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濟的改革需要方向時，思想的躍遷就開始了

如果我們回過頭看改革開放，在最初的歲月里，不完全來自政策層面的號召。

它是一種很奇特的社會心理反應。

記得有一幅油畫，一位大神發瘋了，經過一場狂風暴雨般的暴力凌亂，他無力地倚在大樹旁，徹底失去了神性的光環。

于是，那種來自外部性的神性被擱置了，最樸素的人性開始蘇醒，空洞的“斗私批修”成了西天的云，人們開始了最平凡的生存選擇。街頭有了人間煙火，有人用全國通用糧票換雞蛋，有人擦皮鞋。正泰集團的創始人南存輝，就是在溫州街頭擦皮鞋養家，后來干脆幾個人合伙辦了個小作坊，起早貪黑一個月，只賺了35塊錢，總算沒虧損，這是生存的掙扎；再往后首都的小販也開始從廣州北京西單往返，倒賣牛仔褲，那種來來往往的生死時速，真的令人感慨萬端，這就是最早的市場經濟。都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在哪？就在每一個小家的平凡故事里，不在宏大的敘事中。

鄧公為什么要回到三個尊重，因為國企支持不了日益龐大的行業群體，人們要生活，要活得正常，都市里一個五口之家也就能分1-2斤肉票，那的確是一個商品稀缺的時代。

而所有這些在那個時代都是異類，改革開放的信號的不是街頭上投機倒把的小販，而是一次思想的躍遷。

什么是改革？

你說是改革，我說是老百姓生活的本能。而中國這個古老的民族永遠離不開青天在上。

是鄧公擱置了經典理論，釋放出了從意識形態解放的信號，用今天的眼光看，似乎一切都很自然 ，但在那個時代，時間越彌久，越覺得太偉大了。

沒有思想的躍遷，就沒有四十年的改革開放。

鄧公說的經濟發展的硬道理有三個標準，這就是三個有利：

第一，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第二，要有利于提高綜合國力；第三，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樸實的話語，非常務實的風范。三個有利之外，補丁打得多了，就成了莊子筆下的“駢拇枝指”。

鄧公說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尤其適合于今天。

而我們今天又回去了，在問誰是資本家？誰是企業家？

在談民營會不會去偏遠山區架電網。

不知道世間上還有哪個經濟體一天到晚閑不住，去問民營的小老板們是不是資本家，是不是剝削壓迫了勞動者，歷史的數據勝于雄辯：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人均GDP448元，改革開放前的1977年，提升到894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但這不是大國競爭的選擇，在同一個歷史過程，中國的發展并不是遙遙領先，而是徐徐落后了。

1950年日本人均1921元，是中國的4.3倍；韓國854元，是中國的1.9倍；北朝鮮686元，是中國的1.5倍；新加坡2219元，是中國的5.0倍。

1950年日本人均12956元，是中國的14.5倍；韓國2840元，是中國的3.2倍；北朝鮮2177元，是中國的2.4倍；新加坡7622元，是中國的8.5倍。

2025年中國13640元，北朝鮮已經沒數據了，但中國已經飛快地縮小了與經濟發達國家的倍數，2025年日本從14.5倍回落到2.4倍，韓國回落到2.8倍，新加坡回落到6.9倍。

我們剛剛有了點幸福感，別折騰。

而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的靈魂拷問，決定了一個時代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

于是要問，沒有思想的躍遷，我們還能改革什么？

中國經濟的諸多矛盾在碰撞，一切都在“規范”，人們的開思想雙開始高度趨同，它需要再一次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