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多年以前，加拿大幾乎沒有真正成規模的軍事工業。6年后，加拿大工廠已生產出數千架飛機、數百艘海軍艦艇和80多萬輛軍用車輛。
政府的大規模投入對這一轉變至關重要。但如果加拿大當時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制度、融資機制和實體基礎設施，無法把政治承諾迅速轉化為大規模工業產出，這些支出本身也難以發揮作用。7月7日至8日，北約領導人將在安卡拉舉行2026年峰會，他們應當認真吸取這一教訓。
在歐洲和北美，各國政府都在增加防務支出，陸續公布新的裝備計劃、采購項目和支出目標，其中包括承諾到2035年將防務開支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把防務確立為戰略重點、增加支出、改進采購體系，這些方向都沒有問題。但要把資源真正轉化為軍事能力，還需要發展工業產能。
自俄烏戰爭以來，烏克蘭已調動數十億美元擴大無人機研發和生產。回報極為顯著：成本僅數千美元的無人機，就可能摧毀價值高出數百倍甚至數千倍的軍事裝備。
即便無人機被攔截，也會給俄羅斯造成不小損失，因為俄方可能不得不發射價值數萬甚至數十萬美元的防空導彈。若沒有為工廠、工程師、軟件、供應鏈和大規模生產能力提供融資，這一切都不可能實現。
北約國家并不缺資源、技術專長或政治意愿。它們缺少的是一種市場結構，能夠以當今安全環境所要求的速度和規模，把這些優勢轉化為軍事能力。當前，生產能力依然受限，交付周期往往拖到數年之后，關鍵供應鏈也十分脆弱。
如果北約盟國要建立威懾所需的工業能力，就必須在不采取戰時級別經濟管制的前提下，實現戰時級別的工業響應能力。這需要一種新的市場塑造方式。
第一個挑戰，是創造可靠的長期需求，這是私人投資的前提。這意味著各國政府必須單獨或與盟友一道，作出可信的多年期采購承諾。
第二個挑戰，是為這種新增需求提供融資。即便未來訂單已經存在，工業擴張仍需要獲得成本可承受的長期資本。新建工廠、購置設備和鋪設生產線，都需要大量前期投入。
制造商通常會向商業銀行借款，為這些投資融資，而這部分資本成本最終會體現在政府購買軍事裝備和彈藥的價格中。如果商業融資無法獲得，或者成本過高，政府往往只能親自下場。
與現行體系相比，市場塑造式的做法成本更低、產出更高。其起點，是建立一個專門設計的多邊機構，作為防務工業及相關供應鏈發展和擴張的專用融資平臺。目前正在討論中的“防務、安全與韌性銀行”，正是為承擔這一角色而設計的。
通過建立一個由主權信用支持的防務融資市場，防務、安全與韌性銀行將有助于降低工業擴張的融資成本。更穩定的融資環境，再加上能夠保證未來收入的長期需求承諾，將吸引商業貸款機構進入，并帶動私人投資。
這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防務預算壓力。因為在現行體系下，防務預算不僅要覆蓋對軍事能力的直接投入，還要承擔相關融資成本、產業風險和低效率帶來的支出。后者壓得越低，政府能買得起的無人機、導彈和彈藥就越多。投入更多資源固然重要，但把已經承諾投入的資源用得更有效，意義更大。
防務、安全與韌性銀行的意義不止于新增一家放貸機構。隨著時間推移，它將形成一條專門面向防務、安全與韌性領域、擁有AAA評級的收益率曲線。這樣一來，企業、銀行和政府就能獲得專門針對長期投資周期設計的融資條件，以支持建廠、強化供應鏈和擴大防務生產。
增強防務能力不僅是安全政策問題，也是產業政策問題。那些能夠加強威懾的投資，同樣可以帶動制造業、創新、出口和經濟增長。
如果多年期采購能夠發出明確的需求信號，而防務、安全與韌性銀行又能提供融資平臺，盟國最終就有可能建立一個真正運轉的防務市場。這樣的市場不會取代各國防務預算，而是會讓這些預算發揮更大效用。防務支出將轉化為投資，投資將轉化為生產，生產再轉化為威懾。
1939年的加拿大，并不是因為花的錢比別人更多，才成為軍事工業強國。真正起作用的是，它建立起了制度、融資機制和工業結構，把支出轉化成了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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