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性AMC+省級國資平臺”，長城資產搶灘上海、浙江兩大標桿

2026年6月12日，長城資產與浙資運營（浙江省國有資本運營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00億元，浙江省國資委100%持股）“總部對總部”一把手簽約，落地浙江全省唯一省級國有存量盤活基金。

“全國性AMC+省級國資平臺”的存量盤活基金，此為上海之后的全國第二省案例，但同時，又是該賽道標準意義合作的第一例。

至此，長城資產已在這條新賽道連下“兩城”，率先搶灘滬浙。

上海特例

全國性AMC與省級平臺合作存量盤活基金，上海為開先河城市。

通過上海國盛，上海已經運作了三只相關基金。三家全國性AMC由此入滬，與上海國盛共同組局盤活——

2023年5月，上海國盛設立一號盤活基金（國內首支省級存量專項基金）。2024年6月，長城資產總部增資30億元，與上海國盛雙LP深度綁定，總規模60億元，成為全國性AMC+省級國資的存量盤活基金模式的早期創建參與者。

此后，2026年3月，銀河資產入局上海國存三號30億元基金；2026年6月，中信金融資產入局上海國存二號30億元基金（三號先于二號，二號、三號基金的編號可能按籌備啟動順序排列，而非成立時間）。

但是，此種全國性AMC與省（直轄市）級國資平臺開創式合作，上海又被認為是特例，其特殊性在于：上海地方AMC（省級）功能缺位。

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上海國際集團全資子公司）擁有上海當地省級AMC牌照，但是，該公司傳統業務功能卻非典型省級AMC，其經營核心為股權投資，AMC的不良資產處置屬于輔助業務。

信用評級報告顯示：2024年，上海國資經營總資產超千億元，但不良資產處置業務收入僅0.21億元，占比僅0.74%，而股權投資等其他業務收入占比超過94%，核心業務嚴重偏離AMC賽道。

上海國盛集團，為上海市國資委設立的、統籌全市千億級市屬國資存量的平臺，也是上海市級層面唯一存量資產盤活專業平臺，由于缺少標準專職地方AMC足夠支持，三只盤活基金由此引入三家全國性AMC。

同時，上海地方AMC也進行改革，完成了職能調整。

2026年2月，上海國際集團將AMC牌照從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劃轉至新設的上海國際集團申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申信資產的注冊資金，從3.15億元大幅增資至55億元。上海國資體系專職AMC登場，不良資產處置完成專業化升級。

至此，上海國盛（存量盤活）+申信資產（不良處置）的雙平臺模式，功能上已覆蓋標準省級地方AMC的核心能力，加之全國性AMC的加入，上海實際上形成了盤活三層架構：

1.上海國盛（國資運營平臺）歸集全市國資底層資產；

2.長城資產、中信金融資產、銀河資產（資金+工具）等全國性AMC作為優先級LP提供大額長期資金、頂層重組工具；

3.申信資產（本地專業AMC、本地執行）擔任聯合GP或資產服務商，負責本地盡調、改造運營、區縣項目落地等，充分發揮本地化能力。

未來上海存量盤活會也將從對全國性AMC的依賴，轉向省級國資平臺、全國性AMC、本地申信資產三方協同的科學模式。

“標準意義合作第一例”

與上海明顯的“補位型合作”（因地方AMC缺位而引入全國性AMC）不同，長城資產總部與浙資運營的合作，是在浙江地方AMC體系健全的前提下，主動引入全國性AMC，實現能力疊加，從而開辟新賽道。

“全國性AMC+省級國資平臺”的存量盤活基金，浙江雖為上海之后的全國第二省（份），卻更近于標準意義合作的第一例。上海偏重于必要性，而浙江更偏重于合理性。

此種合理性包括：

1.省級國資平臺與全國性AMC互補

省級國資平臺有提供資產池的能力，但同時有處置能力缺項：省級國資平臺可以提供全省國資資產池、屬地協調、產業運營、基金GP管理能力；但缺金融牌照、缺折價處置法定依據，單獨盤活涉險存量資產制度瑕疵無法根除。

全國性AMC總部可補足省級國資平臺缺項：提供法定不良處置金融牌照、大額長期資金、全套債務重組合規工具、頂層政策背書；用金融特許資質補齊省國資的制度短板，形成合規隔離層。

也即是說，存量資產里只要附帶不良金融債務、司法查封、大額減值，省級國資平臺因缺少不良資產特許處置金融牌照，自主操作會留下審計、金融監管雙重制度瑕疵；對接全國性AMC，本質是借用國家法定AMC處置資質與頂層政策背書，搭建標準化合規處置通道，從根源消除上述制度瑕疵，同時實現資金、資源、專業能力互補。

2.對接省級國資平臺，AMC有利于經營

正因為存在互補關系，與省級國資平臺，AMC有明顯有利于經營的一面。

比如，AMC作為持牌特殊資產處置機構，獨自下場批量處置地方存量不良，要包攬運營、屬地、維穩、市場等多重風險。聯動省級國資平臺后，屬地運營、資產統籌、地方協調全部交由對方落地，AMC重點做好兩件分內本職工作：一是出資提供長期低成本資金；二是輸出特許金融工具（批量收不良債權、債轉股、資產隔離、重整、ABS/REITs配套），大幅攤薄經營風險、穩定獲取一省存量資產紅利。

資產端：省平臺統籌全省國資存量池子，篩選項目、協調各地政府、自然資源、住建、園區管委會，解決調規、拆遷、產業導入、保交樓維穩、租戶招商、物業改造運營；

協調端：地方國企、城投、屬地溝通、土地歷史遺留問題全部由省國資出面，這類是不良處置里最耗時、最容易產生輿情風險的環節；

管理端：基金由省平臺擔任GP，日常投后管理、資產運營、改造投入、產業落地全部對方操盤。

3.“總對總”的先天優勢

既然浙江地方AMC體系健全，全國性AMC“總對總”對接省平臺的意義又在哪里呢？

應該說，當前的形勢下，地方AMC先天存在監管與權限短板，單獨力量不足以支撐全省級大規模存量盤活，需要探索多種合作模式。如，地方AMC僅能承接本省區域內不良，融資成本更高、資本規模有限，且監管規則層級低于全國性AMC；跨區域債權、大型城投債務、省屬千億級存量資產盤活，地方AMC在資質、授信、政策背書等方面不足，合作后依然存在頂層制度瑕疵等。

而與全國性AMC“總對總”合作，而不是只和AMC省分公司合作，也因其核心合規價值而具有制度框架優勢。

比如——

1.政策層級背書：雙方一把手簽約、簽署省級戰略合作框架，合作模式納入全國性AMC總部年度主業考核，屬于國家層面鼓勵的存量盤活標準化模式，巡視、審計統一認可，從源頭消除“違規紓困、私下讓利”的定性風險。

2.統一標準化處置流程：總部統一出臺基金、重組、資產盤活模板，債權收購、評估、折價、重組、退出全流程符合金監總局、財政部、國資委三重監管規則，消除流程瑕疵。

3.資金與工具足額落地：總部統籌低成本長期資金、全國統一不良處置工具、REITs孵化、資產證券化通道，不用局限于分公司有限資源，避免因工具不足導致盤活方案變形、產生合規漏洞。

可再推廣

基于以上合理性，浙江這套在完整地方AMC體系基礎上搭建的“全國性AMC+省級國資平臺”省級存量盤活基金模式，對多數東部經濟大省具備參考價值，有望成為通用范式在同類省份落地探索。

浙江坐擁國內首批、處置體系成熟的地方AMC——浙商資產（注冊資本超50億元），長期來看，其會在新增盤活項目中引入浙商資產承擔屬地執行職能，逐步搭建起“省級國資平臺+全國性AMC+地方AMC”三方協同完整生態；雖與上海先依托全國AMC搭建基金、后期補齊本地專業處置主體的發展路徑起點不同，但最終形成異曲同工的分層分工體系。

作為過去20年全國城鎮化、工業化、基建投資的核心承載地，以滬浙為代表的長三角，乃至于東部更廣大地區，擁有巨量的國有存量資產，包括：

1.高速、交通基建：高速、國道、軌道交通、樞紐停車場等路網；

2.產業園區、工業土地：大量低效園區資產；

3.城投平臺：閑置土地、寫字樓、配套商業、爛尾配套項目等；

4.產業地產、自持物業：配套開發寫字樓、公寓、酒店、倉儲、保租房等。

以上各種帶抵押、帶逾期債務的存量資產，省級國資平臺單獨處置存在重大合規短板，需要借助全國性AMC的特許不良處置牌照、大額資金與頂層政策背書等。因此，浙江“總對總”盤活基金模式，其適用面寬廣。

從另一個角度說，在“全國性AMC+省級國資平臺”存量盤活基金這條賽道上，長城資產先行一步，搶占了上海、浙江兩大價值最高市場，在合規模板、資產池、政策考核等方面占有了先機紅利，這對于其他全國性AMC來說，也具有借鑒意義。

值班編委：馬琳

編輯：韓澗明

審讀：戴士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