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中的貨幣競爭

觀察家

文/韓明睿

距今整整半個世紀的1976年，研究重點已轉向法學和政治哲學多年的哈耶克趁著兩年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熱度，再度推出經濟學著作《貨幣的非國家化》，驚世駭俗地倡議取消法定貨幣的壟斷地位，讓貨幣領域和其他很多市場一樣允許自由競爭，以剝奪國家濫發貨幣、引發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的能力。但哈耶克此書以理論為重，缺少對歷史上貨幣競爭真實情況的探究。中國兩位經濟學家劉愿和管漢暉出版的《貨幣競爭：一項經濟史的分析》則在探討多元貨幣的理論爭論和運作機制的同時，展示了中國歷史中的幾個實際案例。

貨幣競爭：從理論到實踐

不可否認，貨幣由國家統一發行是歷史常態。私營金融機構獨立發行貨幣的記錄不多，在現代國家中更是基本不見蹤跡。這自然讓很多經濟學家對非國家化的貨幣高度懷疑。但私營貨幣之罕見，究竟是國家動用強制力排擠的后果，還是因為其本質脆弱因而必將失敗，并非一目了然。

哈耶克就認為，貨幣領域放開競爭后會像正常的商品市場一樣，在競爭中涌現出一些質量可靠的提供商，即發行穩健貨幣的銀行。持懷疑態度的經濟學家們反駁說，由于生成紙幣或電子貨幣的成本極低，貨幣發行者有強烈的動力去大量超發貨幣，以期更多地賺取貨幣面值與其成本之間的差額，即俗稱的“鑄幣稅”。這樣一來，惡性通脹就會很快爆發，使貨幣市場崩潰。支持哈耶克觀點的經濟學家們的回應是，貨幣使用者們的選擇自由所帶來的競爭，加上發行商維護自身聲譽以在長期持續獲得收益的激勵機制，完全可能讓幣值穩定的良幣在市場中驅逐劣幣。

這些理論上的交鋒固然可以給人一些啟發，但如果不落實到實際經驗上，意義并不大。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假如沒有經驗證據，貨幣競爭的實際效果乃至基本的可行性都要存疑。一些受奧地利學派思想影響的經濟學家為此考察過18世紀蘇格蘭的自由銀行體系等來自近代歐美的例子，引起了一些爭論。其實，中國早在西漢年間就曾放開過私人鑄幣。清末和民國前期，多元貨幣的格局也一度復興。

漢文帝、景帝統治期間推行“使民放鑄”的政策，在規定質量標準、實施監督稽核的前提下，允許私人鑄造銅錢。考古證據表明，在此期間市面上流通的私鑄銅幣的重量和成色良好、穩定，不僅普遍達到甚至超過法定標準，還優于禁止私鑄的武帝時期官方壟斷的鑄幣。

清末，市場上流通的貨幣種類繁多，既有銅錢等金屬鑄幣，也有白銀和鈔票。貨幣發行機構也相當多樣，傳統的錢莊、票號與外資銀行、華商銀行并存。這一基本局面延續到了民國年間，此時被稱為“兌換券”的紙幣有了正式的準備金制度，名義上施行100%準備金率，其中六成須是白銀“現金”，另外四成可以是證券、房契等“保證準備”。可見，在多元貨幣的秩序中，白銀仍起著基礎性作用。

以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為代表的發鈔行，在民國動蕩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下努力保持信用和幣值穩定，向社會公開自身的準備金情況，并隨貨幣需求的季節波動調整貨幣投放量，在1929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金貴銀賤、白銀內流”形成通脹壓力時主動收縮銀根以平抑物價。在沒有中央銀行的情況下，該行還牽頭與同業創辦了上海銀行公會，設立公共準備金來承擔流動性危機時的最后貸款人職能。

大蕭條持續數年后，西方主要國家陸續放棄金本位，美國還開始實施白銀收購政策。白銀的地位相對提高，價格隨之上漲，轉為從中國流向國際市場，在國內造成了通貨緊縮，史稱“白銀風潮”。風潮期間，外資銀行受套利驅動，主要是在對外輸出白銀。扎根國內的華商銀行則逆勢擴大白銀儲備，并增發貨幣來對抗通縮壓力。本書研究發現，其中商譽更佳者，貨幣投放也更平穩。正如支持貨幣競爭的理論家所判斷的那樣，聲譽機制有效地約束了這些發鈔行的經營策略，令其謹慎行事而非濫發貨幣。

與漢武帝廢除“使民放鑄”政策類似，1935年國民政府啟動法幣改革，將發鈔權收歸集中管理，并取消銀本位，逐步確立了官方壟斷控制的貨幣發行體制。僅剩的三家特許發鈔行淪為政府的赤字融資工具。隨后貨幣開始超發，物價增速也明顯加快。壟斷而又管理不善的法定貨幣，就此在國統區取代了良性競爭的多元貨幣。

1940年代初，皖南事變等沖突公開爆發，國民政府對中共領導的軍隊停發一直以來由法幣支付的軍餉。作為應對，陜甘寧邊區開始發行“邊幣”，同時不再允許法幣在邊區使用。然而國共各自控制的地區之間不可避免地仍有貿易往來，其中自然要用到法幣。同時，法幣作為長期廣泛流通且有外匯儲備支持的官方貨幣，也不可能一夜之間就在邊區喪失信用基礎。因此現實中法幣在邊區的流通并未禁絕。貨幣競爭由此在邊區重現。

邊區銀行初始的貨幣政策較為穩健，邊幣的實際使用范圍逐漸擴大。但從1942年四季度起，為了彌補財政赤字，邊幣大量增發。高通脹隨之出現，邊幣相對法幣也大幅貶值，比價在1943年跌了數倍。邊幣的流通范圍相應收縮，在與法幣的競爭中落于下風。1943年底，邊區政府意識到了問題所在，一度暫停邊幣投放，并在隨后的幾個月中推出了一系列財政緊縮措施。第二年，財政、金融政策全面調整后的邊幣進入謹慎發行階段，物價趨于穩定，邊幣兌法幣的比價也開始上升。

而在同期，法幣在國統區無需面對競爭，國民黨貨幣當局沒有自我約束的激勵，于是變本加厲地將赤字貨幣化，甚至在準備金比例不足的情況下強行空發法幣，還隱瞞空發事實，對外公布虛假的發行量數字。顯然，空發部分的貨幣流入市場后，照樣會按照經濟規律助推通脹，秘密空發純屬掩耳盜鈴。壟斷發行貨幣的國統區，最終迎來了至今眾所周知的惡性通脹。

貨幣的政治經濟學

《貨幣競爭》一書分析的這幾個例子，既有史實的梳理，也有量化的分析，堪稱扎實而精彩。競爭性貨幣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在真實世界中有過若干次成功經驗的方案。不過書中的主張也有值得推敲之處。

本書追隨哈耶克，設想由私人銀行在“商品準備本位制”下自由發行貨幣，但是考慮到貴金屬等商品儲備有限，貨幣發行的準備比例又不可能無限降低，因此擔心貨幣總量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持續增加，導致通貨緊縮，而通縮的“危害不亞于通貨膨脹”。這種對通縮的無條件恐懼其實缺乏切實的根據。

弗里德曼就曾提出，最優的無風險名義利率是零，所以通脹率應該為負。貨幣經濟學家喬治·塞爾金（GeorgeSelgin）也論證說，既然價格是一種信號，貨幣存量保持穩定時由產出增長所推動的溫和通縮就反映了生產率的變化，是一種有助于經濟決策的信息。如果人們將這一可能性納入預期，通縮就完全可以是良性的。央行人為抹平價格水平的變動，反而不利于經濟主體準確判斷經濟形勢，加強了他們的“貨幣幻覺”，不必要地干擾了市場運行。邁克爾·博多（MichaelBordo）等幾位學者對19世紀幾大工業化國家的實證研究印證了塞爾金的結論，發現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通縮基本是良性的，經濟在此期間實現了持續增長。

更為關鍵的一個問題是，競爭性貨幣在純粹的經濟意義上可行且運作良好，但未必是種在政治上可長期持續的制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助餐廳外走廊的墻上陳列著各成員國的紙鈔，1990年代任首席經濟學家的邁克爾·穆薩（MichaelMussa）喜歡就此半開玩笑地說，每回他走過這條走廊時都會再次領悟到貨幣經濟學中一條最穩健的規律——國家與貨幣之間有著一一對應的關系。當然，這是在歐元出現之前，但當時就已有很多經濟學家懷疑，缺乏中央財政當局支撐的歐元能否真的得以長久，而歐元也的確在誕生后僅十年左右便遭遇了生存危機，今天的歐元區為此仍在掙扎著試圖建立財政聯盟機制。

在長時段的歷史中，國家與貨幣之間的關系通常相當緊密。不少古代國家都發現，統一發行貨幣可以更便利地以此來征稅和支出，也能減少民間以物易物或不同貨幣兌換的不便，促進國內的商業流通。另外，獲得“鑄幣稅”也是國家鑄幣的一種動力。對此，競爭性貨幣的倡導者認為，這些問題有的現已不是問題，有的恰恰是國家權力應受約束的地方。在計算機網絡的時代，貨幣兌換早已不再困難。事實上有研究發現，歐盟市場主體原先的貨幣交易費用本就不高，歐元并不能進一步明顯降低成本。而國家獲取收入也應當依靠議會正式行使其財稅權力，不該走“鑄幣稅”這樣的旁門左道。

然而競爭性貨幣在政治上面臨的最大困難還是來自財政方面。當年的國民政府將發鈔行當作提款機，固然可以歸咎于其權力不受制約，但背后也的確有為抗戰而融資的真實需求。由此可見，民國后期多元貨幣格局的終結，與一戰時金本位中止運作一樣，都是未受國家直接管控的貨幣體系被軍費開支需要所壓倒的例子。

歷史一再表明，當國家面臨總體戰等重大危機，因此產生迫切而巨大的財政汲取需求時，貨幣發行體制很難不被焦渴的政府接管和利用。即便國家日常通過貨幣干預經濟的理由和效果真的不夠好，國家在危機中確保資源汲取能力的需要也依然存在，不容忽視。

從更全面的政治經濟學視角來看，也許正是為了能在不定期爆發的危機時刻迅速啟用貨幣所蘊含的融資功能，現代國家才普遍將貨幣與其他市場領域區別對待，把基礎貨幣的發行權抓在手中，采用了在平時就統一發行法定貨幣的制度。而為了應對貨幣政策政治化引發高通脹的問題，各國后來大多又給予了中央銀行一定的獨立性，如賦予其保持價格穩定等較為狹窄的職責，不允許財政部門在常規時期直接向其融資等等。法定壟斷貨幣或許在經濟上相對于貨幣競爭只是次優方案，但在國家競爭的世界里恐怕難以避免。如果自由的貨幣秩序經不起國家危機的考驗，現有的制度安排在現實中就是最為穩健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