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月29日,重陽投資合伙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舒泰峰在“重陽投資”微信公眾號發表文章認為,投資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百米賽跑,需要時刻問問自己,哪些欲望是應當堅守的內在欲望,哪些是外部的欲望中介賦予的模仿欲望。如此或許有助于擺脫牛市焦躁癥,也有助于在財富與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穩、更遠。現將全文轉發如下:(全文約5300字,預計閱讀時間1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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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煩心、最令人頭疼的事莫過于看到朋友發大財。”——金德爾伯格
“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經》第46章
熊市固然讓人郁悶,牛市卻可能讓人焦躁,因為牛市中總有人比你賺的更多。尤其是在結構性牛市中,踩中風口的天天享受上漲的愉悅,“春風得意馬蹄疾”,不在風口的不僅分享不到愉悅的氛圍,還可能因為熱門賽道的資金抽血效應,而遭受凈值陰跌的苦惱。今年2月底美伊戰爭以來的行情就是這種極致行情的典型代表,除了“光”以外,其余板塊皆黯然失色。“站在光里的”與“不站在光里的”的投資人業績表現冰火兩重天。
股市是人性的放大器,在一場結構性牛市中,這種放大效應更是淋漓盡致。如果說熊市更多的是考驗投資者單一維度的耐心,這種極致的結構性牛市則不僅考驗耐心,還考驗你的貪婪、嫉妒等本能欲望。如果看不透、管不好這份欲望,不僅容易陷入無盡的焦躁,甚至還可能讓你的投資動作變形,最終落得個兩頭不討好的尷尬局面。
然而,勘破欲望談何容易,畢竟它們是內置于人類基因深處的原生設置,王陽明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碰巧最近讀到勒內·基拉爾的“欲望幾何理論”,覺得對破心中賊很有啟發,所以用這篇專欄文章來做個介紹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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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內·基拉爾(René Girard,1923—2015)是法國當代極具開創性的哲學家、文學批評家、人類學家,被譽為“欲望的先知”、“人文領域的達爾文”。
基拉爾主張跳出單一學科的桎梏,他以莎士比亞、普魯斯特、司湯達等文學大師的作品為切口,挖掘人類欲望的規律。在基拉爾之前,學界對欲望的解讀普遍是直線模型:主體→客體,即人因自身需求、本能、喜好產生欲望。但基拉爾發現,這種理論完全無法解釋生活中大量的矛盾現象:人們常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會瘋狂追逐別人追捧的事物;原本沒有價值的東西,一旦成為他人的欲望目標,就會瞬間變得極具吸引力。
他由此提出了“欲望幾何學”理論,其基本要點是:
第一,欲望不是“直線”,而是“三角形”。基拉爾指出,欲望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三角形”結構,由三個頂點組成:
主體:產生欲望的人。
客體:被渴望的東西或人。
媒介(榜樣/介體):主體模仿的對象。
我們之所以渴望某個東西,往往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多大價值,而是因為“別人也想要”或者“別人擁有它”。這個“別人”就是媒介,我們的欲望是通過模仿媒介而產生。
第二,欲望是“抄”來的。基拉爾認為,除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如餓了要吃飯)之外,人類絕大多數的欲望都不是發自內心的原創,而是通過模仿他人得來的。比如,戀愛中的情侶覺得必須互相送某種禮物、吃某種大餐,或者你想買某個名牌包,這些行為模式往往是因為你看到了社交媒體上的“別人”或身邊的朋友都是這么做而已。
在經典文學作品中,堂吉訶德就是一個典型的模仿者。他因為沉迷騎士小說,從而產生了成為游俠騎士的欲望,這是一種對楷模的模仿。福樓拜筆下的愛瑪·包法利夫人,其悲劇在于她不斷模仿浪漫小說中的愛情楷模,從而產生了對奢華生活和浪漫愛情的無盡欲望。
第三,兩種不同的模仿。根據“我們”與“媒介(模仿對象)”的距離,基拉爾將欲望分為兩種情況:
外部媒介:媒介與你距離遙遠(如歷史偉人、神話英雄、大明星)。因為差距太大,你們不會在現實中爭奪同一個東西,所以這種模仿通常是崇拜式的,不會引發沖突。
內部媒介:媒介與你處于同一層面(如身邊的同事、同學、朋友)。因為距離極近,你們渴望的資源(如升職機會、同一個戀人)是有限的,這就必然導致競爭、嫉妒甚至仇恨。我們在職場或生活中感到的“內卷”和無意義的攀比,往往就是陷入了內部媒介的陷阱。
“欲望就像萬有引力一樣,不會單獨存在于任何事物或個體內部,它誕生于人們能相互影響的空間中。”基拉爾寫道。換句話說,我們所有的欲望,本質上都是他人欲望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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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在其探討金融泡沫與危機的經典著作《瘋狂、驚恐和崩潰》中寫過一句十分扎心的話:“最令人煩心、最令人頭疼的事莫過于看到朋友發大財。”
金德爾伯格說這句話的時候基拉爾還沒有發明出“欲望幾何學”,他是從歷史上無數次金融泡沫中得出的直觀感受。從最早的郁金香泡沫,到后來的南海泡沫、運河泡沫、鐵路泡沫、互聯網泡沫……泡沫催生著新科技和新生活滾滾向前,同時也一次次催生著財富造神又毀滅的故事。
每一輪泡沫,導火索往往是新科技和新發明,它激發了人們對于未來星辰大海的想象,但是讓泡沫最終燃起熊熊大火的則是人心底里的欲望。前不久筆者在一個會議上親耳聽到一位投資人說:“賺不到一百倍就對不起這個時代”,這波AI牛市中確實有一些人賺得盆滿缽滿。這種發生在你身邊的十倍、百倍造富神話正是基拉爾所說的欲望媒介,它撩撥起人性中的貪婪和嫉妒,從而讓人們一次次地沖進新科技新賽道的風口,最終將泡沫推向極致。
從這個機制來說,泡沫的產生和破滅是注定無法避免的。泡沫論的支持者會說,正是泡沫促進了新科技的發展壯大,推動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的確,如果每個人都極致理性,確實不會有人為高度不確定的未來埋單,所以不應簡單地將泡沫定義為貶義詞,某種意義上它可能正是進化的代名詞。關于這一點,看看生物界會更為清楚。塞倫蓋蒂大草原上每次角馬的遷徙,當它們浩浩蕩蕩奪路狂奔想要過河時,總是引發劇烈的踩踏,一批角馬會成為犧牲品,而幸存者則踏著同類的尸體前行。
有種叫周期蟬的昆蟲,幼蟲在孵化后就會直接潛入土中,靠吸食植物和樹木根部的汁液在地下蟄伏17年。期滿之后,數十億(有些人說甚至是數萬億)成蟲紛紛于五月的第二周破土而出并迅速開始瘋狂交配。在樹上產完卵后,所有成蟲都會在六月底之前死亡。大約六周后,新孵化出的幼蟲將再度從樹上返回地下,繼續開啟下一個17年的生命輪回。周期蟬的這種進化策略被稱為“捕食者飽和效應”,它在過去的歲月中一直非常成功,因為沒有任何捕食者能在短短幾周內吃掉如此多的獵物。
“捕食者飽和效應”就是泡沫效應,所以在泡沫中前進可能正是進化的基本規律或者說進化的悖論。這個悖論清晰地展現出進化是有代價的。問題在于,沒有誰希望成為被踩踏的角馬和被吃掉的周期蟬,而是都想成為順利渡河的那一個。投資行為客觀上有利于技術、經濟和社會的進步,但是我想所有投資者也都希望通過投資實現財富的長期保值和增值,而不是成為進化的炮灰。
想做到兩者的平衡需要高度的技巧與智慧,好在它已經被投資前輩們所提煉并凝結為經典。本杰明·格雷厄姆是1929年史詩級股市泡沫及大崩盤的親歷者。大崩盤后,他過早地在1930年進場抄底,導致管理的基金整體虧損70%,瀕臨破產。這次慘痛經歷讓他意識到杠桿與投機的危害,痛定思痛,于1934年出版《證券分析》,對投資與投機進行嚴格區分,并提煉出股權思維、安全邊際、市場先生三大核心理念,從此被稱為“價值投資之父”。巴菲特則在這套理念基座中加入了“能力圈”的重要一環。
經過巴菲特和芒格等投資大師的發揚光大,價值投資成為投資顯學。然而,盡管有巴芒等人珠玉在前,巴菲特股東會每年朝圣者如云,但真正在投資實踐中踐行價值投資的人卻少之又少,這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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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投資之難或不在技巧而在于心性,因為它是一套逆人性的投資哲學。情緒極不穩定的市場先生天天出現在你面前,時而憂郁時而狂躁,憂郁時讓你絕望,狂躁時則在你的身邊營造出各種一夜暴富的“欲望媒介”,誘使你忘記紀律,加入你追我趕的游戲。
不知道巴菲特有沒有讀過基拉爾,但他應該深知“欲望媒介”的厲害。1956年,26歲的巴菲特在老師格雷厄姆的公司工作3年之后,選擇回到了偏僻的老家奧馬哈小鎮,跟紐約相比,那里的欲望媒介密度顯然要小很多。無獨有偶,1968年,55歲的約翰·鄧普頓爵士也選擇從華爾街搬到了巴哈馬的拿騷定居,在那里,《華爾街日報》要晚一個星期才能到達。
無論巴芒還是鄧普頓,他們都像是“大隱隱于市(股市)”的世外高人,善于屏蔽外界的干擾。芒格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更像是學者而不是生意人。我總是會坐下來靜靜地思考幾個小時。我并不介意在很長的時間里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當然,這份定力與靜氣也與他們早早地參透了財富積累的秘方有關。
芒格說:“早在六十年代的時候,我和巴菲特,參照復利表,就已經計算出我們將來會非常非常有錢。只要我們一步一步穩扎穩打,不犯重大錯誤,不做傻事,慢慢來,我們將來就會變得非常有錢,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
說這話的時候芒格大概40歲左右,巴菲特則是30多歲,年輕的他們已經參透了復利之道。巴菲特60多年投資生涯平均年化收益19.7%,沒有任何一個單年收益率超過60%。所以,復利之道不是一夜暴富之道,而是慢富之道,然而,慢就是快,這慢富之道加上時間的杠桿,卻是財富的真正康莊大道。
不是人人都可以成為巴菲特,但是復利的原理對于每個人來說卻是越早掌握越好。假設一個20歲的年輕人,他擁有33萬本金,通過投資獲取每年10%的收益,那么到他60歲快退休的時候會變成1500萬,如果繼續持有到80歲,則可以達到1個億“小目標”。貝索斯曾經問巴菲特:“你的投資邏輯這么簡單有效,為什么全世界沒人復制你,做到和你一樣富有?”巴菲特回答:“因為沒有人愿意慢慢變富”。反過來說,如果你愿意慢慢變富,那么人人都有可能變得富有。
當然,長期能夠獲取10%年化收益并非易事,它意味著每7年資產翻倍,在正常的年景里多數人會滿足于這個收益。然而當盛宴來臨,當身邊充斥著翻倍收益乃至十倍、百倍暴富故事的時候,“欲望媒介”的作用開始發酵,10%的收益便再也不香了。換句話說,10%的收益接近于你的“內在欲望”,而翻倍收益,十倍收益是你的“模仿欲望”。
“模仿欲望”太強大了,它會驅使許多人加入追逐的游戲——追逐風口,追逐熱門賽道,甚至用杠桿增加賭注。如果追的早,那么你自然在這盛宴里分得一杯羹,值得慶賀。但如果追在盛宴即將散場的時刻,那就需要當心泡沫破裂的痛苦反噬了。重陽投資創始人裘國根先生說過一句話:“投資這一行,機可失,時再來”。錯過機會固然令人遺憾,但是也不必過度懊惱,真正糟糕的是因此背叛自己的投資和人生紀律。股市機會常在,如果AI真的是一場切實的生產力革命,那么它一定能夠改造千行百業,機會將層出不窮。理性的做法不是把自己塞進已經擁擠不堪的地方,而是去尋找未被充分發掘的尚且被低估的“下一個光”。
《道德經》第九章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財物積攢到滿溢,不如懂得收手;器物磨礪得越是鋒利越是難以長久。第四十六章說:“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世上沒有比不知足更大的災禍,沒有比貪求占有更大的過錯。所以由知足而生出的滿足,才是永恒的富足。老子的金句良言也符合復利之道。
巴芒一生物質欲望很低,推崇延遲享受,卻最終享有巨富。投資界有句老話,“一年五倍者如過江之鯽,五年一倍者寥若辰星”,追求短期爆發還是長期復利,這里邊藏著巨大的價值觀和欲望的分野。所以財富之道也是一門如何看待和管理欲望的學問。你有什么樣的欲望,決定你有什么樣的投資行為。
投資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百米賽跑,在人聲鼎沸中,我們需要時刻問問自己,哪些欲望是我們應當堅守的內在欲望,哪些是外部的欲望中介賦予我們的模仿欲望,如此或許有助于幫助我們擺脫牛市焦躁癥,也有助于我們在財富與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穩、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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