
有人問我，恨不恨他。
我想了想，說不恨。
恨是會讓人累的。我現在沒力氣恨任何人，只想好好過自己的日子。
那三張發票，我到現在還留著。有時候翻出來看看，不是為了記住恨，是為了提醒自己,以后別再這么傻了。
我被騙了五年，但剩下的日子還長。從現在開始，我要好好愛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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