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新格局：我們熟悉的“國家隊”，正在被解構｜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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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6月11日開幕的第23屆世界杯賽事，目前正在美國、墨西哥、加拿大3國的16座城市中如火如荼地舉行。本次世界杯，不僅是世界杯歷史上首次由3個國家聯合舉辦，參賽隊伍也首次由過往的32支球隊擴大至48支。包括佛得角、庫拉索、約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傳統的足球弱隊均首次晉身世界杯決賽周。

6月24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刊發文章《世界杯的新格局——移民、殖民歷史和精英青訓營重新定義了當今的國家隊》。文章為我們揭示了2026年世界杯賽場上一個不容忽視的新常態——跨國移民、殖民歷史以及全球化精英青訓營，正在重新定義現代“國家隊”的含義。諸如海地、卡塔爾、摩洛哥等國家隊，均依靠大量海外出生的外籍球員來取得優異成績。這背后不僅體現出競技體育世界的所面臨的新挑戰，更是反映出全球移民與地緣政治的深刻變化。

吉爾·格拉（Gil Guerra）

尼斯卡寧中心（Niskanen Center）移民與安全高級政策分析師，主要研究移民與外交政策、與移民相關的安全問題以及美國移民融入問題

戴安娜·羅伊（Diana Roy）

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FR）拉丁美洲和移民問題的高級撰稿人和編輯

海地男子國家足球隊第一次參加國際足聯世界杯是在1974年，當時球隊完全由本土球員組成：名單上的22人全部出生在海地，除一人外，其余都代表當地俱樂部。

五十多年后，6月13日對陣蘇格蘭的比賽中，26名首發球員中有16人出生在海地以外，他們大多效力于北美和歐洲的俱樂部。這些球員大多憑借海地血統獲得國家隊資格。只有一名球員，伍登斯基·皮埃爾居住在海地。國家隊主教練、法國人塞巴斯蒂安·米涅（Sébastien Migné）從未踏足過海地——盡管他正率領球隊第二次征戰世界杯。

地時間6月13日，在美國波士頓體育場進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賽C組小組賽中，海地隊對陣蘇格蘭隊。新華社記者 陳益宸 攝

海地對外國人才的依賴是導致許多人離開該國的諸多因素的副產品：經濟不穩定、政治動蕩和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自2021年總統若弗內爾·莫伊茲（Jovenel Mo?se）遇刺以來，幫派暴力活動使得國家隊幾乎無法在國內進行比賽；海地只能在庫拉索進行世界杯預選賽，并在佛羅里達州和新澤西州進行訓練。

但海地隊的陣容并非個例。在本屆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聯合主辦的世界杯上，許多球隊都依賴于出生在他們所代表國家以外的球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趨勢愈演愈烈，反映出移民對世界杯球隊構成的影響日益增強，以及這項運動日益增長的跨國性。

2004年，卡塔爾足協向一些與該國并無關聯的球員提供經濟激勵，促使他們入籍，之后國際足聯收緊了球員資格規則，要求球員必須與所代表的國家有“明確的聯系”。如今，只要擁有永久國籍，無論通過出生還是入籍獲得，個人即可代表國家隊出戰；對于入籍者，國際足聯要求其與該國有直接的血緣關系，例如出生地、父母或祖父母的血統，或至少五年的連續居住。這些變化限制了投機取巧的入籍行為，并將血統和文化傳承確立為合法的入籍途徑，從而促成了本屆賽事中大量海外球員涌現的局面。

世界杯歷史上一直都有外籍球員代表國家隊出戰，盡管這一比例隨時間推移而有所變化，這可能反映了人口流動模式和職業足球的全球化。據Vox在2022年的一項分析顯示，在1930年首屆世界杯（僅有13支球隊參賽）中，超過5%的球員代表著出生國以外的國家。而到了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32支球隊參賽），這一比例上升到了16.5%。

那一年，摩洛哥遙遙領先，其球員中近54%出生于國外。突尼斯和塞內加爾也擁有相當數量的外國出生球員，其中大部分出生于法國。

今年世界杯上外籍球員的比例顯著上升，達到23.2%。造成這一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本屆世界杯參賽隊伍數量創下歷史新高，達到48支。擴軍使得更多擁有跨國球員儲備的國家獲得了參賽資格。

與此同時，各國足協越來越傾向于從海外招募球員，以組建最強陣容。人口較少的國家必須充分利用海外僑民網絡。庫拉索或許是最典型的例子。該國人口約15.6萬，是迄今為止晉級世界杯的最小國家。其26名球員幾乎全部由外籍球員組成：除一人外，其余球員均出生于荷蘭，這源于荷蘭近400年的殖民統治。

當地時間6月25日，在美國費城體育場進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賽E組小組賽中，庫拉索隊對陣科特迪瓦隊。新華社記者 胡星宇 攝

其他一些預選賽參賽隊伍嚴重依賴外籍球員，包括剛果民主共和國（76.9%）、摩洛哥（73.1%）、阿爾及利亞（61.5%）、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57.7%）以及突尼斯（57.7%）。而奧地利、巴西、哥倫比亞和南非等隊伍則完全沒有外籍球員。

2026年世界杯上許多外籍球員都來自同一個國家：法國。在全部48支參賽隊伍中，共有99名球員出生于法國——其中僅大巴黎地區就有54名。這鞏固了法國首都作為全球足球人才最源源地區的地位。相比之下，大倫敦地區今年僅有14名球員參加了本屆世界杯。

少數幾家俱樂部實際上已經成為支撐世界頂級足球的基礎設施，一些歐洲青訓營為世界杯輸送了來自許多國家的球員。

曾在曼城青訓營效力的球員代表了10支不同的國家隊出戰；曼聯和阿森納青訓營分別培養了8支國家隊的球員；巴黎圣日耳曼青訓營培養了7支國家隊的球員；拜仁慕尼黑青訓營培養了5支國家隊的球員。以培養精英球員而聞名的阿姆斯特丹俱樂部阿賈克斯，在本屆賽事中擁有最多的青訓營畢業生：17名球員代表了5支不同的國家隊。

雖然今年的世界杯是迄今為止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一屆，但國際人員流動也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美國將承辦78場比賽，占本屆世界杯總場次的四分之三，而美國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下收緊了移民和旅行政策。

對于少數幾個國家而言，球迷實際上被禁止前往美國。海地和伊朗受到美國全面旅行禁令的限制，幾乎所有兩國公民都無法獲得移民和非移民簽證。禁令對球員和必要工作人員有例外。去年12月，塞內加爾和科特迪瓦這兩個預選賽參賽國也被列入部分禁令名單，暫停發放新的旅游簽證；截至1月1日尚未持有美國簽證的球迷現在也無法獲得簽證。

這些限制措施影響廣泛。至少15名伊朗官員被拒簽美國簽證，伊朗足協稱國際足聯取消了其為伊朗球迷分配美國比賽門票的資格——而所有參賽足協都擁有這項權利。即將成為首位執法世界杯的索馬里裁判奧馬爾·阿爾坦因涉嫌“與恐怖組織成員有聯系”在邁阿密機場被拘留，并被拒絕入境美國。伊拉克前鋒艾曼·侯賽因抵達芝加哥后被拘留近7個小時接受訊問。

美國最嚴格的限制往往針對那些球隊主要依靠外籍球員的國家。這種重疊并非巧合：一個國家的足球人才往往因為局勢不穩定和缺乏機會而流散海外，這使得該國球迷被認為風險更高，不宜入境。任何特殊安排都出于某種原因而有所限制——因為它們與世界杯門票掛鉤，而非與旅客掛鉤，并且隨著賽事的結束而失效。

五個符合條件的國家——阿爾及利亞、佛得角、突尼斯、塞內加爾和科特迪瓦——被列入美國簽證保證金名單，這些國家的公民（球員除外）申請旅游簽證需繳納5000至15000美元的可退還保證金。特朗普政府上個月宣布，將免除4月中旬以來購買美國境內比賽門票并注冊FIFA Pass的球迷的保證金要求。但這項豁免僅對阿爾及利亞、佛得角和突尼斯球迷有效。對于塞內加爾和科特迪瓦而言，這項豁免并無幫助，因為兩國的部分旅行禁令已經暫停了原本需要繳納保證金的旅游簽證的發放。

其他主辦國也未能提供多少便利。加拿大要求來自非洲和中東（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球迷申請訪客簽證，而這種簽證的獲取難度并不比美國簽證低。墨西哥則對持有有效美國簽證、加拿大簽證、英國簽證、日本簽證或申根區簽證的旅客免簽。但像海地人和伊朗人這樣被美國禁止入境的球迷，則很可能需要直接向墨西哥申請簽證。

突尼斯的三場小組賽中有兩場將在墨西哥進行，塞內加爾和科特迪瓦則各有一場在加拿大進行——但每場比賽的入口都設有簽證壁壘。這與以往的賽事有所不同，以往的賽事主辦國都會降低球迷的入境門檻。2018年，俄羅斯允許所有持有政府頒發的“球迷身份證”的持票人免簽入境。卡塔爾在2022年也采取了同樣的做法，允許球迷在賽事期間無需傳統簽證即可入境。

最終呈現的賽事參賽隊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國際化，但看臺格局卻基本保持不變。擴軍至48支隊伍后，一些國家的球隊陣容由其海外僑民組成；能夠為面臨最大簽證障礙的國家加油助威的球迷，許多也將來自海外僑民社區。

6月16日，法國隊在新澤西州迎戰塞內加爾隊，這些模式顯露無疑。兩支球隊體現了同一現象的不同表現形式。法國隊陣容中的許多球員都是移民的后代，他們在法國出生；而塞內加爾隊的球員則大多是來自非洲的移民后裔，他們通過法國俱樂部的培養而嶄露頭角。

法國隊26名球員中只有3人出生于國外，88.5%的球員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法國度過。相比之下，塞內加爾隊12名球員中近一半出生于國外，其中10人出生于法國。近四分之三的塞內加爾球員曾在法國踢過職業足球。

當地時間6月16日，在美國紐約新澤西體育場進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賽I組小組賽中，法國隊3比1戰勝塞內加爾隊。新華社記者 胡星宇 攝

國家隊有時被視為一個國家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但2026年世界杯的陣容似乎反映了各國的真實面貌：由那些留下來的人、那些離開的人以及他們的子女組成——他們齊聚一堂，在這個夏天，在足球的最高舞臺上并肩作戰。

*文章于2026年6月24日發布《外交政策》雜志。原標題為“The New Geography of the World Cup”。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劉　深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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