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申訴路，一個農民的法治之問：這場“執法”爭議誰來解？

當“暴力抗法”的標簽被撕開，露出的究竟是誰的傷疤？

2017年5月22日傍晚，浙江溫嶺城南鎮下街村紅綠燈路口，52歲的徐福根駕駛著掛有臨時牌照的本田轎車下班回家。幾名自稱交警的人員將其攔下。據徐福根陳述，現場未設正規檢查關卡，執法人員未出示有效證件，甚至疑似帶有酒氣。短暫接觸后，他被指"開車駛向輔警"并"咬傷民警"，隨后被從車內拖出。沖突之后，徐福根被120送進醫院。據徐福根稱:同一時間，現場群眾砸碎了執法警車的玻璃，在現場拍視頻、發視頻的老百姓，有四百多人被帶走。

溫嶺市人民法某院（2017）浙1081刑初1351號刑事判決書認定：徐福根以暴力方式阻礙執法，致多名警務人員輕微傷，以妨害公務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八個月。

一方是司法文書蓋棺定論，一方是當事人喊冤不止。這起看似塵埃落定的舊案背后，隱藏著太多法治進程中不容回避的尖銳問題。

一、執法者的“紅綠燈”是否失靈？

基層執法是法治的第一道關口。如果這道關口本身不亮，后面所有程序都會跟著跑偏。

徐福根及其辯護人始終咬住三個核心程序疑點：

第一道裂痕：沒有卡，何來“闖卡”？

判決書認定徐福根“不配合檢查并開車駛向示意其停車接受檢查的輔警”。但徐福根反復陳述：現場連正規的檢查關卡都沒有，他往哪兒闖？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公安機關執法細則，設卡檢查須有明確標識、規范著裝、出示證件。如果這些基本程序全部缺失，那么“闖卡”的前提本身就不成立。

第二道裂痕：一人徒手與五名執法人員發生沖突，這符合常理嗎？

判決書認定，徐福根毆打輔警面部、咬傷民警和輔警，造成多人輕微傷。而徐福根稱其持有的現場視頻顯示，他是被多名執法人員從車內拖拽出來、壓倒在地的一方，后被120送醫急救。

一名普通農民，在未持任何器械的情況下，與五名執法人員發生肢體沖突并致多人受傷——圍繞這一情節的合理性，正是徐福根持續提出異議的核心所在。

第三道裂痕：關鍵證據為何始終未被調取？

徐福根反復要求調取現場天網監控和執法記錄儀視頻——這是最原始、最客觀的證據。但截至目前，這些影像資料既未在庭審中作為辯方證據出示，也未成為否定指控的依據。這一核心證據的長期懸置，是本案最大的疑問。

“一個小學文化的農民，面對五名穿著制服（注：當事人稱未規范著裝）的執法人員，在鬧市路口以卵擊石，打傷四人？”徐福根在申訴信中寫道，“這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人性。”

法治最樸素的邏輯，恰恰是“常理”。當一份判決脫離基本生活經驗時，公眾有理由懷疑，是證據說謊了，還是推定有罪的眼睛戴了濾鏡？

二、一場失控的執法，與一個被"做實"的罪名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起案件背后浮出水面的執法細節。

徐福根指稱，當天執法的民警金某等人系橫峰街道交警，并非城南轄區執法人員，跨轄區執法的合法性存疑。更嚴重的是，他指控對方執法前飲酒——這一說法如果屬實，已不止是違規，而是對執法底線的公然踐踏。

而執法之后的處置，同樣令人側目。

徐福根稱，審訊期間辦案人員言語威脅，稱"坐鐵凳子老虎凳舒服嗎"，并強迫其按預設供詞簽字。"你簽也要簽，不簽也要簽，不簽我有的辦法要你簽。"這句話如果屬實，已不是簡單的審訊策略問題，而是涉嫌違反程序規定。

他至今記得辦案人員對他說過的那句話——"你沒有背景，所以我來抓你。"

一個法治社會里，執法對象不應以"背景"論處，法律面前應當只有事實、只有證據，沒有"背景"的差別。當執法者以"背景"作為選擇性執法的標尺時，法律的平等性便已千瘡百孔。

三、八年申訴：從法某院到檢察某院，再回到法某院

2018年1月，徐福根刑滿釋放。

他沒有沉默。此后的八年里，他走遍了能走的所有渠道：向公安機關申訴，被告知“不屬于本機關職權范圍，請向法某院提出”；向檢察機關反映，答復“可向法某院申請再審或提出刑事申訴”；材料輾轉至最高法某院，又被轉回溫嶺市法某院刑事審判庭。

一圈下來，問題回到了原點。

2026年6月，溫嶺市某公安局出具的《告知書》明確告知：該信訪事項不屬于公安機關職權范圍。檢察機關同樣以書面形式答復：不服判決，請走申訴程序。

每一個機關都給出了程序上的指引，卻沒有人對案件本身的實體問題——那些裂痕、那些矛盾、那些懸而未決的疑點——做出正面回應。

對于徐福根而言，這些程序性的答復形成了一個閉環：起點也是終點，跑了一圈，仍在原地。

四、一張判決書，如何壓垮一個農民的一生？

八個月，對于漫長人生不過一瞬。但對于一個中國底層農民，這八個月的烙印，是刻在骨頭上的。

· 經濟上，社保斷鏈。因背負刑事案底，徐福根的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金被推遲發放8個月。對于一個沒有穩定收入的農村老人，這不僅是錢的問題，更是生存尊嚴的缺口。

· 征地補償，同地不同價。徐福根的良田與玉環市沙門鎮瑤坑村的良田僅一界之隔，地相鄰、土相接。據徐福根稱，沙門鎮的征地補償標準為每畝13萬元，而溫嶺市城南鎮僅為每畝6萬元——同樣的土地，只因行政區劃不同，補償標準相差一倍還多。他曾撥打12345政務熱線詢問，得到的答復是“地方差別不一樣”。徐福根說，城南鎮的工作人員曾到沙門鎮溝通，回來后的說法是：“你們要跟我們一樣，如果不一樣，我們工作很難辦。”這句“工作很難辦”，最終以他這邊“不一樣”收場。至今，他的土地征收協議仍未簽字。

· 家庭上，骨肉疏離。更令人錯愕的是，在此案申訴期間，徐福根兒子的戶口被當地派出所以“雙重戶口”為由單方面注銷。父子本已多年未見，如今連法律上的關聯也被人為切斷。“以前說我有案底，現在連我兒子都沒了。”徐福根說這話時，聲音在顫抖。

· 精神上，法治信心遭受重創。八年里，他向國家某信訪局、最高法某院、最高檢察某院寄出數十封掛號信。得到的答復如出一轍：層層轉交，最終仍回到溫嶺市人民法某院和檢察某院。信訪函在縣市級機關的空轉，消耗的不僅是行政資源，更是一個公民對法治的最后耐心。

“他們現在就是等著我犯錯，等著我走極端。”徐福根說，“但我偏不。我就算活一天，也要討個說法。”

五、當事人的訴求

1. 撤銷錯判——撤銷（2017）浙1081刑初1351號判決，還他清白。

2. 追究責任——徹查辦案中涉嫌偽造證據、刑訊逼供、枉法裁判的人員。

3. 國家賠償——依法賠償人身自由損失和精神損害。

4. 調取視頻——公開案發當天執法記錄儀和天網監控，讓真相見光。

他要的，不過是八個字：真相、清白、追責、賠償。

六、讓“天網”照進現實

徐福根始終想不明白：“公路上有那么多天網，為什么不調出來給大家看看？”

八年了，這句話他問過辦案民警，問過檢察官，也寫在每一封申訴信里。沒有人回答他。

科技發展到今天，視頻存證早已不是難題。如果連最客觀的錄像都不敢拿出來對質，判決書上的每一個字，又憑什么讓人信服？

期待當地政法機關依法核查此案，給當事人一個交代，給法治一個交代。

徐福根不鬧、不極端，只是固執地保存著那段視頻，固執地一封一封寫著信。他要的不多，只是一個真相，一個清白，一個農民對法律最基本的信任。

因為，對一個人不公，就是對所有人不公。

真相不出，申訴不止。

（本文內容依據當事人提供的材料整理，力求客觀真實。為保護隱私，部分姓名已作化名處理。本文不針對任何單位或個人作出定性判斷，只呈現事實與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