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有人說陳寅恪月薪381元太高，陶鑄說:你有他那樣的本事？

今天帝哥想說說陶鑄和陳寅恪的一些故事。

陶鑄

陳寅恪是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解放前執教于清華大學。北平解放前夕，陳寅恪被傅斯年和胡適強促南行，他抵達廣州后，就不想再去臺灣。當時廣州尚未解放，傅斯年屢次發電催促陳寅恪赴臺，他都一口回絕。有人勸陳寅恪去香港，他卻說：“香港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視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國內。”最終陳寅恪選擇留在嶺南大學，以后又在中山大學任教。

新中國成立后，陳寅恪因患眼疾，只求能在安定的晚年從事著述和學術研究，所以對一些社會活動一概不予過問：全國政協邀請他為政協委員，他謝絕了；郭沫若派專人到廣州，敦促他到北京任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二所所長，他也婉言謝絕。

這些本來是很正常的事，在當時卻引起了一些人的閑言雜語。1954年，中山大學一位新上任的黨委書記在一次會議上點名批判陳寅恪的思想“陳舊腐朽”。時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陶鑄得知此事后，嚴肅地批評了那位黨委書記，并要求他親自登門去向陳寅恪賠禮道歉。

陳寅恪

1956年，已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在廣東省高等院校教職員工會上說：“陳寅恪教授不去臺灣，蔣介石要他去他都不去，這本身就是愛國行動，應該叫愛國知識分子，我看他是好人！”

陳寅恪聽說了陶鑄的話后，深受感動，不久以后，他找人對中山大學領導人馮乃超說：“請你轉告北京，全國政協委員我同意接受。”

從此以后，陶鑄常常去看望陳寅恪，他聽說陳寅恪因用腦過度，常為眼疾所苦，當即讓人從香港買進口的安眠藥，讓主管文教的省領導親自給陳寅恪送去。

1961年，陶鑄又向省文教領導小組明確：“對于如陳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學者，他們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難，全部由省委負責解決。”3天后，中山大學總務處給陳寅恪送去了30斤面粉、10斤面條、4斤花生油、4斤水果、2斤白糖，并給他定下每天3支牛奶的配送額度。

當時陳寅恪是一級教授，每月工資是381元，這比陶鑄的工資還要高，因此也被中山大學的青年教授和學生戲稱為“381高地”。有人看不過去，認為陳寅恪的工資太高了，陶鑄馬上反駁說：“你有陳老那樣的本事嗎？如果你有的話，我照樣給你開這么高的工資。”

1962年7月上旬的某天早上，陳寅恪照常洗漱，他跨入浴盆時不慎滑倒，導致右腿股骨頸折斷。當時陳寅恪已經72歲，而且身患重度糖尿病患者、冠心病，股骨頸骨折對他來說，接近死刑判決。醫院經過會診，得出結論：陳寅恪的身體底子太差，無法麻醉，無法手術，只能保守治療。

陳寅恪摔倒的第三天，陶鑄帶著水果到醫院看望，他還要求各科專家分別寫出診斷意見和治療報告，篩選最優保守方案上報給他。陳寅恪住院的7個多月里，廣東省委給他配了2名護士，后增至3名護士加半個工友，24小時輪班為他喂飯、翻身、清理、便溺、換藥全包。

陳寅恪的文集

當時有人對陳寅恪享受的待遇提出非議，陶鑄聽后嚴肅地說：“陳教授雙目失明，要不要配備一名護士？雙目失明又摔斷了腿，要不要再配備一名護士？瞎了眼晴還著書立說，要不要再配備一名護士？我看護士派少了，而不是不應派！”

不久以后，陳寅恪的雙目完全失明了。陶鑄便指示中山大學黨委，在陳寅恪經常散步的院子里修建了一條白色甬道，以免他迷失方向。這雖然是一條普普通通的白色甬道，但它在黨與知識分子之間搭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梁。

1966年5月，陶鑄調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這年6月，他得知中山大學已開始貼陳寅恪的大字報，馬上讓秘書給廣東省委打電話，留下明確的指示：“對于中大的陳寅恪，生活不能降，貼大字報不發動，貼也不干涉，對其批判要報中央。對陳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狀不變。”

但當時的局勢已經不是陶鑄一通電話能按住的了。1967年1月，陶鑄被公開點名打倒，陳寅恪的保護傘徹底消失，他的護理被撤，特供中斷，大字報糊滿了宿舍樓外墻，高音喇叭就架在他家附近的大鐘樓上，整天震響——對一個重度失眠的失明老人來說，這是最直接的折磨。

1969年10月7日凌晨，陳寅恪在中山大學平房寓所內逝世，終年7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