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科技記者的自白：我被自我量化困住了十年

（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量化指標能為我們提供衡量世界的尺度，使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更加清晰。但你有沒有想過，它同時也在遮蔽和扭曲很多東西？我花了十幾年時間越來越細致地追蹤自己的生活，才真正理解了這個兩面性。這大概既說明了我這個人的毛病，也說明了“衡量”這件事的本質。

跟很多掉進自我量化坑里的人一樣，我一開始收集個人數據是為了追求一堆模糊的目標。作為一個成天坐著不動的科技記者，我想讓身體和情緒好一點，想多出去走走，想給日常生活里的混亂和不確定性找到一點秩序感。這些目標看起來都可以用冷靜清晰的數字來改善。

自我量化的人經常被刻板印象為執迷于自我優化（很多人確實是），但我做這件事的動機一開始不是為了“把生活效率最大化”，而是為了“理解生活的意義”。我沒有過什么“生產力心態”，我對生活竅門、走捷徑、跟別人比來比去也沒太大興趣。我想從指標中得到的——從那條關于健康、工作和社交生活的永不停歇的數字流中領悟到的——是一種更難以捉摸的東西：自我認知。

這是我犯的第一個錯。

“知道得越多就越好”這個觀念深深嵌在我們的文化里，深到指出它都顯得奇怪。至少從啟蒙運動以來，人們公認的求知方式就是測量和量化。畢竟更多知識、更多數據意味著更好的決策，更好的決策意味著更幸福、更充實的人生。至少我們被這么告知，在 AI 時代這種聲音更是越來越大。

2007 年，《連線》雜志的兩位編輯加里·沃爾夫（Gary Wolf）和凱文·凱利（Kevin Kelly）創造了“量化自我”這個詞，幫助啟動了我們現在都身陷其中的這場運動。“如果一樣東西不能被衡量，它就不能被改善。”凱利在一篇早期博客中寫道，很好地模仿了開爾文勛爵的口吻，“所以我們正在尋找盡可能多的個人工具來幫助我們量化自己。”將近 20 年后，大量設備、應用和網站讓這件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它們都是為了幫我們用數字構建自我認知而設計的。

我的第一個工具是 2011 年開始用的一個小塑料夾式 Fitbit。它只干一件事：數我一天走了多少步。作為資深游戲玩家，我對簡單計分系統的激勵作用早已深有體會，希望這個新玩意兒能溫柔地用數字推我一把，讓我放下刷不完的 Twitter，出去走走。走路的時候我偶爾還能冒出一些還算聰明的想法，這似乎是多走路的另一個好處。

但好景不長。我說不準“多接觸大自然”和“想出更好的點子”到底是從什么時候起不再是我的目標了，但我猜也就幾周的事。我能確定的是：最初 6000 步的日標很快變成了 10000，然后跳到 15000，最后定在了 20000，一連好幾年。“變成步數狂”的故事已經是老套了，但它之所以老套，就是因為太普遍了。

沒過多久我就從計步器換成了心率監測器（我也開始跑步了）、智能手表、睡眠追蹤戒指，以及多到讓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各種宏量營養素記錄 App。健康健身之外，我做記者的生涯恰好趕上了社交媒體和 Chartbeat 等網頁分析工具的崛起。這些工具承諾把“工作成就”和“影響力”這些難以衡量的東西也量化——通過追蹤閱讀量、粉絲數、轉發、點贊，以及各種現在分量很重的注意力指標。

十幾年勤勤懇懇地追蹤心率、步數、活動卡路里、睡眠、文章閱讀時長、壓力水平和其他指標之后，我在“更了解自己”這件事上的收獲基本為零。那些如影隨形的數據并沒有為我跟自己、跟工作、跟身邊重要的人的關系增添任何意義或洞察。恰恰相反，我用的數字代理指標越多，對什么事的感覺就越差。

我真正學到的是關于“試圖量化生活瑣事”這件事本身的兩個教訓。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不管你現在收集了多少關于自己的數據，永遠不會覺得夠。前面總有一個新指標在等你，追蹤器總有新的方式來重新組合讀數、更“精確”地衡量什么是“重要的”：心率變異性、每日壓力指數、運動“準備度”、心血管“年齡”。衡量催生更多衡量，沒完沒了。

第二個教訓沒那么明顯，但同樣深刻。你在開始自我量化時的目標越私人、越微妙，你就越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把它替換成某個簡化的指標或排名。想成為更好的記者？何不用閱讀量和排行榜來代替？喜歡做菜想進步？美食圈的邏輯告訴你，食材清單越長、步驟越復雜的菜譜就越好。即使我們心里清楚好新聞的價值不等于有多少人看了，做飯的樂趣既在于即興發揮也在于實驗嘗試，而不僅僅是成功照著復雜菜譜做出一道菜，但一個簡單分數的誘惑很難抵擋。指標會不可避免地重新定義你內心對“什么重要”的判斷，不管你有沒有意識到這個陷阱。

這些年來人們發明了各種詞匯來描述這個現象。猶他大學游戲哲學家 C·提·阮（C. Thi Nguyen）在新書《分數：如何停止玩別人的游戲》中管它叫“價值俘獲”（value capture）。他說價值俘獲發生在你接受了外部的衡量標準，然后讓它們主宰你、卻不根據自己的生活加以調整的時候。“在價值俘獲中，你實質上是在把自己的價值觀外包出去，”阮寫道，“你讓一個外部指標或排名來決定什么對你重要。”更關鍵的是，你也把“自己搞清楚人生意義”這件事外包了出去。這就是為什么我的散步很快從冥想式的漫步變成了追里程。

個人、機構乃至整個社會都可能掉進價值俘獲的陷阱。事實上你一旦開始留意它，就會發現它無處不在——新聞業、教育、商業，還有我們的飲食、我們的愛好，以及我們衡量健康和幸福的方式。阮是這么舉例的：

一家餐廳不再關心做好菜，開始關心怎么提高 Yelp 評分——這就是價值俘獲。學生不再關心學到了什么，開始關心 GPA——這也是。科學家不再關心找到真相，開始關心拿最大的研究經費——同樣是。連宗教領域也逃不掉：一位牧師跟我說他的教會對洗禮率走火入魔了，教會高層搞了一個內部排行榜，牧師們比每月的洗禮人數。這個排行榜開始主導所有人的注意力，他發現自己越來越不關心信眾長期的靈性成長，反而把心思花在了講更受歡迎的布道上，好提高洗禮率、在排行榜上往前擠。

《分數》這本書試圖理清一個阮長期思考的謎題：為什么游戲中的數字和計分系統能帶來那么多愉悅感和沉浸感，但公共指標和機構考核（也就是適用于現實世界的“分數”）卻好像吸干了一切活力，把我們都推進一種灰暗的“打磨優化”心態？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回到了關于數據和量化之局限的一部奠基之作：西奧多·M·波特（Theodore M. Porter）1995 年的《信任數字：科學與公共生活中對客觀性的追求》。

波特是一位研究數字的社會權力的科學史學家。他畢生的工作是搞清楚量化為什么變得如此強勢。他對量化為何天然具有吸引力有一個關鍵洞察。他把量化稱為“一種遠距離的技術”，因為它“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對親密了解和人際信任的需要”。換句話說，指標在不同語境之間傳播極其順暢，容易理解也容易匯總。

不管是學生的 GPA 還是一個國家的 GDP，幾乎人人都能看懂。但這種可理解性是有代價的，波特提醒我們：為了得到一個清晰的指標，你不可避免地要簡化你試圖衡量的東西，大量有層次的、定性的、開放式的信息被丟棄掉，好讓最終的那個數字對所有人都“可讀”。

沒有人（希望如此）真覺得 GPA 能有意義地概括一個學生的全部學習經歷或學習能力，但我們同意使用它，因為更定性的評估讀起來費勁，解讀和比較還需要專業知識。GDP 也一樣——一群經濟學家曾經認為這個數字跟整體經濟福祉相關，于是政客和社會就被綁上了不斷推高它的列車。

這就是所有數據內核深處的張力。任何機構層面的量化都要求評價方法和評價結果能在不同語境中被理解，這嚴重限制了指標實際能衡量的東西。“在價值俘獲中，你最終是把那個被抽離了語境的信息碎片內化了，”他寫道，“你在用一種為了跨語境傳播而被刻意剝離了細微差別的評價技術來指導自己的生活。”

我偶爾會跟“數字型的人”——統計學家、經濟學家，或仍在堅持自我量化的朋友——友好地辯論一番。在耐心聽完我那些“衡量走歪了”的例子之后——比如 1990 年代中期把疼痛量化為“第五生命體征”的災難性嘗試（加劇了阿片類藥物危機），或者“麥克納馬拉謬誤”的無數案例（學術、醫療、政治決策完全基于容易衡量的東西）——很多人會堅持說我誤解了衡量的意義。指標只是手段，他們說，重要的是用它來干什么。換句話說，那些糟糕的結果是使用者的錯，不是衡量本身有什么危險或誤導性。

聊到這里的時候，古德哈特定律幾乎一定會被搬出來，通常是數字信仰者用來解釋“為什么目標會被搞砸”的。這條原則以英國經濟學家查爾斯·古德哈特命名，常見的表述是：“當一個衡量指標變成了目標，它就不再是好的衡量指標了。”我對古德哈特定律有很深的不滿——不是因為它說錯了，而是因為它被人們理解的方式。

正如阮指出的，古德哈特定律幾乎沒有說明指標為什么無法捕捉重要的東西——更沒有說該怎么辦。有人得出的結論是“找更好的指標”。也有人說“別讓指標變成目標”。

這些建議都沒什么用。我認為所有的衡量指標在本質上都是目標，不管你是不是有意為之。指標不可避免地把某個方向或選項呈現為“更好的”，阮在《分數》中寫道——“更長的壽命、更快的學生畢業率、更高的閱讀量、更高的客戶滿意度評分。”人們提到古德哈特定律時談論的其實不是人為失誤，而是衡量本身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衡量確實有著至關重要的功能。它在非常實際的意義上造就了現代世界，包括所有拯救生命、減少苦難、令人贊嘆的科學突破。謹慎使用的話，指標可以讓我們的進步（或退步）更清晰、更透明。碳排放到底降了沒有？指標也能給原來不透明的系統引入問責——比如衡量一家公司是否遵守了法規。它甚至可以讓我們更客觀、減少偏見、推動我們采取行動。

但正如阮在《分數》中反復指出的，指標的根本弱點在于我們用它們來追求那些更微妙、更私人的目標的時候。我想很多人漏掉了一件事：你試圖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壓縮成一個數據點，總會有代價。當我們用指標來理解自己、理解社會關系、理解文化整體的時候，它們永遠無法接近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更糟的是，它們經常會主動遮蔽它們。

今天，我發現數字在我的日常工作、身心健康、人際關系，以及任何我認為重要的生活領域中幾乎提供不了什么。當然我運氣好，目前身體還算健康，不需要追蹤血糖或監測血壓。作為自由撰稿人，我也有幸不用被人塞一堆 KPI、OKR 或其他幾乎所有公司和零工經濟崗位都自帶的量化考核。

但在一個很實際的意義上，沒有人能逃脫指標——尤其是伴隨指標而來的那套邏輯。認知已經變成了數字化的事情，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個越來越把我們看成一串數字、看成“數據主體”的世界里。我認為最緊迫的挑戰是：別讓我們也這樣看自己和彼此。

這不會容易。正如波特、阮和無數哲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已經觀察到的，數字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們今天賦予事物價值的方式——也是我們消化和理解自己跟他人、跟世界之間關系的方式。很多人已經接受了一個前提：指標在人類事務中天然存在，而且人類生活中沒有任何方面不能被某種方式轉化為數據。

那怎么反抗？阮的書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起點。他在《分數》中反復強調的一個道理是：相信數字能真實或有用地反映人的需求和欲望，就是在賦予數字權力。我們至少可以開始認真質疑這個信念，問一問自己為了追逐一個指標，放棄了什么意義和樂趣。

這樣做也許會帶來另一層認識：在數字的游戲里跟數字比，人類注定是輸家。如果我們堅持用注意力指標和生產力評分來表達自身價值，如果我們繼續把智力和創造力變成一系列等著 AI 來超越的基準測試，那我們已經輸了。在一個圍繞指標構建的世界里，機器當然會超過我們——我們造它們就是干這個的。答案不是把自己也變成機器。

真正讓我夜不能寐的是，我們已經太習慣于通過數字來看世界、看自己了，以至于喪失了表達人之為人的根本價值的語言能力。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種能力，尤其是如果我們要充分回答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兩個問題的話：人是干什么用的？AI 又是干什么用的？

在我試圖從一種被數字支配的生活中解脫出來的過程中，我扔掉了花十年攢起來的大部分量化工具，基本退出了社交媒體，不再用 App 追蹤健康和狀態。我現在戴的手表只告訴我時間和日期，別的什么都沒有。

我從自我量化時代唯一保留下來的習慣是走路——當然不數步數。現在我在沮喪或不知所措的時候走路，寫文章卡住的時候走路，想帶狗出去逛逛、跟鄰居聊聊近況的時候也走路。這件事的好處對我來說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只是我沒法用一個數字來表達它們。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6/19/1138778/inevitable-weakness-metrics-quantified-life-book-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