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夯實經濟學發展的經驗基礎

調查研究在經濟學科發展中具有基礎性作用。調查研究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掌握數據，而在于能否圍繞現實問題，通過合適的方法回答“發生了什么”“為什么會發生”以及“應當如何回應”。一些研究往往將調查等同于問卷發放或數據收集，把它視為技術性環節；也有觀點認為，在大數據和行政記錄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傳統調查的重要性正在減弱。這兩種看法看似不同，實際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淡化了調查研究的基礎性作用。

從經濟學的發展脈絡來看，經驗數據無論來自統計體系還是調查資料，始終在理論演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19世紀末代表性抽樣方法的提出，使研究者能夠在有限樣本基礎上對總體作出推斷，這為經驗研究提供了關鍵的方法支撐。進入20世紀，隨著國民收入核算體系逐步建立，以及住戶調查的持續開展，經濟學的研究路徑也隨之發生變化：單純依賴演繹推理的分析方式開始讓位于以經驗事實為依據的解釋框架。凱恩斯提出消費函數，是受當時收入與消費關系統計事實的啟發，采取的是高度抽象的理論形式。庫茲涅茨利用長期數據發現，平均消費傾向并未隨收入上升而持續下降，而是保持相對穩定，這一發現與凱恩斯的理論預期形成明顯差異。為回應理論與經驗事實之間的偏差，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分別提出永久收入假說與生命周期理論，對消費行為作出新的解釋。可見，經驗數據并不僅僅用于檢驗理論，它往往也會推動理論的調整甚至重構。

在更微觀的層面上，調查研究與理論之間的聯系則表現得更為直接。許多具有影響力的理論，并不是先驗設定的結果，而是在對現實行為的持續觀察和調查基礎上逐漸形成的。以農業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為例，舒爾茨及其后續學者通過大量關于農戶生產行為的經驗研究，逐步形成“理性小農”的分析視角，從而修正了早期將農民簡單視為非理性主體的認識。這一變化不僅影響了對農業生產行為的理解，也改變了技術推廣和人力資本投資等領域的研究路徑。托達羅關于城鄉遷移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流動現實特征的概括之上，其“預期收入差異”假設成為解釋遷移行為的重要基礎。迪頓基于家庭調查數據對消費與貧困問題展開的系統研究，使發展經濟學轉向以微觀行為為基礎的研究路徑。

調查研究在方法論上具有重要意義。其價值不僅體現在經驗材料的獲取，更在于將研究問題轉化為可分析的操作對象。通過調查設計，抽象的理論假設被具體化為可觀測變量，使研究問題嵌入現實情境并進入經驗分析框架。從這一意義上看，調查并非附屬于研究過程的操作性步驟，而是貫穿問題設定與經驗實證的關鍵環節，其設計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研究結論的識別路徑與解釋邊界。

盡管調查研究在方法論上具有重要意義，但在具體實踐中仍然面臨理解偏差。比較常見的情況有三種。第一種是將調查視為一個獨立環節，只關注數據獲取，而忽視其與研究問題和理論框架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在經濟學研究中，問卷設計本身就是理論假設的具體化形式，變量如何設定、問題如何表述、樣本如何選擇，都會直接影響后續的識別策略。如果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哪怕調查規模再大，也難以形成有解釋力的結論。第二種是對數據與方法的過度依賴。隨著計量工具和計算手段的發展，研究在形式上變得越來越復雜，但技術本身并不能替代對現實機制的理解。一旦忽視制度背景和行為邏輯，再精致的模型也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嚴謹。第三種是樣本選擇偏差。樣本是否具有代表性，直接關系到研究結論能否推廣。經濟學已經發展出一系列處理選擇偏差的方法，但如果調查設計本身存在缺陷，數據質量問題仍然會對因果推斷產生根本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調查不僅是數據來源，更是研究設計的一部分。

過去幾十年，經濟學經歷了以因果識別為核心的轉向，這一變化也進一步凸顯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的重點逐漸從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轉向對政策和制度影響的因果分析。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自然實驗還是隨機對照實驗，都離不開高質量的微觀數據支持。201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班納吉、迪弗洛和克雷默，其方法的核心就在于將現場實驗與調查數據結合，通過對個體行為的細致觀察來識別政策效果。這一研究路徑的興起，使調查研究逐漸擺脫單純作為數據獲取的手段，而在識別策略中發揮出更為基礎性的作用。

從中國的實踐來看，調查數據驅動的因果關系研究同樣日益凸顯。近年來，“中國家庭追蹤調查”“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以及“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等一系列微觀數據庫不斷完善，并在學術研究中產生了廣泛影響。這些數據為收入分配、消費行為與金融參與等問題提供了更加細致的觀察基礎，也使相關理論能夠在中國情境中接受更為嚴格的檢驗。以“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為例，相關研究利用其數據，發現住房財富對消費的影響并非僅通過收入效應發揮作用，還通過資產結構、信貸約束以及預期等多重渠道影響家庭決策。這表明，在以不動產為主的財富結構下，傳統生命周期理論中的部分假設有必要重新加以審視。類似地，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所揭示的代際支持模式顯示，家庭在養老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可能比標準模型設定的更為關鍵。由此可見，中國的調查數據不僅提供了新的經驗證據，也在持續推動理論框架的調整。

在大數據和行政記錄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調查研究的價值并未被削弱。大數據在刻畫行為軌跡方面具有規模和頻率優勢，但在偏好、預期以及制度約束等關鍵變量上往往信息有限，而這些正是經濟分析不可或缺的內容。相比之下，調查研究可以通過有針對性的設計獲取相關信息，從而在結構分析和因果識別中發揮獨特作用。因此，將大數據分析與調查研究簡單理解為替代關系并不準確，更合理的認識是它們在不同層面上互補。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調查研究不僅關系到具體研究的質量，也關系到學科發展的基礎條件。無論是理論建模還是計量分析，都離不開可靠數據的支撐。這意味著，有必要在制度層面持續推進高質量調查的開展，同時在研究訓練中強化問題導向與調查設計能力，使調查真正嵌入研究過程之中。

經濟學的發展，從來不是在抽象模型中自我演進，而是在不斷回應現實問題的過程中逐步推進。只有建立在扎實、規范且持續的調查研究基礎上，經濟學才能形成中國學派，既有效解釋中國經驗，也在更廣泛的比較視野中提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論命題。這既是方法論層面的要求，也是學科發展的內在方向。

作者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副校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余朋翰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