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奉官”看工匠的晉升之路

明代中期后，工匠借“傳奉官”晉身已成潮流，從永樂年間的瓦工楊青、木匠蒯祥，到嘉靖年間官至工部尚書的徐杲，均憑借精湛技藝獲皇帝賞識，甚至位列九卿。盡管士大夫斥責此舉濫用名器，但傳奉官的盛行，折射出明代工匠地位的提升。

從“傳奉官”看工匠的晉升之路

文：陳寶良

明代是一個科舉社會。在官員選拔體制上，雖然號稱進士、吏員、科貢三途并用，實則最為重視科舉中的進士一途。至于技藝雜流，更是遭致科舉功名之士的鄙夷。換言之，由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天然具有一種超越其他社會階層的優越感。

在帝制明代，盡管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一整套的“祖宗之法”，顯然已經規定了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必須出自吏部，而不是來自皇帝的內詔。所以，一旦皇帝直接下詔任用官員，即會被視為違背祖制。至于這些因皇帝內詔而任命的官員，更是被鄙視為“傳奉官”，從而受到士大夫的責難。簡言之，所謂“傳奉官”，即令由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指的是官員的任用，不再通過資格考試與吏部任命，而是通過“傳奉”圣旨而直接任用。

有意思的是，明代中期以后，技藝雜流之士因“傳奉”而出任官員，已經蔚然成風。彭時在上奏中言：“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冒官職者眾。”這無疑是當時的實錄，且說明技藝雜流之士，借助于皇帝的寵信而得以晉身，社會地位隨之提升。

匠藝之人因“傳奉”而得以晉身，早在明初已有其例，但并不普遍。如永樂年間的楊青，金山衛人，是一名瓦工。楊青在幼年時，名為“阿孫”，善于心計，“凡制度崇廣，材用大小，悉稱”，可見技藝頗為精湛。為此，明成祖賜以工部左侍郎。死后，又賜祭葬。

宣德初年，石匠陸祥，南直隸無錫縣人。陸祥亦憑借技藝而出任工部營繕所丞，后擢為工部主事，最終仕至工部左侍郎。陸祥受到了明宣宗的寵信。其母老病，明宣宗下令光祿寺每天給予酒饌，而且“賜鈔為養”。

更為奇特的例子是木匠蒯祥。蒯祥，蘇州府吳縣人，更確切地說，屬于吳縣香山幫木工。永樂年間，蒯祥的父親蒯福主持大的營繕活動，成為木工之首，后告老還鄉，以兒子蒯祥替代自己。永樂十五年（1417），營建北京宮殿，蒯祥參與其事。正統年間，重建三大殿及文武各衙門的衙舍，效勞尤多。天順末年，蒯祥奉旨營建裕陵，一概由他營度。蒯祥木工技藝精湛，且頗具職業精神。他能以兩手握筆，畫雙龍，合之如一。每次宮中有所修繕，太監請他入宮。蒯祥用尺子“準度”，看似漫不經心。一旦建成，將其置于原處，卻不差毫厘。他在指使各色工匠時，相當嚴厲，無人敢違反他的教旨。蒯祥憑借自己的技藝，在仕途上一路晉升。先任工部營繕所丞，隨后晉升為營繕所副，歷任工部營繕司主事、員外郎，擢升太仆寺少卿，而后轉任工部右侍郎、左侍郎，其祿累加至從一品俸。至成化年間，年已80余歲，仍然執技供奉，甚至被明憲宗稱為“蒯魯班”。

蒯祥的精湛技藝，一則來自家傳，即傳自他的父親蒯福；二則來自師承，即傳自他的師傅蔣思誠。

據史料記載，蔣思誠，是蘇州府常熟縣人。永樂初年，明成祖擬在北京建設宮殿，經少師姚廣孝的推薦，蔣思誠被召至便殿。明成祖以宮殿制度相詢。蔣思誠侃侃而談，就漢、唐、宋、元殿宇的間架、高下、淺深，詳細加以闡釋。成祖聽后大喜，于是將建造北京宮殿事務一概交付思誠，不再過問營建事宜。蔣思誠的技藝，確實不負眾望。譬如在建造后殿時，后檐長出2尺。明成祖見此，不免道：“后檐斜出矣。”思誠坦然道出原因：“此地北風勁，不久自直。”不久，果然如思誠之言。

最有意思的是，蔣思誠提前制作了四個木座，歷經數十年，并無一人知曉其用途。將易簀之時，思誠才將用途告知弟子蒯祥。此后，這四個木座真的用于一個便室的四柱之下，且“不差尺寸”。

傳奉之官，以成化年間為盛。早在成化八年（1472）七月，因隆善寺修建完工，明憲宗下詔，升工匠張定住等30人為文思院副使，寫碑官升為尚寶少卿。至成化末年，術士李孜省、太監梁芳輩的導引，更使“倖門”大開，“名器”輕濫。凡是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勛戚廝養等，均可以入仕為官，或儒、吏、兵、民、工、賈、囚、奴，無不“脫白”，晉身為太常寺卿。

至于技藝雜流的任用程序，大致為原任中書、序班，照例升至太常寺、鴻臚寺、太仆寺少卿；原本無官職的“白身”，照例授予鴻臚寺主簿、序班等職。傳奉之官，多至數千人。成化二十一年，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上言，稱“工藝之人”，“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應該說是當時的實錄。

弘治初年，一度對傳奉官有所厘革，但隨后重開傳奉幸門。弘治八年（1495），修建隆善寺，竣工之后，授予工匠30人官職。弘治十年，憑借“煙火”之技而得以晉身者有程通等13人，因建毓秀亭而得以晉身者有康表等30余人。此外，經過太監李廣傳升的“匠官”66人，“冠帶人匠”130人，幾乎與成化年間相等。至弘治十四年，傳奉的文職官員有890人，武職官員有280余人，其中太監的親戚占據大半。

由此可見，盡管弘治初年對傳奉官有所斥革，但至正德年間猶有遺存。當然，成化、正德兩朝的傳奉官稍有差別：成化年間尚文，所以當時一些書畫技藝百工之徒，紛紛受到了皇帝的重用；而正德年間尚武，所以所用的傳奉官多為騎射勇力角抵之徒。

嘉靖以后，工匠得以授官，仍然不乏其例。嘉靖三年（1524），因織造皇帝大祀所用袞冕、袍服、皮弁，太監刁永、潘杰替工匠陸宣、張鴻等52人乞恩升職。明世宗下詔，其中授予皮作局副使的有25人，其余則賞銀2兩、絹1匹。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工部匠作官郭文英，憑借積勞升至工部右侍郎，并蔭其子為文思院副使。此外，木匠徐杲之屬，被授太仆寺少卿、苑馬寺卿以下職銜的多達100余人；又工匠趙奎等54人，因為太監的奏請，亦悉數被授予官職。

在嘉靖年間工匠所授官職中，以木匠徐杲最具典范性意義。徐杲技藝精湛，有“近代之公輸”之譽，憑借自己的技藝最后被授予工部尚書一職，位至九卿之列，固不偶然。

徐杲的技藝，可以從以下三件事中得到印證：一是在修建永壽宮時，徐杲“以一人拮據經營，操斤指示。聞其相度時，第四顧籌算，俄頃即出。而斫材長短大小，不爽錙銖”。二是在為內殿替換棟梁時，“于外另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鑿聲也”。三是魏國公大第傾斜，需要重新加以糾正，稍加核算，需要花費數百兩銀子。徐杲“令人囊沙千余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

憑借如此精湛的技藝，徐杲被授予工部尚書，并蔭其子徐文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徐文煥為光祿寺典簿，又一子蔭錦衣衛百戶。據明世宗給徐階的密諭來看，世宗原本想援引弘治年間明孝宗賜予崔志端太子太保之例，超格恩例，賜徐杲太子太保。后經徐階勸諫，認為“至于太子太保，乃儒臣之極選，尤望不以與杲，庶足為之稍緩忌毀”。經徐階一勸，方才作罷。

嘉靖年間，因一時工役，很多工匠被授予官職，其中被授予太仆寺、苑馬寺少卿的有二人，被授予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郎的有五人，被授予鴻臚寺、光祿寺官的更是“以百數”。

為此，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采納太監李芳之言，下吏部議，革去工匠授官之規。即使如此，在明末，仍有工匠被授職官之例。如天啟年間，有兩位工匠因為參與修造三大殿之工而躋身大位，其中木工張凌云任工部尚書，作頭杜若充任太常寺卿。

技藝雜流進入仕途，在明代幾已成為一種頗為普遍的現象。除上面所舉之例外，其他尚有數例：成化朝，廚子蔚能曾出任光祿寺卿；萬祺原本不過是一個相士，憑借祿命之說，官至尚書之職；櫛工洪尚觀，官至太常寺卿；皂隸蔡春、王興宗，官至布政使；即使是裁縫，通過積累資金，最后亦可捐官出身。

技藝雜流之輩，尤其是工匠出任高官，在傳統士大夫看來，無疑是“名器”太濫的反映。士大夫內心存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爵祿是天下的“砥石”，帝王借此用來“礪世磨鈍”。

相較而言，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可見，德與功、官與賞存在著區別，德貴于功，官重于賞。像徐杲、郭文英之類，不過是“執斧斤，攻造作”的匠役，至卑且賤，即使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但于國家之輕重毫不相干。他們在經營宮殿時勞苦功高，只須“優以厚賞”即可，不必“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蔭之世祿以裕其后”。

嘉靖朝時，王得春、張元沖兩位官員，無不持這種觀點。有意思的是，針對這種觀點，明世宗深感不悅，道：“名器不可不重，工役亦須得人。文英一人，何至遽壞體例！再論者斥。”明世宗的看法，顯然已為匠人入仕做了張本。透過這一現象，更可看到匠人地位的提升，進而躋身于官員士大夫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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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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