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力平：格林斯潘：跨越三個時代的美聯儲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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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跨越三個時代的美聯儲主席

賀力平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艾倫·格林斯潘1987年8月由里根總統提名擔任美聯儲主席，接替以反通脹聞名于世的保羅·沃爾克。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直至2006年1月，時間長達18年5個月。在格林斯潘以前的三任美聯儲主席（伯恩斯、米勒和沃爾克）和之后的三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耶倫和鮑威爾），任職時間最長的皆不超過8年。不過，在美聯儲主席位上任職最長者是威廉·邁克切斯內·小馬丁，其任職時長達18年10個月（1951年4月至1970年1月）。格林斯潘與小馬丁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的任期自始至終是在冷戰大背景下，那時的美國與西方世界的諸多國家一樣，正經歷戰后經濟復蘇和增長的“黃金時代”，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經濟的持久平穩運行成就了小馬丁的超長任期，而在格林斯潘的任期內，世界跨越了三個時代，即從冷戰退卻到全球化興起再到數字時代的降臨（無需贅言，后兩個時代有一定重疊），美國經濟運行此時期跌宕起伏，內外紛爭不斷，可以說是格林斯潘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嫻熟運作和對美國金融市場的精心呵護促成了他在美聯儲的長期領導地位。

冷戰末期的格林斯潘與美聯儲

里根總統的第二任期（1985-1989年）正是美蘇較量的高峰時刻。在決定不再挽留沃爾克后，里根挑選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看中的是后者也信奉自由市場的經濟哲學。格林斯潘后來十多年的政策實踐反復證明了，他是市場經濟原則的堅定信仰者，在此信仰下，他不遺余力地推動美國金融領域中放松管制，迎合華爾街的偏好而松懈了對金融衍生業務的風險防范。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國股市突然大崩盤，史稱“1987年股災”。此次股災的起因撲簌迷離，內因論外因論不一而足。為應對股災并預防可能的不利經濟影響，里根總統召集了特別對策會議，正在外地的格林斯潘及時趕回參加。次日，格林斯潘以美聯儲主席身份發表聲明，表示將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事后的統計數據顯示，盡管美國核心CPI（扣除食品和燃料的CPI）通脹率在當時（1987年9月）高達4.3%，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水平卻從10月的7.29%降至11月的6.69%。美聯儲降息和流動性支持“雙管齊下”措施促使股市和金融市場很快恢復平靜。這次事件，格林斯潘作為美聯儲主席“初戰告捷”，開始在美國內外贏得聲譽。在美聯儲歷史上，利率調整罕見地僅僅針對股市變動而做出，超越了貨幣政策調整的常規套路。客觀上，這也恰好回應了米爾頓·弗里德曼對大蕭條時期美聯儲不作為的嚴厲批評。應對1987年股災的成功經驗似乎也使格林斯潘相信，金融市場動蕩，無論由何種原因引發，皆可被遏制。

全球化興起時代的格林斯潘與美聯儲

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標志著冷戰結束，美國在隨后多年中事實上成為世界的“一超”。此時期前后，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走向改革開放，日益增多的國家和地區涌進新興市場經濟行列，融入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方興未艾，勢頭迅猛。

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初，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在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上有過多種作為，它們都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國際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的溢出效應成為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平穩運行的重要因素。

在全球化興起時代，美國數次對外動武，包括1991年海灣戰爭、1998年干預南聯盟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美國自身在2001年遭遇9/11恐襲。這些事件前后，美聯儲不僅密切監測國內外金融市場動向和跨境資金流動，隨時準備提供支付結算保障、流動性支持以及降息調節，還積極開展國際磋商合作，企穩美元和國際貨幣市場的行情。9/11事件發生后，美聯儲迅速與幾大外國央行建立應急性貨幣互換關系，開啟了新世紀國際貨幣合作的新方式。當然，按照美國政府內部的分工，在涉及美元的國際政策協調事務中，財政部在前臺，美聯儲在幕后。

1994年及稍前，墨西哥加大對外開放，大量美資流入。當年夏季，美聯儲加息；年末，美資回流，墨西哥貨幣比索大幅貶值，國內金融市場動蕩。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被稱為全球化時代第一場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的泰國和印尼遭遇金融危機；稍后，出于不盡相同的緣故，韓國和俄羅斯也遭遇金融危機。這些事件前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完全依其“國內邏輯”進行，絲毫不回應來自國際層面的需求。

美聯儲直接出面應對的是國內金融事件。1998年9月，大型對沖基金公司即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受俄羅斯外債危機的影響而瀕臨破產。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協調多家華爾街金融機構出資救助LTCM，由此避免了一場金融市場震蕩。事后，格林斯潘和紐聯行行長出席國會聽證會，為此進行辯解。

LTCM投機失敗被許多人解讀為金融全球化的負面教訓，但是，格林斯潘仍然竭力推動國會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他多次前往國會山為此法辯護。格林斯潘認為，舊法（羅斯福主政時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1933年銀行法）》）已過時，不利于美國金融業的發展，尤其不利于華爾街金融機構提升其國際競爭力。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此后美國金融業重回“混業”格局。花旗銀行與此前專營保險的旅行者集團合并，美國國際集團（AIG）跨出傳統保險領域開始涉獵信貸和證券經營，以前專營證券和投行的摩根（JP Morgan）與專營商行的大通(Chase Bank)合并組成摩根大通集團，隨即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超大金融機構。華爾街金融機構在國際上加快擴張步伐，冀圖“一統天下”。

超級規模的金融機構出現后，依照格林斯潘的意見，它們直接由美聯儲負責監管。這意味著，美國原本存在的分業監管，包括證券交易監管和保險監管等等，對這些機構而言事實上顯著地弱化了。而這為后來的金融危機埋下了伏筆。

數字時代的降臨與格林斯潘

20世紀80年代，互聯網通訊技術在美國出現并開始普及。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新千年來臨，美國涌現成千上萬家互聯網企業，它們大都標記自己為dot-com，其中的佼佼者排隊擠入納斯達克證券交易平臺，大舉融資。與此同時，眾多風險投資機構將資金投入未上市或初上市的高科技企業，指望它們快速成長，數年之內收獲豐厚回報。微軟和英特爾是當時的楷模，億人矚目。納斯達克上市企業股票市值總和開始超過紐約股票交易所。

好景不長。2000年3月后，納斯達克股指轉而下跌，上千家dot-com公司破產，一大批風險投資機構倒閉，眾多散戶也慘遭損失。互聯網泡沫的清算過程比預期的長很多，直到兩年后納指才止跌回升，此時美聯儲已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1%，接近彼時美聯儲史上最低水平。可以說是互聯網泡沫破滅與9/11事件共同促成了美聯儲當時史無前例的降息舉措。美聯儲后來于2008年底金融危機爆發和2020年3月新冠疫情蔓延之際降息至零，亦為貨幣政策創舉。

格林斯潘自傳（《動蕩年代：勇闖新世界》）回顧此番故事時，特別強調互聯網泡沫的生生滅滅正是熊彼特“創造性破壞”的體現。格林斯潘卸任后與人合著一本美國經濟史（中文名《繁榮與衰退：一部美國經濟史》，英文原著名Capitalism in America: A History，2018年出版），開篇即說，“全世界人民都應該感謝熊彼特1942年出版名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的概念。”

新千年之際，格林斯潘和美聯儲應對數字時代降臨的一大挑戰是“千年蟲”（Y2K）問題。現在回頭看，此乃技術上的小事兒一樁，但在當時，美聯儲和全美各大金融機構（以及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卻如臨大敵，極度擔憂金融電子系統崩潰，尤其電子支付系統癱瘓。美聯儲支付系統那時每天處置4萬億美元的交易額。格林斯潘后來回憶說，跨年時，他與美軍呆在一起。

格林斯潘的經濟業績和影響力

格林斯潘2006年離任后，耶魯大學的一位學者比較了戰后5任美聯儲主席的經濟“業績”，使用了通脹率、失業率和利率三指標。綜合地看，格林斯潘“排名”或為第二（三個指標均值分別為2.3%，5.5%和4.5%），首位應為小馬丁（2.0%、4.9%和3.4%）。如前述，這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因于美國經濟長周期的不同節奏，格林斯潘所處的時代變化多端，尤其國際經濟環境迥然非同往昔。

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及其變化從一側面反映美國的外部經濟環境及其變化。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各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占比持續升高，最高時為80%（1977年）。此后至90年代初，伴隨美國經濟增長持續低迷和通脹，加之德國馬克和日元的崛起，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趨于下降，其全球外儲占比最低時僅為57.5%（1990年）。20世紀90年代初，恰為格林斯潘第二任期和克林頓總統兩屆任期之始，美國經濟轉向長期繁榮，通脹降至歷史新低，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轉而回升。至2001年，美元的全球外儲占比升至70%以上。此時正值全球化蓬勃擴張之際，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美國制造業流行業務外包，訂單大量流向中國。同時，環流于美國和東亞以及世界其它地區的跨境資金流動迅猛增加，美國資金市場行情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前所未有地增大增強。在此背景下，美聯儲的任何政策動向以及格林斯潘個人的言談舉止皆被世界各地高度關注。克林頓當眾表示，“格林斯潘一發聲，全世界都在傾聽，所以，美國國會應當多聽他說。”此言一出，格林斯潘便得到“影子總統”的稱號。

其實，這不過反映了全球化興起之際美國經濟和美聯儲貨幣政策所得到的國際影響力。

客觀地看，格林斯潘的兩位后任者，伯南克（2006年6月至2014年1月任美聯儲主席）和耶倫（2014年1月至2018年1月），按前引經濟業績的衡量指標看，更勝一籌。尤其在耶倫任期內，美國通脹率、失業率和利率都降至歷史低點。評價戰后美聯儲歷任領導的經濟業績，“時勢造英雄”的因素確應納入考慮。

格林斯潘接受過嚴格的經濟學專業訓練，具有廣博的經濟學知識，十分重視美聯儲與公眾和國會的溝通。他在任期內，時常需要就諸多經濟問題發表見解。他的一大特色是，在與眾交流時不斷創造新詞和名言警句，而這些新詞和名言警句以極快速度傳播于世界各地，為人們津津樂道。“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即為一例，“上行風險”（upside risks）和“下行風險”（downside risks）等等亦是。

人們也“回贈”格林斯潘一些特別詞語，在此方面“格林斯潘看跌期權”（Greenspan Put）尤值一提。2001年1月，美聯儲宣布降息后，倫敦出版的《金融時報》首次指出此番操作應視為“格林斯潘看跌期權”（Greenspan put option），意指美聯儲為股票投資者提供了阻止股市繼續下行的防護欄，或者說某種兜底或保險機制。回顧格林斯潘任上美聯儲自1987年10月以來的多次降息舉措，確實可見此種說法的緣由。學界有觀點認為，這是金融市場高度發達之后央行作為的新變化，不應視為貨幣政策基本使命的改變。在美國內外，有關討論和爭論仍在進行中。

不少人士對格林斯潘任內美聯儲放松對金融衍生風險的監管頗感不滿，其中包括“股神”巴菲特。巴菲特稱金融衍生品為“大規模金融殺傷性武器”（WMD），其有關言論寫入2003年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年度報告中。

《紐約時報》等媒體長期追蹤報道格林斯潘有關金融危機的言語，數次提及他承認以前作為政策制定者時曾有犯錯。最早一次“認錯”或許是2008年末在美國國會一次聽證會上，后來一次是在2010年公開發表的一份報告中。2008年那場金融危機規模之大，顯然使得“格林斯潘看跌期權”陡然失靈，許多美國中產家庭的資產受創，不少養老金領取者之后甚難善終。2026年6月22日格林斯潘遺孀發布的唁文確認，他生前承認過去政策制定中有過出錯。

無論如何，格林斯潘無愧為一位跨時代的非凡的美利堅中央銀行家。后人回憶20世紀后半期至21世紀初的美聯儲，倘若只限兩位主席，大概僅有格林斯潘和沃爾克，盡管人們很可能以不同方式和角度來緬懷。以歷史觀點看，格林斯潘掀開了一場遠未完結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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