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日軍的九江戰地分社

作者：老石 編輯：馮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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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載于2020年版《潯陽往事》，經九江市潯陽區政協文史委員會授權刊發，編者對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訂。

日本侵華時，有一批隨軍記者來到中國，隨部隊在各個戰場及中國淪陷區進行采訪，把日軍的戰況及日軍占領地的消息傳回日本國內的媒體。這是日寇侵華時的新聞戰。

當時日本主要新聞媒體有三家，《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但在戰時，這些新聞單位失去了相對的獨立性，全部隸屬軍部統轄。

按照日本戰時體制，日本軍部對在中國境內新聞傳送方式作出硬性規定。侵華日軍在上海設立稿件處理站，在九江設立戰地分社。規定的程序是：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的一線記者，采訪組稿后，用無線電機將新聞稿拍發至九江戰地分社，由九江戰地分社再轉拍給上海站；上海站接到稿件后，用打字機打成羅馬文，拿到國際電臺轉發至東京；東京收到稿，再譯成日文，轉至媒體。

任何一線記者均不得將稿件直接發至上海或東京，他們發送的第一站必須是江西九江戰地分社。九江戰地分社主要對稿件進行篩選作用，經九江轉出的新聞稿，都會在日本國內發表。

因各地來稿均集中在九江，來稿又必須件件審閱，工作量很大，因此九江戰地分社人員眾多，機構很龐大。后來開設了國際電話，上海至東京可用電話傳送稿件，但稿件到達上海之前的程序不變。相對而言，上海站比九江分社的工作還要單純、簡單些。

當時日本新聞社雖歸軍部所轄，也得到了軍部很好的扶持與關照。軍國主義的日本，一切好的設備設施都是優先供給軍隊，軍部便把先進的通訊設備提供給新聞單位，還為三家新聞社配備了飛機并提供飛行員，便于記者快捷采訪和運送新聞圖片。

軍部還利用他們可調派地方政權機構的優勢，曾對偽江西省長鄧祖禹下達指示，責成鄧祖禹要向九江戰地分社提供全部必需的生活物資供應。（汪偽時期，九江是偽江西省政府的省會城市，鄧祖禹即在九江辦公。）鄧曾因此面謁周佛海，（周是汪偽政權的財政首腦）要求周對江西加撥財政經費。日本軍部的武夫們，對汪偽政府的省長頤指氣使，這把傀儡政權的奴才地位彰顯得淋漓盡致。

依托軍部的支持與幫扶，日寇侵華的戰時新聞也做得很快捷。當時的通訊設備不像如今這么先進發達，加之軍部繁瑣程序的硬性規定，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通訊的流暢；但日本的那些隨軍記者都被洗過腦似的，把對侵略戰爭的新聞報道都當成“神圣”事業來做，依靠兩機（無線電機＋飛機），把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戰場的情況及時反饋到國內。

日軍進攻武漢，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嚴重低劣的情況下，全憑保衛家國的一腔熱血頑強抗敵，前期戰況日軍傷亡極其慘重。而這一階段出現在日本國內的新聞報道是：日軍節節勝利；當日軍進入武漢，第二天，日本國內三大媒體就同時登出占領武漢的特大新聞，日本國內一片狂歡。

這種速度很值得我們反思。由軍部控制的媒體為了鼓舞士氣，大多以報喜為主，但對于特別重大的消息，即使是兇訊噩耗，在國內也給予報道，而且還很快捷，體現出新聞“快、新”的特點。

1938年9月3日，在星子縣東牯山（今秀峰以南）一帶山地，日軍101師團與中國守軍160師展開激戰。日軍聯隊長長坂冢國五郎大佐被中國軍隊當場擊斃。第二天（9月4日），在日本國內就以“號外”的形式予以報導。

長坂死后被追任為少將，是在九江戰場被打死的日軍高級軍官，被日軍稱為“軍神”。

日寇侵華，猖獗一時，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極其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災難。戰爭所需的經濟負荷和必須付出的生命代價，全都由日本人民來承擔。

在日寇侵華時，隨軍記者們記錄了許多日軍的“戰績”，同時也記錄了侵略者們對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犯下的戰爭罪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寇侵略軍在中國正式宣布投降是9月3日，中國以9月3日為抗戰勝利日。

至此，九江戰地分社也走到了盡頭。就在8月15日至9月3日之間，日本軍部對各新聞單位下達一項命令：“必須將戰爭見證的資料全部燒毀。”

有一些日本傳媒人，以文人的良知違抗了這一命令。《每日新聞》大阪總部就沒有執行這一命令，他們將戰時所有的照片全部秘密保存了下來。這是日本新聞社中唯一保存下來的一套戰時圖片史料。

1998年，《每日新聞》將這些圖片史料編輯成冊，題《不許可》寫真集，共兩大冊，進行出版，公諸于世。

軍國主義時期日本對中國及世界人民所犯的滔天罪孽，昭然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