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上海著名男主持，私下是個“老婆奴”，退休后在虹口公園駐唱

前段時間，南京東路第一百貨搞了一場銀齡主題活動，請來一位特邀嘉賓聊婚姻經驗。

臺上主持人拿“上海男人最聽老婆話”打趣，這位嘉賓接過話頭，答得毫不含糊：婚姻保鮮的核心就一條，老婆說的都是對的。

臺下一片笑聲。說這話的人叫寶雷，原名陳寶雷，上海電視圈的老面孔。

上了年紀的觀眾對他不會陌生，八九十年代守在電視機前看《法律與道德》的那批人，對這張臉幾乎過目不忘。

西裝筆挺，表情嚴肅，把一樁樁法律案件掰開揉碎講給普通老百姓聽，是上海灘公認的“普法名嘴”。

這樣一個在熒屏上正襟危坐的人物，私底下居然是個甘愿在家買汰燒、凡事都聽老婆安排的標準上海好男人，反差確實不小。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寶雷骨子里就不是一個端架子的人。

他走上電視這條路，本身就帶著幾分“不按常理出牌”的意思。1957年出生的寶雷，母親是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第一代播音員，也是中國廣播劇最早的女導演之一。

按說有這樣的家庭背景，子承母業順理成章，偏偏母親最反對他干這行。

原因很現實：早年播音行業壓力極大，念錯一個字就要被嚴厲追究，有些老播音員一進播音間就緊張到條件反射式嘔吐。

母親在話筒前站了一輩子，太清楚其中的苦，打定主意不讓兒子重蹈覆轍。1976年，母親給他報了青年宮的畫畫班，結果陰差陽錯，寶雷收到的是朗誦班的錄取通知。

他沒敢跟家里說，偷偷去上了課。這一上就再沒回頭。進朗誦班才四個月，他就拿到了給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紀錄片《西藏高原》配音的活兒。

第二年又給上海電視臺的專題片配音，語言天賦藏都藏不住。母親最終拗不過，但退了一步：進電視臺可以，只能去廣告科播音，別碰新聞和節目崗。

寶雷答應了。結果這個“退而求其次”的安排，反而讓他成了中國電視史上第一條商業廣告的播報者。你越想繞開的方向，偏偏成了你最亮眼的起點，命運有時候就是這么擰巴。

此后的職業軌跡，基本就是一路上行。1983年，他正式出任《生活之友》欄目主持人；1984年主持了上海市首屆《我愛祖國語言美》普通話評比活動，連做幾屆，口碑漸起。

但真正讓他在上海灘家喻戶曉的，是1986年5月開播的《法律與道德》。這檔節目在中國電視史上有明確的坐標意義。

國內第一個專門的電視法律專欄。每周固定時段，寶雷坐在演播室里，把枯燥的法條和復雜的案情轉化成街坊鄰里都能聽懂的大白話，既講規則也講人情。

在電視頻道還極度稀缺的年代，節目開播即拿下同時段收視冠軍，每晚準時收看成了大量上海家庭雷打不動的習慣。

節目帶來的民生影響力，放到今天看依然驚人。寶雷每天收到大量觀眾來信來電，咨詢各種法律問題。

走在馬路上被人認出來，路人二話不說就拉著他調解家庭矛盾、鄰里糾紛。那個年代還沒有專門的民生調解類節目，寶雷某種程度上充當了上海灘最早的“電視老娘舅”。

1992年5月，通過觀眾公開投票，他當選“上海電視臺最受歡迎的節目主持人”，這是觀眾給出的最直接的認可。

事業走上快車道的同時，寶雷的私人生活也迎來了重要轉折。1993年東方電視臺成立，寶雷作為骨干力量從上海電視臺調入東視，是實打實的開臺元老。

在東視，他一邊主持全國最早的談話類節目之一《東方直播室》，一邊繼續扛著新版《法律與道德》，工作排得滿滿當當。

也是在這個階段，他牽頭籌備了一檔叫《讓我們同行》的交友節目，專門服務大齡未婚青年。

這檔節目是上海本土最早的電視相親欄目，比后來紅遍全城的《相約星期六》還要早上好幾年。

節目選定的女主持人叫袁琳，同樣是上海電視臺的資深主持人。兩人天天泡在一塊兒寫策劃、錄節目、對接嘉賓，從工作搭檔慢慢走到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這檔專門幫別人牽線搭橋的節目，最后倒先成全了兩位主持人自己。節目播到第14期，袁琳懷孕，不得不退出，欄目隨之停播。

節目沒能延續下去，兩個人的緣分卻從此扎下了根，一路攜手走到了今天。到了九十年代末，隨著年紀漸長，寶雷開始減少臺前曝光。

2000年以后，他基本退出了一線主持崗位，留給觀眾最后的熒屏印象，大多是在福利彩票開獎節目里沉穩出鏡的樣子。2017年正式退休，徹底告別了干了三十多年的演播室。

他還參演過SMG排的主持人版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演了個老工人角色，圓了一把話劇癮。

不過最近兩三年，他找到了一個更接地氣的新愛好，去虹口公園唱歌。每周固定時間，寶雷都會出現在公園歌友會的人堆里，和一群中老年歌友排練經典老歌。

穿著清爽的Polo衫，嗓音渾厚清亮，唱起來韻味十足。路過的游客放慢腳步端詳半天，認出來之后又驚又喜。

有人把視頻傳到網上，評論區冒出一些“當年的大主持人淪落到公園駐唱”之類的聲音。寶雷本人倒看得很開。

他說退休快十年了，今年也快七十了，唱歌帶來的快樂特別實在。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歌友待在一起，精神上的滿足感是別的事情替代不了的。

他還打算以后每天都來唱一個小時，既練嗓子又活動筋骨，比悶在家里強多了。周圍市民說他的加入給歌友會提了檔次，他擺擺手，說自己是跟著大家一起進步。

碰上老觀眾認出他來打招呼要合影，他一概來者不拒，隨和得就像弄堂里的普通鄰居。

回到家里，他照樣保持著標準的上海老爺叔做派，買菜做飯收拾家務一樣不落，大小事情多和袁琳商量著辦。

七夕活動上那句“老婆說的都是對的”，不是場面上的客套話，就是他過了幾十年的真實日常。

他自己也說得坦白，這不叫怕老婆，這是上海男人過日子的普遍智慧，就像大家常調侃的“馬大嫂”，買、汰、燒樣樣拿得起，家里的事順著對方來，日子才能過得安穩。

當年在《法律與道德》里，他見證過無數家庭的爭吵與破裂，講了幾十年法律與道理。輪到自己過日子，用的反而是最樸素的辦法：少講道理多做事，身段放低，日子過踏實。

虹口公園的歌聲還在繼續。那個當年把法律講得頭頭是道的名嘴，如今換了個舞臺，用一首首老歌打發著自己安安靜靜的晚年。聚光燈熄了，樹蔭底下照樣能唱得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