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朱兆一：贏得利潤卻錯過時代的深痛都有誰？

今天的世界正站在又一輪大國競爭的門檻上，供應鏈安全、技術自主與產業完整，重新成為決定國運的關鍵詞。威尼斯、荷蘭和昔日的英國都曾富甲天下，也都曾自信精明，卻都在資本一筆筆劃算的算計中，親手放走了原本屬于自己的時代。它們留給后人的教訓其實很樸素：一個國家真正的強大，不在于它擁有多少家富可敵國的公司，而在于這些資本與產業，在關乎民族命運的緊要關頭，愿不愿意和國家站在一起，賭上眼前的利潤，去換取長遠的未來。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中東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兆一，文章來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眾號。

本文大約4500字，讀完約11分鐘。

相信商業力量的人一般持有一種樸素的信念，即公司越賺錢，國家就越強大。一家企業市值登頂，一個行業利潤豐厚，仿佛就是國運昌隆的證據。

這種直覺在多數時候基本準確，因為企業本就是財富的創造者，也是國力的載體。可一旦把時間尺度拉長到幾十年乃至幾個世紀，就會看到一個被反復證明的事實：公司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同向，往往只是階段性的巧合，談不上什么永恒的規律。

資本天然追逐回報，哪里利息高、本金穩，就流向哪里，它沒有祖國；國家卻必須守住疆土、產業與航路，它輸不起長期的衰落，歷史上曾經上演的一幕幕悲劇其實高度相似。

每當有少數巨商大賈或超級資本，把眼前可見的利潤擺在國家長遠命運之上時，最后替這筆賬買單的，常常是整個民族。

本文嘗試從四個跨越600年的故事，來解讀這條邏輯線。

威尼斯：見死不救

1453年的春天，君士坦丁堡在奧斯曼大軍的圍攻下危在旦夕。這座千年古城是基督教世界抵御東方擴張的最后堡壘，更是地中海貿易體系的咽喉所在。

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11世接連向西方求援，最迫切的指望落在威尼斯身上。彼時的威尼斯握有地中海最強的槳帆戰船艦隊，與拜占庭有著數百年的通商往來，論實力，論情分，都最有資格出手相救。

然而威尼斯的元老院遲遲拿不定主意。由商人和將領構成的執政集團，反復盤算的是另一筆賬，他們擔心戰艦在炮火中折損，更擔心商路因開戰而中斷，誰來承擔這筆損失？他們既舍不得各有其主的商船改造的艦船，又顧忌得罪正在崛起的新強權，于是把決斷一拖再拖。

直到當年5月，奧斯曼的巨炮已經轟塌城墻，威尼斯派出的救援艦隊仍在海上觀望遷延，終究沒能趕到。雖然城中倒不乏特雷維薩諾這樣的威尼斯船長自發參戰、力戰而死，可那是個人的血勇，與威尼斯商人執政階層的消極抵抗意志完全是兩回事。

更耐人尋味的是，威尼斯與熱那亞這對地中海上的老對手，即便在生死關頭也彼此提防，誰都不肯先押上自己的艦隊，結果誰也沒能救下這座城。冷冰冰的商業理性，壓倒了同樣冷峻的地緣判斷。

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第二年，威尼斯就派出使節與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簽訂通商條約，急匆匆地向新主人示好。在精明的商人看來，這無非是把損失降到最低的止損操作。

可歷史的賬要復雜的多。

奧斯曼牢牢扼住了東地中海的傳統商路，把守住了香料與絲綢進入歐洲的關口，層層加征的關稅讓威尼斯賴以為生的轉口貿易越來越昂貴。被高價逼到墻角的歐洲人，開始想方設法繞開這道關卡。葡萄牙人沿著非洲海岸一路向南，1488年繞過好望角，1498年達·伽馬抵達印度，一條全新的海上香料之路就此打通。新航路一開，威尼斯幾個世紀苦心經營起來的地中海壟斷頃刻瓦解。

到1504年，亞歷山大港和貝魯特的香料市場已經枯竭，世界財富的重心北移到里斯本、安特衛普和阿姆斯特丹。威尼斯并非一夕傾覆，此后它還在亞得里亞海的一隅勉力支撐了將近300年，直到1797年被拿破侖徹底終結，但它作為世界貿易中心的黃金時代，其實在那次見死不救的猶豫里就已經寫下了結局。威尼斯的商人們算清了眼前的每一筆賬，卻輸掉了整個原本屬于自己的時代。

荷蘭：喂大對手

如果說威尼斯輸在不肯為國家承擔風險，那么荷蘭的故事，則揭示了另一種更隱蔽的錯位——資本為了追逐回報，竟甘愿親手喂養了日后打敗自己的對手。

17世紀的荷蘭是當之無愧的“海上馬車夫”，阿姆斯特丹是全歐洲的金融心臟，股份公司、證券交易所、現代信貸與海上保險的雛形大多在這里誕生。然而荷蘭本土能夠吸納的實業投資終歸有限，長期順差積累起來的巨額資本急于尋找出路，便越來越多地流向海外。

轉折發生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荷蘭執政威廉登上英國王位，荷蘭先進的公共財政技術連同大量資金一道涌入倫敦，英國據此建立起以國債和英格蘭銀行為核心的現代金融體系。

整個18世紀，阿姆斯特丹的食利階層精明地發現，買英國政府公債比投在本國日漸萎縮的產業上回報更穩、更高，于是源源不斷地為倫敦的債務埋單。單看每一筆來自荷蘭的投資都無可挑剔，利息豐厚，抵押可靠，違約風險極低。

問題在于，這些錢被英國拿去做了什么？它被用來擴充艦隊，用來支撐一場又一場爭奪海權與殖民地的戰爭，而這些戰爭的對手，時常就包括荷蘭自己。資本從不過問槍口對準誰，只在意利息高不高、本金保不保。國家的安危，在它眼里被拆解成了一筆筆可以定價的投資標的。

等到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烽火燃遍歐洲，倫敦終于徹底取代阿姆斯特丹，登上世界金融中心的寶座。

1795年，荷蘭共和國被法軍占領而滅亡，曾經分紅率近兩成、輝煌兩個世紀的東印度公司黯然清盤，投資者血本無歸。荷蘭的資本固然在英國的崛起里賺足了利息，荷蘭這個國家，卻把海上霸主的位置永遠地拱手讓了出去。

當資本開始為對手輸血，霸權也就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沒落。

英國：為敵融資

英國笑到了最后，可它同樣沒能跳出這個循環，只是把角色從受益者，換成了下一個失意者。

有史學家認為，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是英國的借貸商在給反叛者輸血，這其實是個誤會。真正出錢出槍援助北美的是法國和荷蘭，法國的介入甚至逼得英國在1780年干脆對荷蘭宣戰；阿姆斯特丹的銀行家則在1782年為新生的合眾國安排了大筆貸款。英國資本真正大規模奔赴美洲，是在美國獨立之后整整一個世紀里發生的事，而那一幕才更值得今人深思。

19世紀后期，倫敦金融城手握全世界最雄厚的資本，卻把目光越來越多地投向海外。1870年到1914年間，英國每年輸出的資本平均占到本國總投資的1/3，其中很大一塊正是美國和阿根廷的鐵路與公用事業債券。倫敦證券交易所甚至專門辟出“美國鐵路”交易板塊，無數英國家庭的儲蓄，就這樣變成了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軌、礦山與港口。

這本是再合理不過的逐利選擇，新大陸的債券收益高于本土?？蓳Q一個角度，從國家競爭力的尺度上看，代價就浮現出來了。這些資本本可以投向英國本土正在興起的鋼鐵、化工與電氣工業，讓老牌帝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守住領先，它們卻為了幾個百分點的額外收益漂洋過海，去為一個正在飛速逼近自己的對手添磚加瓦。

當時英國國內就有人尖銳地指出，過度的資本外流正在抽干本土工業升級所需的血液。結果眾所周知：美國的人均產出在19世紀90年代超過英國并一騎絕塵，到1900年，美國在鋼鐵、煤炭和制成品產量上全面壓倒英國，坐上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的位子。英國資本在美國的鐵路債券上賺到了體面的利息，英國這個國家，卻親手資助了那個將要取代自己的世界霸主，又在新興產業的競賽中被悄悄抽走了未來。

美國：脫實向金

歷史并未走遠，同樣的劇情正在當代美國身上重演，只是這一次的主角，換成了全球布局的超級跨國公司和華爾街。

冷戰結束后，美國步入全面金融化的時代，資本市場成了整個經濟的指揮中樞。在追逐回報率的單一邏輯下，制造業被嫌棄成又苦又慢、回報遠不如金融來得性感的“臟活累活”，尤其是那些被認為技術含量不高、利潤微薄的“低端”制造業，被一批批轉移出去。

稀土的開采與冶煉、家電、消費電子、無人機整機、中低端武器平臺的零部件，一項接一項地離開了美國本土。從財報上看，這是一樁樁漂亮的好生意，跨國公司的全球利潤屢創新高，股東賺得盆滿缽滿。

可一旦把賬本合上，換到國家整體性經濟安全的視角重新審視，被忽略的成本就顯露無遺。今天，中國掌握著全球約七成的稀土開采、約九成的稀土加工產能，重稀土的精煉份額更是接近100%，永磁體制造也占到九成以上。當2025年北京以出口許可的方式收緊稀土這道閘門，從半導體、汽車到軍工的全球產業鏈應聲緊張，“長臂”般的管轄觸角甚至延伸到了在中國境外、用中國技術加工的稀土。在無人機領域，僅大疆一家就拿下全球約七成的市場、九成以上的消費級份額，連美國本土的商用無人機市場也有九成以上依賴中國供應鏈。

這些當年被嫌棄、被認定不值得留在國內的產業，如今卻成了卡住咽喉的命門。一架F-35戰機要用掉400多公斤稀土材料，一艘弗吉尼亞級潛艇的用量更是高達數噸。當一個國家把實業一再輕視，把“萬物皆可金融”奉為圭臬，跨國公司確實能把賬面利潤做到極致，而這個國家的工業筋骨與戰時彈性，卻在不知不覺中被一點點抽空。過度的脫實向金，損害的正是國家最難在短期內重建的那部分競爭力。

國家需要怎樣的定力

四個故事橫跨600年，主角從城邦、共和國一路演變到現代超級公司，背后那條錯位的邏輯卻驚人地一致。公司與國家之所以會在關鍵時刻分道揚鑣，根子在于它們用的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時間表和地圖。

公司盯著季度財報和年度分紅，國家算的卻是十年、五十年乃至百年的國運長賬。公司可以全球布局，哪里賺錢去哪里，它的資產長著翅膀；國家卻被釘在固定的疆土和地緣板塊上，關鍵的航路、產業鏈供應鏈一旦失守，往往要用幾代人的代價才能重建，甚至再也收復不回來。

公司本能地規避一切可控的風險，國家有時卻必須主動迎著風險而上，去守住安全的底線和長遠的位置。說到底，公司的股東未必就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資本的回報率也從來不等于一國的綜合國力。當這幾重錯位疊加在一起，巨額資本完全可能一邊為本國制造賬面上的繁榮，一邊為對手積蓄起真正的實力。

說這些并不是要否定企業和資本的價值。它們當然是財富的源泉，正因為如此重要，才更不能把一個國家的命運，捆綁在少數超級公司或利益集團的算盤之上。能源、芯片、稀土、軍工這些攸關生存的關鍵領域，不能完全交給“哪里利潤高就流向哪里”的市場邏輯去執行。

一個有遠見的國家，要有不去賺那筆最好賺的快錢的戰略定力，因為有些產業短期看既不性感也不賺錢，長期卻萬萬不可或缺；衡量它們的標準，不該只剩下賺不賺錢，還要看國家能否因此活得安穩、走得長遠。

這份定力又依賴于兩樣東西。其一，是穩定而有擔當的領導層，以及具有連續性的產業政策。東亞那些后發追趕成功的經濟體，無不是幾十年咬定關鍵產業不放松，一張藍圖干到底；而政策若隨著選舉周期劇烈搖擺、把長期戰略一次次推倒重來，再雄厚的資本也難以沉淀成持久的國力。

其二，是在開放與安全之間筑起一道國家利益的防火墻，守住關鍵技術、關鍵基礎設施和關鍵產業的底線，警惕本國資本上演“資敵式的繁榮”——在為對手添磚加瓦的同時，悄悄掏空自己的地基。

今天的世界正站在又一輪大國競爭的門檻上，供應鏈安全、技術自主與產業完整，重新成為決定國運的關鍵詞。威尼斯、荷蘭和昔日的英國都曾富甲天下，也都曾自信精明，卻都在資本一筆筆劃算的算計中，親手放走了原本屬于自己的時代。它們留給后人的教訓其實很樸素：一個國家真正的強大，不在于它擁有多少家富可敵國的公司，而在于這些資本與產業，在關乎民族命運的緊要關頭，愿不愿意和國家站在一起，賭上眼前的利潤，去換取長遠的未來。

算清每一筆賬并不難，難的是不要在精明里，輸掉整個時代?！?/strong>

文章來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眾號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