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擊戰紅軍領導名單，18位英勇犧牲人員盤點

“南方那點兵，還能撐多久？”1935年初，江西一處秘密會議上，有人忍不住低聲問出口。外線的中央紅軍已踏上漫漫長征，蘇區大片土地被敵軍“清剿”，眼前留下的，只是一支支分散的小股紅軍和地方武裝。是迅速突圍，還是就地死守？這并不是課堂上的選擇題，而是擺在項英、陳毅等人面前的生死抉擇。

相比于后來眾所周知的長征，南方三年游擊戰顯得低調許多。但對那一代紅軍領導人來說，這三年是刀尖上行走的日子：組織割裂，情報阻斷，敵人圍追堵截，內部還要面對叛變與誤判。偏偏在這樣的環境里，一套新的領導體制被搭建起來，一批骨干在槍林彈雨中被磨礪成型，同時也有多人倒在不見硝煙的山谷密林之中。

有意思的是，講這段歷史時，如果只把它當成一連串戰斗，很容易變成枯燥的“戰斗簡報”；真正撐起這三年的是人，是那些在名單上被簡短概括為“犧牲”“叛變”“轉任某職”的名字。下面的敘述，圍繞這些人展開，也圍繞一個問題展開：南方這點“星火”，究竟是怎樣被維系下來的。

一、中共蘇區中央分局：一張看不見的“指揮地圖”

中央紅軍于1934年10月開始長征，主力北上的那一刻起，南方蘇區就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誰來指揮、用什么方式指揮？在這種背景下，中共蘇區中央分局被確立為南方留守力量的最高領導機關，項英擔任書記，兼任中央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陳毅則主持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的工作，負責政治與后勤。

表面看，這只是多了幾個機構名稱，實質上卻是一張“看不見的地圖”。南方八省的游擊武裝被分散在贛南、閩西、贛粵邊、閩浙贛、湘鄂贛等地，每一塊地區都有自己的黨組織、游擊隊、群眾基礎。中央分局并不能像在瑞金時期那樣召開頻繁的大會，只能依靠通信員、秘密交通線，以及零星的會議，把方針傳遞到各游擊區。

項英在一次內部談話中，曾非常直接地說過一句話：“人可以分散，命令不能分散?！边@話聽上去有些理想化，但在當時卻是唯一能做的選擇。舉例來說，在贛粵邊，負責共青團工作的李才蓮就不斷接到分局的指示，要在青年中恢復組織、動員兵員、協助游擊隊行動。1935年4月，他在一次行動中遭叛徒殺害，年僅21歲。這個年齡，今天看起來還是個學生，可他在南方游擊體系里已經承擔起聯絡與組織的重要角色。

汪金祥則體現了另一類干部的軌跡。他此前在閩浙贛地區紅10軍和中央蘇區的政治保衛機關工作，長于保衛和情報。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他參與整頓保衛系統，盡量在嚴酷斗爭環境下保持組織安全。后來他輾轉到延安，新中國成立后，出任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門的重要職務。這種從南方游擊到解放后政法系統的連貫軌跡，不得不說具有某種代表性。

從機構設計上看，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并不是單純的軍事指揮部，它把黨、政、軍三方面盡可能重疊在一起，用有限的人手承擔多重職能。政治與軍事的統一，某種程度上為后來新四軍、八路軍的“政治委員制度”奠定了實踐基礎。換句話說，南方三年游擊戰并不只是幾場戰斗，更是一次在極端情勢下的組織實驗。

二、紅24師：從正規軍到“隱身部隊”的艱難轉身

如果要在南方留守部隊中找一支“牌面”力量，那一定是紅24師。這是中央蘇區長征后，留在南方的唯一正規師，編制齊整，干部隊伍經驗豐富，直屬項英、陳毅領導。1935年2月的“九路突圍”，紅24師是關鍵力量之一。

九路突圍的構想很簡單：多路分散突圍，以規避敵軍重兵壓上來的包圍圈；但現實很殘酷，敵軍掌握優勢兵力和情報，紅軍在多地遭遇阻擊。紅24師在突圍中損失極大，不得不被迫改編為一支支小股游擊隊。自此之后，這支原本正規編制的部隊，逐漸成為“隱身部隊”，沒有固定陣地，依靠山林、村莊與秘密交通線存在。

師長周建屏，是黃埔軍校出身，參加過北伐。他在紅24師中，是一個頗有特點的指揮員。1935年突圍后，他因多次負傷和舊病纏身，于同年11月轉赴上海醫治，1938年6月13日因病去世。臨行前，他對身邊的一位政工干部說：“人可以退，隊伍不能散?！睋貞?，當時那位干部愣了一下，忍不住回了一句：“周師長，咱們是散不開的?！眱蓚€人都笑了，卻都知道眼前的局勢一點都不好笑。

紅24師政治部主任袁血卒，后來在晉察冀根據地長期從事軍政工作?？梢哉f，他是從南方山林一路走到華北戰場的那批干部中的典型代表。而在1935年前后，紅24師獨立3團的政治部主任陳鐵生，則沒有這樣的“后續人生”。九路突圍后，他在一次戰斗中中彈，因傷重不治，犧牲在南方山區。

同一個獨立3團里，還有一個名字值得提：張凱。他當時擔任政治委員，負責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維系部隊的政治工作與士氣。紅24師游擊化之后，張凱幾經輾轉，在抗戰、解放戰爭中繼續從事衛生與后勤相關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擔任衛生部副部長，直至1996年去世。從一名游擊部隊政委到共和國衛生系統的高層，這條看似“跨度巨大”的道路背后，其實仍帶著南方三年游擊戰的影子——復雜環境中對組織、對人心的把握能力，是在那個階段被逼出來的。

有一點需要注意，紅24師并不是簡單地從“正規軍”降格為“散兵游勇”，而是在突圍失敗后被迫進行結構性轉型：原有營、連單位被拆分為更小的“戰斗小組”“地方武裝”，原來的軍官不得不變成臨時政工干部、群眾工作骨干。這種轉型，在短期內極大削弱了正面作戰能力，卻增強了部隊貼近群眾、靈活機動的能力。歷史上，一些后來活躍在八路軍、新四軍高層的干部，正是在這段“隱身”期完成角色轉變的。

三、贛粵邊與閩西：在山林之間重織“根據地”

如果說紅24師代表的是“部隊轉型”，那么贛粵邊和閩西地區則更像是一塊塊“重新織”出來的根據地。這兩個地區本來就是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力北上后，這里的黨組織、游擊隊、群眾基礎并未完全被摧毀，這為南方三年游擊戰提供了可能的立足點。

贛粵邊特委書記李樂天，就是這一階段的關鍵人物之一。他帶領贛粵邊地區的黨、政、軍力量，堅持在山區、邊界地帶開展游擊戰爭，同時盡可能恢復與群眾的聯系。1936年1月，李樂天在一次行動中被敵軍包圍，戰斗中身負重傷，被捕后遭槍殺。李樂天犧牲后，贛粵邊的領導權出現短暫空缺，后來的楊尚奎等人逐漸承擔起地區領導責任。楊尚奎后來長期在江西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這和他早年在贛粵邊游擊區的鍛煉有著清晰的延續關系。

贛粵邊另一位有些“特殊”的人物，是鐘循仁。他在游擊戰爭期間擔任重要職務，負責協調部分軍政事務?？箲鸷笃?，他逐漸淡出黨政機構，晚年甚至長期出家。這種選擇在當時并不少見，一部分經歷長期血戰與政治壓力的干部，難免會選擇一種與早年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就個人命運而言，這些經歷本身也構成了南方三年游擊戰史的一部分。

閩西地區的情形，與贛粵邊既相似又不同。閩西第2作戰分區司令員吳勝，在1935年前后，始終堅持領導當地游擊隊進行武裝斗爭。1936年1月，他不幸落入敵手，被關押在監獄之中。據一些回憶材料，他在審訊時曾被問及：“你的上級是誰？還在哪里？”吳勝只回答了一句：“你們抓不完的。”此后，他在獄中被敵方秘密處決。

與吳勝有工作交集的謝育才，則是另一條路線。早年活躍在瓊崖、閩西一帶，他對南方地區的地形、民族狀況和地方勢力都有比較深入了解。三年游擊戰期間，他一面組織武裝斗爭，一面強調恢復地方黨組織。新中國成立后，謝育才曾擔任江西省委的主要領導之一。這種從偏遠山區游擊隊領導到省級主要負責人的人生軌跡，在當時并不罕見，卻很直觀地說明南方三年游擊戰在干部成長上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閩西還有兩位名字經常被一起提到的領導人：邱金聲與邱織云。他們在不同階段分別負責閩西部分地區的游擊工作。1935年至1939年間，兩人先后在戰斗和敵人搜捕中犧牲。資料中對他們的記載并不算多，多是寥寥數句“某年某地犧牲”，但結合當時閩西地區敵強我弱的態勢，他們的死亡幾乎可以確定是在激烈斗爭一線。

從贛粵邊到閩西，這些地區之所以能支撐起三年的游擊戰爭，靠的并不是簡單的“打打仗”而已。地方黨組織在政策宣傳、發動群眾、建立秘密交通線方面發揮了極大作用。村口的小祠堂、山腳的破廟，有時就是臨時黨支部的會址；“打土豪、分田地”不再是口號，而是以極其隱蔽的方式繼續實施。游擊區的政治工作，與軍事斗爭是交織在一起的：沒有群眾基礎，任何一支隊伍在山林中都很難堅持三年。

四、閩浙贛與紅10軍團：戰斗、路線錯誤與叛變交織的地帶

南方三年游擊戰中，閩浙贛一帶有著特殊位置。早在長征前，這里就是以方志敏為代表的重要根據地之一。1934年11月，紅7軍團與紅10軍合編為紅10軍團，活動于閩浙贛邊境。方志敏被捕后，這一地區的力量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新的領導之下繼續抗敵。

紅10軍團及其游擊力量，一度在閩浙贛地帶采取較為激進的作戰方式，這與當時黨內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有關。在敵強我弱的情勢下，過于冒進的戰斗往往導致部隊重大損失，客觀上增加了干部心理負擔和組織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部分干部走向了叛變的道路。

曾洪易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他出身紅軍干部，曾在閩浙贛一帶擔任重要職務。敵人“圍剿”加劇、組織聯系受阻后，他在高壓和利誘之下投向國民黨陣營，成為敵方情報體系的一員。新中國成立后，黨組織對其進行審查，1951年11月9日，他死于獄中。對這樣的人物，史料中通常會用“叛變投敵”四個字概括，但在當時南方的實際環境下，心理與路線因素交織在一起，叛變并非單一原因所致。

另外一個經常被提到的名字，是關英。他在閩浙贛一帶長期從事情報與組織工作，卻在復雜的組織斗爭中被誤認為叛徒，遭錯誤處決。后來黨組織對這一事件進行了糾正。從今天的視角來看，這類錯殺事件再次提醒一個事實：在高度緊張、信息極度不對稱的游擊環境中，組織在防范叛變時很容易采取過于簡單甚至粗暴的方式，給革命隊伍自身帶來損失。

閩浙贛地區的戰斗并不局限于這些人。胡天桃、倪寶樹、王豐慶等干部，都在這一帶帶領游擊隊堅持過長期斗爭。只是，相比于后來的大戰役，他們更多被埋在“局部戰斗”“地方保衛”的記載中。由于地形復雜、交通不便，該地區游擊隊往往呈“碎片化”存在：一支隊伍可能只有幾十人，卻要負責一個縣甚至更大范圍的活動。

閩浙贛游擊區的經驗，某種程度上暴露了當時黨內一部分路線錯誤的實際后果。冒進的戰斗指令，使得本就薄弱的力量承擔過重任務；內部監督機制不健全，則增加了誤判、疑心與內部斗爭。既要對敵斗爭，又要對內部“審查”，許多基層干部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要判斷這段歷史，需要多一點冷靜，少一點簡單化定性。

五、更多游擊區與18位犧牲領導人：被時間壓縮的生命軌跡

把時間的鏡頭再稍微拉寬一點，會發現南方三年游擊戰并不僅限于贛粵邊、閩西、閩浙贛這些地區。湘鄂贛、湘贛邊、閩北、閩中、閩贛邊、閩粵邊、瓊崖以及鄂豫皖等地，都有游擊力量在同一時段堅持斗爭。這些地方的領導人，很多在后來的官方史書中只留下寥寥數行，卻實實在在地構成了那18位犧牲領導人的重要部分。

閩北地區的黃立貴，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代表。作為閩北獨立師師長，他帶領部隊在福建北部山區同敵軍反復周旋，1937年7月13日在邵武一帶作戰時陣亡。閩北地形多山、交通閉塞，他所在部隊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壓制了敵軍在該地區的“清剿”力度，也為當地黨的地下組織提供了掩護。

閩東游擊區中，則有馬立峰這位蘇維埃地方政權的領導人。他出任閩東蘇維埃政府主席，在1935年一次突圍中犧牲。與純軍事指揮員不同，這類“主席型”干部，更多負責地方政權組織、群眾工作與物資籌集，但在游擊戰的環境下，他們往往也直接參與戰斗。馬立峰犧牲后，閩東蘇區政權遭受重大打擊，但基層組織仍繼續以隱蔽形態存在。

湘贛邊的彭輝明，擔任軍區司令員。他原是農民運動出身，參加紅軍后逐步成長為指揮員。1935年，在湘贛地區組織游擊隊戰斗時犧牲。由于湘贛邊地帶地理位置特殊，既關聯湖南又影響江西，該地區的游擊隊承擔著“牽制兩省敵軍”的任務，這使得彭輝明一類人物肩上的擔子格外沉重。

瓊崖地區則是另一個獨特空間。島嶼環境使得瓊崖紅軍與大陸聯系相對困難，但在南方三年游擊戰期間，瓊崖游擊隊并未中斷。謝育才等人早期在瓊崖的活動，為后來“瓊崖縱隊”打下基礎。島內外聯絡線的存在，使得南方游擊戰并非完全“被圍堵在山里”，而是形成了某種區域間的聯系網絡。

在這些地區，在這三年中犧牲的紅軍領導人和骨干，資料統計中約有18人之多。這還只是較為明確的領導層數字，如果算上基層干部和普通戰士，損失規模自然更為巨大。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許多犧牲者年齡并不大，20多歲的占了很大比例。這意味著，南方三年游擊戰不僅在消耗組織層面力量，也在消耗新一代骨干的儲備。

黨組織對這類問題的處理，一般包括兩條線：一是加強保衛和紀律檢查，防止進一步滲透；二是在政治教育中反復強調黨的路線、理想與紀律。南方三年游擊戰的經驗表明，在高壓環境下，僅憑“軍事勇敢”不足以支撐長期斗爭，思想穩定、組織嚴密才是一支隊伍能堅持下去的更深層因素。

三年時間不算長，卻足以改變許多人一生的方向。有人從山林走到抗日戰場，再走到解放后的各級政權機構；有人倒在某個不具名的小山灣；有人在高壓中選擇背叛。南方三年游擊戰之所以值得反復梳理，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把革命隊伍在極限狀態下的多種可能性都展現了出來。

六、三年游擊戰留下的，不只是“犧牲”二字

如果只用“艱苦卓絕”四個字來概括南方三年游擊戰，難免顯得過于泛泛。更具體地說，這三年留給后來的，不只是犧牲的數字，也不僅是叛變的教訓，而是一整套在極端不利條件下維持組織運轉的經驗。

在政治層面，中共蘇區中央分局通過軍區、特委、辦事處等機構，把分散在南方各省的游擊隊聯結在同一條路線之下，確保了大方向上的統一。項英、陳毅這樣的領導人，一方面要面對敵軍不斷“清剿”，另一方面還要處理內部路線爭議、干部流動和地方勢力關系。這種多線并行的應對，使得后來新四軍在華中抗戰中，能夠以較強的政治與軍事協調能力立足。

在軍事層面，紅24師等正規部隊的游擊化轉型、各地獨立師和作戰分區的長期存在，說明紅軍并非只會打大規模會戰，也能在小規?；顒又斜３譅恐屏?。1935年至1938年間，南方多地敵軍不得不持續投入兵力進行“清剿”，客觀上分散了其在北方和中原戰場的壓力。從這個角度看，南方三年游擊戰是主戰場之外的一條“隱形戰線”。

在干部成長層面，從汪金祥、袁血卒、楊尚奎、謝育才，到后來擔任各級黨政軍職務的多人，都有明顯的南方游擊經歷。山林中的政治動員、秘密交通線的建設、對敵斗爭中的保衛工作，這些看似零碎的經驗，實際上直接轉化為抗戰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重建政權所需的能力儲備。

同時，閩浙贛等地的路線錯誤、誤判與叛變，也給黨組織提了一個醒：在嚴重斗爭環境下，僅靠個人意志不足以保證隊伍純潔，必須建立更加嚴密的組織程序和監督機制。后來黨內對“左傾”錯誤和冒險主義進行總結，南方三年游擊戰的經驗教訓，是其中繞不開的一部分內容。

南方這三年，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終止時刻”。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部分游擊隊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的一部分，部分則在地方根據地繼續以其他形式存在。那些曾在名單上被標注為“游擊隊長”“特委書記”的人，有的走入更大的戰場，有的留在地方，有的則永遠停留在某一個年份和地點的注腳里。對他們來說，南方三年游擊戰既是一個階段，也是他們整個人生軌跡的核心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