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說律師不認可罪名，當事人就不能做認罪認罰，這對不對？

問題的提出
昨天晚上，正準備和朋友吃飯的時候，接到一個案件檢察官的來電，檢察官電話中表明，她收到了本人對在辦案件定性的辯護意見，她認為有道理，所以她也向上級院做了匯報，但上級院可能不同意更改定性。所以她的建議是，辯護方就不要再提罪名異議的辯護了。否則，即便當事人愿意做認罪認罰，因為辯護人對罪名有異議，他們檢察院也將不能做認罪認罰具結。她進一步說到，即便后續法院改了罪名，他們也會抗訴......
總之，檢察官的核心觀點是：如果辯護律師對罪名持異議，即便當事人愿意做認罪認罰，那檢察院也就不再走認罪認罰程序。即便后續法院判決更改罪名，檢察院也會提出抗訴。
對于檢察官這樣武斷且無禮的溝通，雖然很讓人不舒服，但是筆者卻更加關注其相關表述背后的邏輯是否有法律上的依據。事實上，像這種情況在實務中，也并不罕見：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司法實踐中，常出現一種程序僵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確表示自愿認罪認罰，對檢察機關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均無異議，但辯護律師基于獨立判斷，對罪名定性或量刑建議提出不同意見。此時，部分檢察官會認為，辯護律師的異議意味著控辯雙方未達成“協商一致”，從而拒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這一觀點是否正確，直接關系到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障與制度功能的實現，所以，這也是筆者想在本文中嘗試研究和找到答案的問題。
認罪認罰的核心要件是當事人本人的自愿性
筆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根基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性，而非辯護律師的認可。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8年修正）》第十五條，適用該制度的條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該條文將“自愿”的主體明確限定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并未將辯護律師的同意作為構成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四十七條進一步明確，“認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認罰”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愿意接受處罰”。上述規定反復強調的主體均為當事人本人。因此，只要當事人本人的認罪認罰是自愿、真實、合法的，制度適用的前提條件即已滿足。
辯護律師的異議屬于獨立辯護權的正當行使，不替代當事人意志
在具體案件辦理中，辯護律師對罪名或量刑建議提出異議，是辯護律師依法獨立行使辯護權的體現，并不等同于當事人自己的意志。這應該是法律實務通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三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時，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九條亦規定，人民檢察院不采納辯護人所提意見的，應當向其說明理由。
上述規定表明，法律保障辯護律師發表獨立意見的權利，但并未賦予其意見以否決當事人本人認罪認罰意愿的效力。
辯護律師的職責是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非代替當事人作出是否認罪認罰的決定。當事人與律師意見不一致時，應以當事人本人的真實意愿為準。律師的異議可以作為檢察機關審慎審查認罪認罰自愿性的提示，但不能直接等同于當事人反悔或制度適用條件不成就。
辯護律師異議不當然阻斷認罪認罰程序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印發〈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指導意見〉的通知》第三十五條對此問題作出了直接回應：“被告人認罪認罰而庭審中辯護人作無罪辯護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核實被告人認罪認罰的真實性、自愿性。被告人仍然認罪認罰的，可以繼續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該條文確立了清晰的處置規則：辯護律師的異議（甚至包括無罪辯護）并不自動導致認罪認罰程序的終止，關鍵在于檢察機關核實后當事人是否仍然堅持認罪認罰。只要當事人自愿性未動搖，制度即可繼續適用。
該規定雖直接針對庭審階段，但其蘊含的法理邏輯——當事人自愿性優先于辯護律師意見——同樣適用于審查起訴階段。檢察官以辯護律師有異議為由拒絕適用認罪認罰程序，實質上混淆了“聽取意見”與“達成合意”的界限，將辯護律師的獨立意見誤讀為當事人認罪認罰的生效條件，與上述規定精神相悖。
事實上，（2021）浙03刑終600號入庫案例（入庫編號：2023-11-1-340-010）裁判要旨表述中也重申了這樣的原則。
該入庫案例裁判要旨：辯護制度是一項基本刑事訴訟制度，辯護人提出罪輕、無罪或者量刑意見系其職責所在。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是一項憲法性權利，辯護人依法發表辯護意見不能當然視為被告人拒不認罪，亦即辯護人的獨立意見并不當然推翻被告人的認罪認罰態度。也就是說，辯護人單方面對罪名提出異議，并不直接導致認罪認罰程序的終止。
引言中的檢察官“不能做認罪認罰”的觀點不能成立
綜合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本文開始時提及的檢察官的觀點存在三重誤區：
其一，錯誤地將辯護律師的同意作為認罪認罰的法定要件，而法律并未作此要求；
其二，混淆了辯護律師的獨立辯護權與當事人本人的認罪認罰意愿，以律師意見替代當事人意志；
其三，忽視了認罪認罰制度的核心要義，未履行核實當事人自愿性的法定職責。
筆者認為正確的處理路徑應當是：檢察機關應當認真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對其提出的罪名定性或量刑建議異議進行審查。若認為律師意見合理，可依法調整量刑建議或變更指控；若認為意見不合理，應當向辯護律師說明理由。同時，應當重點核實當事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確認其是否在了解律師意見后仍堅持認罪認罰。只要當事人自愿性真實、合法，即可繼續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結語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尊重和保障當事人的自愿選擇權。辯護律師的異議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絕不能異化為剝奪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的障礙。檢察官應當準確理解制度要義，在充分聽取律師意見與尊重當事人自愿性之間尋求平衡，而非簡單以“律師有異議”為由關閉認罪認罰程序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