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祖武：回憶歷史所的專業學習

在專業方面，歷史所的“深造”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補缺”，補上了本科時期沒有開設的課程；二是“深化”，深化了以前學過的一些知識。

張政烺先生第一年講版本目錄學。胡厚宣不單純是講文字，而是結合商代歷史來講。在貴大時，文字學沒有老師講，現在也補上了。文字學的課不僅有胡厚宣先生講甲骨文和金文，張政烺先生也講金文。這些先生的課張先生講得多一點，胡先生就是一兩次，然后就是平常接觸，有什么問題就隨時請教。

北師大做《說文解字》的著名老專家陸宗達先生還專門來講過《說文解字》。楊向老也很重視《說文解字》的基本功。楊向老對我說，你要做學術史，就要好好地讀《說文解字》，所以我的《說文解字》書是翻爛了的。陸宗達先生的弟子王寧先生繼承了陸先生的學問，后來她還邀請我去北師大講過乾嘉學派。

雖然我不做文字學的研究，但通過幾位先生的課程，知道了文字演進的源流，知道了怎么利用工具書來解決自己不知道的問題。所以，我在歷史所的這么多年，除了老先生的教誨之外，自己得益最多的就是工具書，直到現在我還經常使用工具書。我現在都還在用《詞源》。我的《詞源》由于經常用，不小心翻壞了。《說文解字》也翻爛了，《十三經注疏索引》也翻爛了。所以有一次，大概是商務印書館一百二十周年館慶，叫我去講幾句話。我就講，要感謝商務印書館，你們的《詞源》編得很好，我終身受用，現在我還在用，那是最好的老師。感謝商務印書館，他們聽我這樣說后，悄悄把新版的《詞源》又送了我一套。湖北大學的朱祖延先生也是做文獻學的，也編過這樣的書。朱先生我認識，還略有一點交往。我去湖北大學開會時，朱先生還來招待所看過我。朱先生編過《爾雅詁林》。武漢大學宗福邦教授主編的《故訓匯纂》我也買了一套，這個書編得很好。宗先生我不熟，只是在香山一起開過會，但沒有深交。這兩本書，我都有。文字、音韻、訓詁，傳統謂之“小學”,還有文獻，這是做學問的基礎，也是門徑。

回憶張政烺先生

我初識治學門徑在貴大，其中受教最深的是張振珮先生，其他講基礎課的老先生對我也多有教益，使我心中有了一個完整的中國史和世界史體系。當時貴大沒有開設歷史文獻學的課程，只是張振珮先生講上古史和《歷史文選》課時有所涉及，使我對文獻學有所了解。真正深入門徑，登堂入室還是在來社科院讀研究生以后，尤其是跟著張政烺先生和謝國楨先生學習歷史文獻學和版本目錄學，使我最終補上了這門重要課程。這一課補得很好。

我說的“門徑”,過去讀書人都知道，“目錄”是門徑。張政烺先生講《書目答問》,講《漢書·藝文志》,尤其是專門給我們清史專業講《四庫全書總目》。說到這里，還有一件往事可以談一下。《四庫全書總目》上課記錄是我做的，因為聽課的人沒有幾個。這個記錄稿曾經當時歷史系——那時在研究生院，歷史所也是“系”——油印過，但非常可惜的是，現在找不到了。后來張先生過世，他們要出張先生的集子，就把我的記錄手稿拿走了，拿走稿子的先生也過世了，后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張政烺先生的課使我知道，要下功夫去讀《四庫提要》。薪火相傳，這么多年來，和我一起念書的年輕同志們都知道，第一堂課我要給他們講《漢書·藝文志》,然后也像張先生一樣講《書目答問》,然后作為每天必讀的功課去讀《四庫全書總目》。因為那畢竟是我們中國古典目錄學的集大成之書。《書目答問》雖然比較簡單，但指出了必讀書目。張先生講《四庫全書總目》時，還專門指出了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不能叫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而只能是要么叫《四庫全書總目》,要么叫《四庫全書提要》。因為“總目”就包括了“提要”,不能兩者并存。張政烺先生曾在中華書局工作過，看來中華書局是接受了先生的主張，所以中華書局就很規范地叫《四庫全書總目》,簡稱也只能是《四庫總目》或者《四庫提要》。現在好些人不注意基礎訓練，所以就容易犯常識性的錯誤。

張先生的學問很大，有什么問題你問他，他敲敲頭，一會就給你講出來了，哪本書，哪一卷，都給你講出來了。非常可惜的是，張先生不擅講課，所以在北大不受歡迎，尤其是本科生聽不懂，就認為枯燥無味，殊不知張先生講的都是他一輩子扎扎實實治學的經驗。只有像我們這樣經過了大學階段的系統訓練，再來聽張先生課的人，才知道先生的課是字字珠璣。我們聽得津津有味，真正是受用終身。張先生既博大，又厚道，而且學問很好，書法也很好。要講這一輩子我所接觸的老前輩，除了鄭老之外，張先生應該是最德高望重的了。可惜老人家晚年慢慢地腦萎縮了。我每次去協和醫院探望，老先生竟連自己教過的學生也不認識了，實在不忍心回憶這樣的場景了。

要是你見到張先生，你絕對會覺得很親切，雖然他不善言辭，但坐在那里，是一位讓你肅然敬重的一位老前輩。張先生有威儀，似乎很難接近，殊不知不是，只要你請教他問題，問一答十。張先生生前沒有寫過一本書，但他寫的論文質量很高，寫一篇就解決一個問題，所以學術界不管東南西北，都很敬重他，沒有一個人說張先生學問不好，沒有一個人說他人不好。與張先生接觸，聽他說什么問題，聽他一指示，聰明的人深入一摸，確實是這么一回事，就可以有東西出來了。跟著張先生這樣的大學問家，真是長知識。

李學勤先生當年是張先生的學術助手。當年上課時，李先生也經常陪同張先生來上課。李先生長我十歲，也是老師輩。李先生與張先生接觸最多，可以說深得張先生教益。李學勤先生是學問大家，我們從李學勤先生的身上也可間接感受到張政烺先生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但李先生和張先生風格完全不同。李先生可以說是個天才，絕頂聰明。李先生為什么能跟到侯外老的門下呢?就是他的思路很開闊。李先生的思路確實讓人很佩服，他想問題想得很寬。李先生是大學問家，學術范圍很廣，他做古文字研究，與北大的裘錫圭先生，都堪稱大家，但風格不一樣。同為大家，不同的是，裘先生是眾望所歸的古文字學大家，李先生則能夠把古文字與古史聯系起來看問題，進而提出推動學術發展的主張。

張先生學問好，為人也很厚道，從年輕時就如此，所以當他大學畢業后，他的老師傅斯年先生就把他留在了史語所。張先生也算是史語所老資格的老人啊。國民黨潰退南遷，史語所遷臺的圖書是張先生選的，那時雖然他還很年輕，但可見他的學問之大，眼光之深。史語所很感激張先生，說，如果沒有張先生的精挑細選，史語所帶不去這么多有價值的典籍。我進過史語所的圖書館去看過，一位資深研究員告訴我，他們很感謝張政烺先生。

張先生的學問，所里和學術界無人不佩服，所以我在歷史所為大家服務期間，就以張先生為榜樣，告訴年輕同事不要急功近利，去做那些“短平快”的事情，而是要扎扎實實把基礎打牢，選好題目去進行深入的刻苦鉆研。

張政烺先生和謝國楨先生上課有一個特點，就是每次上課都要帶一個包袱，就是他們老人舊時代用的，一塊大布，藍色的或者黑色的，把有代表性的線裝書包上，帶上五六本，自己提著帶到課堂上，講課時隨手翻給大家看。那時老先生們上課也沒車子接，很辛苦，但老先生們很認真。

回憶謝國楨先生

謝先生是梁啟超先生的弟子，一生走南闖北，見的書多，讀的書多，見的人也多，閱歷豐富，和張先生不太一樣。

謝先生是藏書家，各種版本的書很齊全，所講的也是自己一輩子藏書、訪書的經驗之談。謝先生是河南人，還有一些河南口音。張政烺先生是山東人，也有山東口音。他們都很隨和。有一年，謝先生要帶我們去江南訪書，本來我也要去的，但因為家境清苦而未能成行。雖然旅差費是所里出，但是吃飯等開銷要自己出，總比在食堂吃貴啊。雖然謝先生說，南方飲食便宜啊，比北京便宜啊，最多五毛錢，我們就可吃飽了，但是我還是不敢去。

謝老做學問的風格和張政烺先生不一樣。張先生是很嚴謹的，講文獻是絕對可信。謝老的特點是見的書多，信手拈來，但是你不要過分較真。謝老是指示方向、門徑，謝老說，他在什么書上看過，但是他記不準了，你去找。你根據他的指示再去找書，那就絕對錯不了了，就像索引一樣。他們各有各的特點。

謝老為人也很隨和，就是那天我在所里面講，我是可以到他家去借書的。謝老藏書很多，很多都是線裝書。說到這些書，謝老曾經鼓勵我說，你有時間，可以多到琉璃廠去走走。隨即先生拿了一本很薄的書給我看，說，就這么一本書，才一塊多錢，我在琉璃廠買的。買回來后才發現，里邊就有寶貝。什么寶貝呢?里邊居然夾得有明朝萬歷年間的一張邸報，它可以與《明實錄》相互補充，尤其是晚明，因為明朝末年沒來得及修《實錄》。所以謝老就說，有時間你可以去琉璃廠走走，翻翻書，開卷有益。他老人家晚年快走時，我去看他，他腿都腫了，連北京人穿的老布鞋，都穿不上了。他告訴我說，要注意身體。

說到謝先生，應該說，我很幸運。當年我在歷史所拿學位的那個論文，是請謝先生來參加答辯。謝先生是老前輩了，年齡也長，比楊向老還長，輩分也高。老一輩很厚道，不像今天。我講一個故事，這個事我還從來沒給人講過。我去謝老家，給先生說，楊向老叫我做了一個文章，叫《顧炎武評傳》,到時候要麻煩謝老去坐一坐。謝老說，我一定來。因為謝老讀的書很多，學問也很博，加上過去做過《顧亭林學譜》——這篇文章深得梁任公先生的賞識。他就問了我一個問題，陜西那個李因篤的《受祺堂集》你讀過沒有?我回答說，謝老啊，這次需要讀的東西太多了，我只是翻了一下李因篤的文集，但詩集還沒有好好讀。謝老就說，要好好讀一下，研究顧亭林和李因篤的關系，也是個值得做的題目啊。

答辯的那一天，謝老來了。我說啊，老一輩的大家厚道，他不是為難我們這些年輕人，而是先給我們一個提示，研究顧炎武要注意解決一些他個人認為要解決的一些難題。結果謝老問的問題就是那天他問我的問題。我就如實地做了回答，謝老說，不僅要讀他的文集，也要讀他的詩集，研究歷史除了一般史料，還可以“以詩證史”啊，你讀得越多，就越有發言權。老人家很厚道。

顧頡剛先生的藏書也很多，也有很多書有版本價值。顧先生的有個女兒在貴陽，在聾啞學校，但是我從來沒有去問過。

來源：《陳祖武先生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