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把債主送進了監獄

2020年5月27日凌晨三點，婁底418華天酒店1602房。

劉立強被一陣敲門聲驚醒。門被踹開，十余人涌進來，沒有出示任何法律文書。他被按倒在地，反銬雙手，蒙住眼睛，塞進一輛車里，駛向長沙。

他不知道，這一去，就是六年。

一、老賴的反擊

劉立強，1966年生，婁底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室退休職工。上世紀90年代，他抽中湖南體育彩票一等獎，加上妻子理財有道，積累了第一桶金。2012年病退后，他用自有資金從事民間借貸。在民營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年代，他為不少企業提供了周轉資金。

但借錢出去，總有收不回來的。

曾楷峰，郴州市美世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天眼查顯示，其名下的公司涉及訴訟近千起，他本人多次被限制消費。他欠劉立強的550萬元，經長沙仲裁委裁決，是合法債務。

曾楷峰不想還。

2019年4月，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來到湖南。曾楷峰找到劉立強，提出一個方案：給他三千萬元，再免除剩余債務，他就不舉報。

劉立強拒絕了。

他不知道，曾楷峰不是一個人。曾楷峰拉上了張某波、孔某、周某文——全是欠劉立強錢的人。后來據劉立強家屬的舉報材料稱，這些債務人背后站著一個人：劉建寬，原湖南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建寬與劉立強有舊怨，他利用自己的經驗，為這群債務人出謀劃策：如何寫舉報材料，如何串聯，如何讓口徑一致。

他們把劉立強描述成“像文烈宏一樣的黑惡勢力”。文烈宏是湖南“黑老大”，曾因涉黑被判無期。把民間借貸糾紛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相提并論，其間的邏輯跨度，不是一般的大。

但舉報材料遞上去了。

2020年5月27日，劉立強被抓。幾天后，曾楷峰在自己的私人會所“三森堂”擺下慶功宴。劉建寬副檢察長赫然在座，他前面擺著開了的茅臺，幾個人舉杯。曾楷峰拍了合影，發了朋友圈，配了一首詩。

這張照片，至今還在。

二、維也納酒店8738房間

劉立強被帶到長沙縣公安局黃興派出所轄區的一家酒店——維也納酒店會展中心店。辦案單位租了整整一層，封死門窗，改造成一個沒有編號的羈押場所。

他被關在7樓8738房間。

接下來的日子，如果有人寫一本關于刑訊逼供的實錄，劉立強的遭遇可以獨立成章。

他被反銬雙手，固定在特制的老虎凳上，由六七個保安三班倒24小時看守。不準洗臉刷牙，每天只喂兩片饅頭、半杯水。一個多月沒洗澡，沒排便。屁股坐得皮開肉綻。三個月沒上床睡覺。六個月帶著手銬。

2020年6月4日深夜，警察王某佳、張某來到房間，要他簽署一份日期倒簽的文件。他拒絕。王某佳拳打腳踢，左右開弓抽耳光，把他打得滿嘴流血。他喊叫救命，王某佳脫下他的鞋子，塞進他嘴里。“今天只是小意思。如果你不配合，就要給你上刑具，要喂你吃屎。”

6月18日深夜，張某、李某戴著頭盔，拿著竹制篾桿來了。用篾桿抽手背，抽劉立強腳脛。王某佳醉酒闖入，拳腳相加，逼他做狗叫、在地上爬行。他用煙頭燙劉立強的雙腳——兩年多后，燙傷的疤痕仍在。王某佳威脅他：“今后見我，每次都必須在地下爬行。”

7月20日， 雍某、沈姓警察帶他去外審。他如實回答，激怒了對方。審訊終止，他被帶回房間，反銬雙手逼跪，用垃圾桶提了兩桶冷水從頭淋到腳，空調開到最低16度。他在冷風里跪了五個多小時。

9月10日，主審警察張某來到房間，說他手機里有告曾楷峰的信息。他說沒有。張某連續猛抽他耳光，用力過猛，打到他戴的眼鏡上，鏡片裂了，自己的手也破了皮。

11月18日，他被提到長沙縣公安局外審，檢察官劉某問他有沒有被刑訊逼供。他如實回答。兩天后，王某佳來到房間：“狗娘養的！你還告狀！看我怎么收拾你！”拳打腳踢，連續抽耳光，用辣椒水噴臉，用垃圾桶罩著他的頭在水桶上猛烈打擊。左耳膜被打穿孔。從此，他的左耳聽力顯著下降，伴有雜音。頭暈頭痛，持續了兩個多月。

有兩位耳聞目睹上述情形的安保人員后來出于良知，愿意為劉立強等人遭受的刑訊逼供作證。

11月27日，他被送往長沙市第一看守所。上車時，他說耳膜穿孔頭暈難受，王某佳在后座上用拳頭擊打他的下頦：“誰打了你？誰看見我們打了你？看守所跟我們是一個單位，都是長沙市公安局的。”

進了看守所，刑訊沒有停止。12月15日左右，在二樓沒有物理隔離的審訊室，他再次被反銬、逼跪、猛抽耳光、滿嘴流血。王某佳脫掉他的襪子，把他吐在地上的血擦干，塞進他嘴里。又用礦泉水瓶從他脖子里灌涼水。

當天，長沙下著小雪。

當時我不相信在看守所還能遭受刑訊逼供，但醫院的就診單和傷情卻是鐵證。

三、法律不能溯及既往

劉立強案有一個容易被忽略但至關重要的問題：時間。

“惡勢力”這一法律概念，最早出現在2018年1月16日“兩高兩部”印發的《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中。在此之前，中國刑法中并無“惡勢力”這一概念。起訴書指控的組織內犯罪42起中，發生在2018年1月16日之前的，有41起；發生在之后的，僅有1起。換言之，本案所指控的涉及“暴力”“軟暴力”的違法犯罪，沒有一起能納入“惡勢力”進行評價。

同樣的時間邊界問題也適用于非法放貸入罪。2019年10月21日，“兩高兩部”《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才將非法放貸行為納入非法經營罪。在此之前，根據2012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被告人何偉光、張勇泉等非法經營案的批復》，發放高利貸的行為本身并不構成犯罪。劉立強的放貸行為全部發生在2019年之前。

這不是一個技術細節。它意味著：指控所依據的法律規范，在行為發生時根本不存在。用今天才出現的概念，去評價昨天發生的行為，然后據此剝奪一個人的自由——這究竟是法治，還是法治的反面？

劉立強做了什么傷天害理的事情嗎？沒有。他只不過跟同時代的很多企業主一樣，在人家需要資金而在銀行又申請不到貸款時合法地借給他們，收取當時法律允許范圍內的利息而已。所有指控他的罪名，全都是圍繞著當時被國家鼓勵的民間借貸，而當國家政策開始有所限制，他就主動轉行到了教育，哪怕很多借出去的錢連本金都沒收回來。

但現實是，辦案機關就是在2020年抓2019年之前不被認為犯罪的放貸。

四、357筆放貸與17筆“犯罪”

拋開時間問題，回到案件本身。劉立強放貸357筆，涉及金額數十億。被認定為涉嫌犯罪的，只有17筆，占比不到5%。如果5%的業務有問題就能把整個企業打成犯罪集團，中國沒有一家公司是安全的。

起訴書的核心指控是詐騙罪，放款的詐騙借錢的。詐騙罪的邏輯鏈條是：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產。但本案的所有借款人都明確知道自己在借什么錢。

一個反復出現的現象是：多名借款人反復向劉立強借款。孔某借款六次，徐某借款兩次，曾楷峰借款五次。一個被騙的人，會反復找騙子借錢嗎？借款人在前幾次能夠按時還款時對劉立強表示感謝，在因自身原因無法償還時反稱被“套路貸”——這種自我矛盾的敘述，本身就構成了對“錯誤認識”要件的否定。

最高人民檢察院2021年4月發布的文章《圍繞“錯誤認識”合理處置“套路貸”詐騙案件》明確指出，認定“套路貸”詐騙必須論證被害人是否具有“錯誤認識”，對于被害人明知“套路”的情形不應認為詐騙。不能以“套路貸”特征符合性來徑直認定詐騙罪成立。本案恰恰屬于典型的“被害人明知”情形。

更為反諷的是，部分借款人提供的抵押物經鑒定全是贗品，價值不過數千元，與借款的幾十萬、幾百萬元完全不匹配。行詐騙之實的，恰恰是這些以假充真的“被害人”。

到底是誰騙了誰啊？

敲詐勒索罪的指控同樣面臨困境。所有被指控的敲詐勒索事實均基于真實存在的債權債務關系。劉立強等人索要的是合同約定的本金和利息，不是憑空捏造的債務。《民法典》第675條規定：“貸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內返還借款。”催告行為本身有民法依據。即便超出法定利率上限的部分不受民法保護，債權人的請求權依然存在，只是法院不予支持而已。這屬于民事法律調整范疇，與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有本質區別。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刑再2號孫保國、孫寶東案中明確：基于真實債權債務關系索債，不構成“非法占有他人財產”。

非法拘禁罪和尋釁滋事罪的指控，則更多是事實認定問題。所謂“非法拘禁”發生在酒店大堂、茶樓等公共場所，警察到場后做了調解，連治安案件都沒立。所謂“尋釁滋事”行為均因債務糾紛引發，屬于事出有因，而非“逞強耍橫、無事生非”。其中部分行為按當時的具體情節甚至難以構成治安案件，卻在多年后被隨意拔高處理。一個行為在發生時連治安處罰都不夠，多年后卻變成了刑事犯罪——這違背了刑法“禁止事后評價”的基本原理。

強迫交易罪的指控更是經不起推敲。起訴書指控的所謂“強迫”，是將雙方協商同意甚至簽訂了協議的“項目監管”認定為被迫接受服務。《民法典》第672條明確規定：“貸款人按照約定可檢查、監督借款的使用情況。”依法行使監督權，怎么就變成了強迫交易？

搶劫罪的指控則完全不符合法理。搶劫罪要求當場使用暴力并當場取財。而本案中，既無當場暴力，也無當場取財。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明確：索取高利貸等債務不具備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構成搶劫罪。

還有程序問題。起訴書將九起已經生效民事判決或仲裁裁決確認的事實，又作為刑事犯罪重新評價。這些案件均已發生法律效力。在未經審判監督程序改判、仲裁裁決未被撤銷的情況下，直接認定為犯罪事實，嚴重違反一事不再理和禁止重復評價的法律原則。

五、惡勢力的門檻

劉立強案公安移送到檢察院時，是戴著“黑帽子”的，劉立強的罪名有一個組織領導黑社會的大罪。我持續跟省檢、市檢進行了很多輪艱苦卓絕的談判，甚至跟省檢副檢察長劉建寬多次面談，斗智斗勇，最后成功地把黑帽子在審查起訴階段摘了。

我至今記得當時省檢的紅頭文件上寫了三條：第一，因該案暴力性特征不明顯，涉黑改成涉惡起訴。第二，因劉立強和劉王子洋等人身上有明顯的外傷，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第三，劉立強手機內的曾凱峰敲詐劉立強的錄音，請公安機關依法移送檢察院。這份紅頭文件不允許我拍照。

遺憾的是，后兩件事，并沒有真正落實。

雖然去黑了，但劉立強他們真符合“惡勢力”的認定標準嗎？

2019年《關于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惡勢力”的本質特征在于“為非作惡、欺壓百姓”，要求行為人意圖“形成非法影響、謀求強勢地位”，手段帶有暴力欺凌、強制壓迫性。劉立強等人不符合這一標準。

在目的上，劉立強進行民間放貸，意圖賺取高額利息，是單純的經濟利益追求，并非謀求非法影響和強勢地位。《意見》明確：“單純為牟取不法經濟利益而實施的‘黃、賭、毒、盜、搶、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不應作為惡勢力案件處理。”

在手段上，“惡勢力”要求“暴力為主、軟暴力為輔”。本案指控的42起組織內犯罪中，詐騙罪15起、敲詐勒索罪14起——這些是財產犯罪，不是暴力犯罪。全案沒有一起行為造成輕微傷以上的危害結果。最嚴重的所謂“暴力”，是劉立強向李宜隆胸口捶了一拳。這種程度的“暴力”，與《刑法》所要求的暴力不可同日而語。

在危害性上，劉立強等人的行為不具有公開性。他們與借款人在辦公室簽訂合同，討債行為也針對特定債務人，沒有“橫行鄉里、肆無忌憚”的特征。在長沙，龍洋公司或劉立強完全是無名之輩，控制不了任何行業。百度上除了本案由“長沙市公安局掃黑辦”發布要求檢舉揭發的新聞稿外，至今未見任何關于龍洋公司或劉立強的惡劣行為的報道。

劉立強案反映出的，不只是一個案件的定性問題，而是“套路貸”刑事政策在基層執行中出現的普遍性偏差。清華大學法學院張明楷教授在《人民法院報》發表的文章《不能以“套路貸”概念取代犯罪構成》中明確指出：“套路貸”不是一個刑法概念，不是犯罪構成，更不是一個獨立的罪名。認定“套路貸”是否構成詐騙罪，只能根據詐騙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來衡量。有“套路”不等于有詐騙，有“砍頭息”不等于有非法占有目的。這是一個常識，但在基層執法中，這個常識常常被遺忘。

六、程序的崩壞

實體問題之外，程序問題同樣觸目驚心。

絕大部分案件沒有立案決定書。立案是刑事偵查的合法依據，沒有立案，偵查機關收集的一切證據均屬非法證據，應予排除。此后的偵查、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審判都失去了合法性。

多名被告人遭受刑訊逼供，指定監視居住點的監控錄像不提交，被告人被訊問時的同步錄音錄像也遲遲不愿提交。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23條及《公安機關訊問犯罪嫌疑人錄音錄像工作規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及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錄像。本案既在中院審理，最初又按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偵查，卻刻意隱瞞三名主犯的同錄。應當制作同錄而沒有制作，多名被告人提出刑訊逼供，所有案件又都是沒有經過依法立案的情況下進行的非法取證。這種情況下，被告人的全部供述應當排除。

本案系共同犯罪，卻在沒有合法依據下分案審理。長沙市中院審理劉立強等三人，長沙縣法院審理其余十七人。同一公安機關偵查，證據材料基本相同，卻分屬兩級法院。這不僅剝奪了各被告人的對質權，更嚴重損害了上訴權。若長沙縣法院的被告人上訴至長沙市中院，中院已審理主犯，上訴將毫無意義，實質上是將二審終審制變為一審終審。

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我跟趙德芳律師等幾位辯護人在中院為主犯辯護。而我團隊吳曇律師、靳法揚律師、張蕾律師、李雨霞律師以及朱明勇律師、徐昕律師團隊在縣院為從犯辯護，兩個法院幾乎同時開庭，形成了非常獨特的奇觀。我們多次依法申請并案，都不同意。

本案重要證據未移送、重要證人未出庭。劉立強手機中存有曾楷峰等人敲詐勒索的錄音，證明舉報人惡意誣告陷害，卻始終未調取。負責設計借款合同、主導訴訟仲裁的律師劉某某在一審宣判之后卻被逮捕，使得證人一審二審均沒有當庭質證。關鍵事實無法查清。

2025年11月18日，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公訴人出示了一份《撤銷不起訴決定書 》，用來證明追訴程序的合法性，但這份文書在此前的全部案卷中從未出現，辯護律師在6年里從未見過它，檢察機關也從未向劉立強送達過 。

如果申冬求案的相對不起訴決定從未被依法撤銷，那么2021年9月長沙市人民檢察院以“發現遺漏罪行”為由的補充起訴，就失去了程序前提。而這份關鍵文書在卷宗中憑空出現、在庭審中突然出示，其真實性存在重大疑問。劉立強當庭質疑，請求進行司法鑒定，鑒定文書的制作時間、筆跡。

一份疑似偽造的國家公文，出現在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其公訴人在庭上出示了這份文件。

這已經不是定性爭議的問題了。

七、誰在保護“被害人”

劉立強案的荒誕之處，不僅在于證據鏈的斷裂和程序的反常，更在于角色的徹底顛倒。

曾楷峰——敲詐勒索未遂、欠債不還、訴訟纏身——是以“被害人”身份出現在起訴書中的。張某波、孔某、周某文，無一例外。他們主動借款、自愿簽約、逾期違約，最后以舉報的方式將自己包裝成受害者。

他們的舉報材料，取代了證據；他們的個人敘述，取代了事實。

而劉立強——被刑訊逼供、合法債權被生效法律文書確認、六年未獲自由——站在被告席上。

一審被判了十八年，二審改為十七年，牢底要坐穿。

收繳本金2億多。這都是劉立強積攢的合法財富啊。

而那些所謂的“受害人”，原本就是老賴，現在變成了可以合法逃債。

法律所保護的信賴利益、契約精神、程序正義，在這個案子里，被逐一架空。

八、結語

劉立強從2020年5月27日被帶走，至今已在看守所度過六個年頭。六年間，他的母親老了，他的企業停了，他的牙齒松了，他的左耳聾了。

他還在寫信。寫給最高檢，寫給中央巡視組，寫給每一個可能聽到他聲音的人。字跡工整，邏輯清晰，一如六年前。

楊佩蓮——劉立強的母親，八十多歲——也在一封一封地寫信。她的信文筆流暢，字跡工整，透著絕望，也透著不甘。

沒有人回信。

這個案子的最終走向，將不只是一個人的命運判決。它將檢驗在掃黑除惡常態化、政法隊伍教育整頓之后，那些被制度漏洞吞噬的個人，還能不能等到一個說法。那些已經發生的刑訊逼供、程序違法、證據造假，會不會有人追查。那些出現在法庭上的疑似偽造公文，會不會有人鑒定。

法治不是寫在文件里的，是寫在每一個案件里的。當一個案件的程序崩壞到如此程度，當一份疑似偽造的公文可以出現在高級法院的法庭上，當刑訊逼供的受害者繼續被關在監所里——談“法治”兩個字，就太奢侈了。

（根據劉立強案件相關辯護意見、信訪材料以及家屬的陳述寫成，為法學學者客觀記錄法治現象的“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